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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向西推进，追击溃退的中国军队，向中国首都南京进军。中国军队未能在上海以西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日军包围南京城后，于1937年12月10日发起总攻。3天后，南京陷落。随着城市被攻占而来的是大肆集体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与平民，到处强奸妇女，四处掳掠，大规模地焚烧。放纵的日本兵对城市及其居民犯下了暴行。根据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日后所作的估计显示，在日本人攻占后最初的六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与战俘的总数超过20万。殡葬团体和其他组织统计他们掩埋了15万5千多具尸体，这一事实证实这些估计并不夸张。他们还报告说，大多数尸体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这些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日本人焚毁，或扔进扬子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 [1]
法庭的判决书陈述了强奸妇女的情况：
有很多强奸案。处死是稍有不从的受害者或者试图对其加以保护的家人经常遭受的惩罚。全城各处，甚至稚嫩女孩与老年妇女也被大批强奸，很多强奸案中还伴随着变态的施虐行为。很多女性在遭受凌辱之后被杀害，肢体支离破碎。日军占领之后最初的一个月内在城内大约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案。 [2]
除了残暴地对待中国人以外，日军不加区别地闯入、洗劫、掳掠外国财产，侵犯外国利益。在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之前，所有的外国外交官都已撤离。然而，仍有少数西方籍公民，包括14名美国人，在城市遭围困与大屠杀期间一直留在城内。在致力于为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提供食物和房屋，以及保护难民免遭日军迫害的同时，留下来的美国居民也尽其所能地试图保护美国财产。然而，他们的努力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虽然他们多次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城里的14名美国人联合要求美国外交官回城，希望他们能对美国的财产和利益提供有效而充分的保护。随着市政系统的崩溃，电话、电报和邮政服务不复存在，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送任何信息的唯一途径是向日本当局寻求协助，通过他们的军用无线电设备发送电报。美国人两次提出发送电报的请求，但是日本人一直没有将电报发出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指示，一旦局势明朗，美国外交官将返回南京。日本人攻占南京两周后，美国军舰瓦胡号搭载着3人美国领事小组，于1937年12月28日从上海启程，前往位于南京上游约20英里的安徽和县，打捞在南京遭围困之际于1937年12月12日被日军飞机炸沉的美舰巴纳号。在协助打捞作业，特别是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财物从巴纳号的保险柜中打捞上来后，领事小组将在南京登岸，重开大使馆。
美舰瓦胡号于1937年12月31日下午2时30分驶抵南京水域。观察到江边一带呈现出一片惨败混乱的景象，听到步枪的射击声，在城内各处见到小火在燃烧。 [3] 停泊在南京旁边的英国军舰蜜蜂号船长告知美国官员：“〔日军〕仍不允许外国人在南京登岸，根据日军司令官代表的说法，1月5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上岸。他们所给的理由是，‘扫荡’行动仍在进行中，还不安全。” [4] 随后，瓦胡号在次日早晨驶往巴纳号沉船地点。
到1938年1月4日，在已将所有可能从巴纳号找到的东西打捞上来以后，美国外交官仍然没有获准在南京登岸。 [5] 然后，瓦胡号于1月5日驶往上游，前往距离南京约50英里的城市芜湖，运送医疗用品给芜湖总医院，并查看美国居民和财产的情况。他们从留下的美国传教士那儿获悉，“日军占领最初的一个星期里‘残酷对待并屠杀平民，肆无忌惮地掳掠破坏’城内的私人财产。外国人的人身能受到尊重，但无人看管的财产一般均遭偷盗。” [6]
美国官员最终在1938年1月6日上午11时获准在南京登岸。他们“受到非常合作的日本领事、海军和陆军代表的接待”， [7] 不过他们对日本官员的印象很快就会改变。
美国领事小组以三等秘书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为首，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与编码职员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为他的工作人员。
约翰·摩尔·爱利生（1905—1978）1905年4月7日在堪萨斯州的小镇霍顿（Holton）出生，是奥斯卡·约翰·爱利生（Oscar John Allison）与安妮·B.摩尔·爱利生（Annie B.Moore Allison）的独生子。他的父亲从事火炉经销、维修的生意，在他年幼时便举家迁往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市（Lincoln）。爱利生在林肯长大、就学，1922年从林肯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主修政治学，辅修英文。在他读大学二年级时结识了亚瑟·约金森（Arthur Jorgensen）。约金森多年前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曾在日本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了15年。此时，他回到母校主持内布拉斯加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与约金森的交往对爱利生往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以后，爱利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向往能够去亚洲，而不是欧洲。” [8] 在约金森的影响下，爱利生决定去日本教英文。1927年6月大学毕业后，爱利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安排下前往日本教书。
爱利生在日本待了两年，先在神奈川县的小田原（Odawara）中学、厚木（Atsugi）中学两所学校教英文，以后于1928年4月在位于京都舞鹤地区的日本海军机关学校（Naval Engineer Officer's Academy）教英语。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利生在火车上和一位美国商人相遇。闲谈之余，这位商人介绍爱利生去上海工作。于是，爱利生在1929年6月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推销经理。在上海，爱利生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年轻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同情中国革命的爱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y），还有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Omaha）的老乡亚瑟·雷渥特（Arthur Ringwalt）。雷渥特当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不是个从商的好年头。大萧条的到来断送了无数人从商谋生的前程。眼看着爱利生就要失业的时候，老乡雷渥特在1930年4月把爱利生介绍进了上海总领事馆，在商务处做个职员，由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30年10月正式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资格考试之后，他晋升为副领事，被派往驻日本神户领事馆工作。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日语，他在1932年2月到驻东京大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大大提高了他的日语能力。其间，他于1932年圣诞节为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Helen Folster）在东京操办婚礼。爱利生本人做伴郎，并说服在东京一所美国学校教授法语的玛丽·简妮特·布鲁克斯（Marie Jeanette Brooks）做伴娘。6个月后的1933年6月，爱利生又成功地说服帮忙做伴娘的布鲁克斯小姐做自己的新娘，不过，这段婚姻最后以离异而告终。
1935年11月，爱利生晋升为领事，被派往驻大连领事馆，1936年7月又奉调至驻济南领事馆。爱利生在日本生活了6年，在中国一直被安排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岗位上，1937年9月，当日军逼近黄河，离济南城只有4英里之际，他奉命关闭领事馆，撤往南京。此时，爱利生晋升为三等秘书，在南京待到11月，但日本人并没有越过黄河进入济南，许多离开这座城市的美国人也开始返回。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杜鲁斯勒·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批准他返回济南。 [9]
然而，爱利生抵达济南仅几天，形势骤变。很明显，日本人将渡过黄河，进攻济南已迫在眉睫。爱利生接到国务院的指示，要他经青岛、上海，撤往南京。他在感恩节前抵达上海，当时南京周围的局势随着日军向中国首都逼近而变得紧张起来。驻上海总领事克莱伦斯·爱德华·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认为，爱利生在这种情况下去南京是不明智的。他给华盛顿发电报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爱利生应该留在上海，直至局势明朗。” [10]
日军攻占南京15天后，战事稍平，爱利生就率领美国领事小组于1937年12月28日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程，并于1938年1月6日获准进入南京，重开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甫抵南京，爱利生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后来成为“爱利生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南京工作的7个多月里，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也给后人留下大量涉及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之后南京状况的珍贵记录。
爱利生1938年8月10日离开南京，回国休假。途中，在日本将1937年8月便从济南撤往东京的妻子简妮特接上船。夫妇俩回到内布拉斯加，和他的双亲久别重逢的喜悦自不待言。1938年底，爱利生奉调到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方羁押了6个月，直至1942年6月美日两国相互交换被扣留人员。从1942年至1945年，爱利生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二等秘书，以后升任一等秘书。战后，他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1946—1948），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950—1952）。在和日本谈判和平条约时担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tster Dulles）的特别助手。他还出任过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52—1953），美国驻日本大使（1953—1957），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7—1958）。他由于同情印尼总统苏加诺而和美国国务院决策层发生龃龉，遂被调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0），这也最终导致他在1960年6月离开外交界，到夏威夷大学任教。爱利生1978年10月28日在檀香山辞世。
爱利生曾于1973年出版回忆录《来自草原的大使（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其中第三章讲述了他1938年在南京的经历。
詹姆斯·爱斯比（James Espy，1908—1976）1908年3月23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父亲亚瑟·爱斯比（Arthur Espy）是当地富有的银行家，担任南俄亥俄州储蓄银行的总裁；母亲为伊丽莎白·戴维斯·西里·爱斯比（Elizabeth Davis Seely Espy）。爱斯比自幼在辛辛那提长大，就读核桃山中学与休斯高中。此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3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剑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深造一年，随后在辛辛那提大学修读法律课程。他于1932年在辛辛那提市福利局工作6个月。然后他进入银行金融界，主要从事贷款和房地产财会部门的工作（1932—1935）。
爱斯比1935年10月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任副领事。在外交学院学习数月后，于1937年4月被调往驻上海总领事馆，同年底随爱利生、麦克法瑾前往南京。虽然在困苦紧张的环境里工作，但爱斯比在南京工作勤奋，效率极高，展现了他在进行调查、整理材料、撰写报告等方面的出众才华。记载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重要的两份长篇报告即由其整理撰写。他也多次向日本当局抗议日军侵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财产。爱斯比1938年6月3日离开南京，奉调至驻广州总领事馆。1938年底晋升为三等秘书，调任驻东京大使馆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也和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本当局羁押了6个月。
此后三年，爱斯比在美国驻中东的使领馆任职，1942年7月在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工作，同年10月调往驻埃及亚历山大港总领事馆，1943年4月到驻开罗大使馆，并于1944年晋升为二等秘书。战后，他于1947年奉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担任北方与西部海岸事务的助理主管，1948年被调至驻玻利维亚拉巴斯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51年任职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1952年为驻奥地利萨尔斯堡（Salzburg）领事，1953年任驻锡兰科伦坡大使馆公使，1956年担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公使。爱斯比1963年退休，1976年1月27日在华盛顿特区逝世。
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Archibald Alexander McFadyen，Jr.，1911—2001）1911年8月20日在中国江西庐山牯岭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的家庭。其父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长期在徐州行医，1938年夏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日军占领徐州后的残暴行径。 [11] 小麦克法瑾在中国长大，曾就读于上海的美国学校，以后回美国乔治亚州罗马小镇上中学，1935年毕业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卫逊（Davidson）学院，主修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即返回中国，供职于中华全国饥馑救济委员会。
他于1937年4月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开始了外交生涯。同年底前往南京，参与了调查日军暴行及美国财产和权益遭破坏、损失的工作。他在南京工作的时间短暂，于1938年3月13日奉调回上海总领事馆。
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上海和其他美国外交官，包括总领事弗兰克·普鲁特·洛克哈特（Frank Pruit Lockhart）一道被羁押了6个月，直至1942年乘坐交换外交人员的船只被遣返。此后，他先后任职于美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1942年9月），驻重庆大使馆（1943年10月），驻昆明总领事馆（1943年12月），并晋升为副领事。战后，他辗转于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工作，包括驻上海总领事馆（1945年9月），驻天津总领事馆（1946年1月），驻爱尔兰都柏林大使馆（1946年9月）和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1949年2月）。
1950年，他被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任职。然而，1955年10月，与他相伴17年的妻子海伦·叶茨（Helen Yates）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尤其是另一个家庭悲剧接踵而至，他的长子在1956年1月病逝，使他难以承受。他的精神和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导致他无法继续在外交界工作，病退离职。此后30年，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打零工、杂活，诸如在餐馆厨房洗碗谋生。他于1962年与爱瑟·肖布（Either Schaub）结婚，并于1986年移居纽约。麦克法瑾2001年3月1日在纽约州克林顿的凯瑟琳·路德之家老人院去世。
1938年5月4日，另一名美国外交官，三等秘书查尔斯·阿尔伯特·库柏（Charles Albert Cooper，1908—1960）抵达南京，作为5月去上海休假的爱斯比副领事的替换官员。爱斯比6月3日调往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之后，库柏接替爱斯比的工作。库柏1908年10月21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洪堡（Humboldt），1930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是爱利生的校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华盛顿特区的克劳福德研究生院，准备从事外交职业，并于1931年9月开启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在美国驻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领事馆任职员，同年12月晋升为副领事。1932 年12月被调往驻广州总领事馆。1933年8月起在驻东京大使馆参加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再度和爱利生成为前后同学。1935年至1937年，他在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和名古屋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37年10月调至驻上海总领事馆，1938年5月前往南京，并晋升为三等秘书。
库柏抵达南京之际，暴行案件的数量已大为减少，但他参与了为美国公民申报财产遭日军破坏所受损失索赔的工作，并为这些美国受害人准备宣誓作证的材料。他在南京工作到1939年7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驻东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并被羁押至1942年9月遣返回美国。由于羁押期间及遣返途中生活条件极差，回美国不久即患中风，并从未完全康复。结果，他一度丧失了说话和走路的能力，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离职，回老家养病。病情稳定时，能够为家庭办的企业做些会计之类的工作，但最终于1960年6月3日在老家洪堡病逝，年仅51岁。
刚刚抵达南京，爱利生及其工作人员就与那些留在城内并目睹暴行的美国居民会面，并着手对美国财产损失开展正式的调查。虽然在所有的美国房产上都张贴着中文、英文和日文的官方布告，希望日本兵尊重这些房产，但这显然是徒劳的。美国外交官从传教士那儿听说：
大使馆三等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的小别墅遭洗劫，留在屋子里的中国仆人遇害。这再真实不过了。小别墅被完全毁坏，房门只有一个铰链还连着，窗户被打破，书籍、文件、破损的床单、枕套、撕破的地毯四散在地板上。显示这是美国财产的告示被撕成两半。仆人的尸体已被搬运走。我们发现许多美国人家里的情况相似。最大的一座房屋座落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山丘上，显然在炮火线上，几面墙壁上都有被炮弹射穿的大洞，屋顶大部分被烧毁。炮击之后，日本兵蜂拥而过，大部分可以搬运的家具都被劫走，还有盘碟、餐具、床单、毯子，以及任何可以塞进衣袋里的东西都被席卷而去。看房子的中国人还在那儿，只是身首两处，躯干在后花园，头颅在前面的花园里。” [12]
根据美国居民的报告和他们自己的调查，爱利生就侵犯美国财产的行为多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还将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及其他电报几乎每天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国与日本的其他外交机构。爱利生一天之内发送数份电报的情况也并不少见。1938年1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爱利生在给驻华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电文中报告了自从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财产遭到大规模洗劫的情况。” [13] 数天后，《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国务院今天宣布，驻南京领事约翰·M.爱利生已照会日本大使馆，尽管先前美国提出抗议，但日本兵持续闯入美国产业，抢劫美国机构的商品，劫持机构的员工。” [14] 美国人的抗议似乎并没有制止这些非法的行为，与此同时，爱利生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1938年1月23日，他的抗议报告再次出现在《纽约时报》上：
虽然美国通过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数次提出正式抗议，但美国国务院今天从身处沦陷的中国首都的美国领事约翰·爱利生那儿获悉，日军仍在南京抢劫美国人的财产。美国人的房屋中有一定数量的财物被抢劫走，有一次，在美国建筑物中躲避的10名中国妇女被强行劫持走。……
“他报告的最近一个，也是最明目张胆的案子，”公告说，“发生在1月18日上午，日本军人与两辆卡车进入属于联合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运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在搬运钢琴的过程中，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爱利生领事进一步报告，他多次提请日本大使馆注意这些问题，但这些仍然每天都在发生。” [15]
由于爱利生的报告，日本外务省向南京的外交官发出指示，东京最高统帅部也命令上海和南京的日军当局“禁止擅自闯入美国房产”。 [16] 结果，爱利生的报告极大地激怒了南京的日本当局和军人。代总领事福井淳公然指责爱利生“只听信那些偏护中国人的美国传教士”以及他“不应过于轻信他们的申诉”。为了反驳这一指责，爱利生决定“亲自调查下一个报告来的日军非法擅闯的案件”。 [17] 他根本不必等待。当天下午就有人向他报案。
1938年1月25日，任教于美国机构金陵大学的马内·舍尔·贝茨报告说，前一天晚上，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强行闯入金陵大学的农具店，绑架了一名中国籍女性员工。那个妇女说她被强奸了3次才被释放。贝茨和另一位任教于金陵大学的美国人，查尔斯·亨利·里格斯询问了这位妇女，向她了解情况。她指认自己被强奸的地方是天主教牧师以往的住所，后来被日本兵占用。爱利生就此案照会了日本大使馆，并安排与日方在第二天进行联合调查。1月26日下午，在日本领事警察和便衣宪兵的陪同下，爱利生和里格斯先到农具店询问其他中国雇员，然后将女子和另外两名中国男职工带到那座房屋。抵达后，女子和其中一名中国男子被日本人推搡着进入院门。爱利生和里格斯正讨论着他们是否应该陪同女子进入那座房屋。 [18]
宪兵警告爱利生和里格斯说，他们最好不要进入房屋，但并没有肯定地说他们不能进去。由于以前中国人没有陪伴而遭受虐待的情况，他们决定跟随他们进入大院。刚刚走进大门，他们停下商量。
正商量间，一个日本兵愤怒地冲过来，用英语大声嚷嚷，“退出去，退出去”，与此同时，把我往后推向大门。我慢慢向后退，还没来得及出门，他就打了我的耳光。然后转身同样打了里格斯先生。和我在一起的宪兵只稍微作了制止日本兵的动作，其中一个宪兵用日语说，“这些是美国人”或者意思差不多的话。这时我们已到大门外的街上。一听说我们是美国人，那个日本兵气得脸色发青，重复“美国人”这个词，并企图袭击离他最近的里格斯先生。宪兵制止了他，但他已把里格斯的衬衫的衣领和纽扣撕扯下来。此时，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出现了，对我们无礼地大声叫喊。里格斯和我没有碰过日本兵，除了和跟我们在一起的宪兵说过话，我们没有和任何日本兵讲过一句话。 [19]
爱利生立即和里格斯还有那个妇女一起前往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的抗议。他向国务院报告该事件之后，国务卿考德尔·豪尔指示格鲁大使在东京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最终正式道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作为日本政府的特使被派往南京，亲自向爱利生道歉。
爱利生及其领事小组在南京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外交使命。打耳光事件丝毫没有阻止他们继续从事维护美国公民人身安全、保护美国权益免遭日军侵扰的努力；也没有阻止他们不遗余力地尝试为中国老百姓争取起码的人道待遇，尽管他们不得不在艰难困苦、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工作；更没有阻碍他们忠于职守，日复一日持续不断地把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中真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和在汉口的美国大使。
一、二月间，爱利生及其领事小组忙于和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及其他西方人士会谈，巡视美国产业，进行调查，记载并报告了他们抵达之前，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情况：日军的暴行和美国权益遭受的损失。他们还不断地向日本大使馆就日军持续地侵扰美国财产提出抗议。在此期间，除了爱利生报告每日发生情况的电文外，爱斯比编撰的容量极大的两份报告出色地将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之后那段时间日军的暴行，对美国财产的侵犯记载下来。《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是一份长达135页的文件，其中包括30个附件。该报告采用了亲历南京城陷及大屠杀的美国公民和其他西方人士的目击证词，记载了大屠杀期间和之后那段时间里日军的暴行。爱斯比的第二份报告《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共计165页，含有71个附件，详细记录了日军侵犯美国财产与权益的情况。在记载侵犯财产情况的同时，该报告所附的文件也描述了日军的暴行。
到春暖花开以后，日军侵扰案件数量才逐渐减少，安全地在南京街头行走才变得可能。三、四月间，美国外交官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监视并报告日本人扶持的华中维新政府的酝酿与成立，该政府的活动及其实施的方针政策；对日方追索日军对美国财产造成损失的赔偿；并争取让美国传教士能在南京上海之间往返旅行，并为美国商人获准来南京巡察他们的生意和产业而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并不太成功。直到1938年5月，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才能比较自由地在南京上海之间来往，疏散到外地的美国传教士直到1938年6月才被允许返回南京，而美国商人则迟至1938年7月才最终获准回南京作短期的逗留。
相对说来，五月较为平静，但六月和七月，爱利生非常繁忙，处理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詹姆斯·克劳德·汤姆森（James Claude Thomson）被打耳光事件，施美洋行（Werner G.Smith）的桐油事宜，以及芜湖诊所骚扰案。还要为数名财产遭到日军严重损毁的美国公民准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寄往国务院、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与驻上海总领事馆。
爱利生和他的同事们留下的大量电文、报告等文件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揭示了美国外交官与日军当局和日本外交官进行的艰巨而毫不留情的斗争，显示出他们辛勤努力，为保护美国权益而工作，为中国百姓维护最起码的人道待遇。美国外交官所作的努力和当时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也是一致的：虽然在中日冲突的最初几年美国政府保持中立，但是美国人同情中国，反对日军的侵略与暴行。
这些外交电文、报告等文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解密，现藏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搜寻到的，由爱利生和其他外交官在1937年12月28日至1938年8月10日之间从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或美舰瓦胡号发出的外交文件计有189件，其中有164份电报、16份报告、5个月度总结报告、两个备忘录和两个信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份报告包含报告本身，以及作为附件的原始文件、信件，以提供有关事件或案情的详细信息。除了爱斯比的两份报告，其他14份均由爱利生撰写。作为使馆的最高官员，爱利生为爱斯比的两个报告写了简短的信函作为封面，以示其批准了报告的内容。
164份电报可大致归为三大类：1）报告南京当时的情况，绝大多数电报属于这一类；2）在南京的美国公民通过使馆向在美国国内的工作单位、亲朋通报情况、报平安的电报，或者外交官对美国国内发来询问情况、询问亲朋在中国现状的电报的回复；3）南京使馆涉及给养、人事变动、工资奖金等的工作电文。除去小乔治·爱契逊（George Atcheson，Jr.）本人拍发2封以及由高思转发的2封，库柏发的4封，以及罗勃特·莱斯·史密斯（Robert Lacy Smyth）发的一封，其余154份电报均由爱利生签发。爱利生1938年5月16日所发、没有编号的电报起初拍发给在汉口的美国大使约翰逊，再由约翰逊在其编号为261的电报中转发给美国国务院。
5份月度情况总结报告的电文都由爱利生起草，拍发给美国驻北平大使馆。每个月，北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劳伦斯·尤笛斯·赛斯伯雷（Laurence Eutis Salisbury）都要起草一份全中国情况的总结报告，因此要求美国驻中国各地的使领馆报告各地当月的情况。爱利生的月度情况总结报告对南京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形势、经济情况和军事活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爱利生签署了两封发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和机构的信件。这些信件涉及美国公民及机构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日军造成的财产损失要求时应遵循的原则与程序。两份备忘录由爱斯比起草。第一份是有关日军非法闯入美国和意大利房产的备忘录。第二份备忘录涉及日军占领下南京港口设施的状况。
本书收录了爱利生及其他美国外交官1937年12月28日至1938年8月10日从南京发出的16份报告、5个月度总结报告、两个备忘录、两封信件，以及158份电报。还收有另一份报告，即詹姆斯·亨利·麦考伦（James Henry McCallum）的财产赔偿要求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38年8月23日由接替爱利生的史密斯签发，但是这些由日军造成的财产损失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之间，相关的宣誓证词和其他文件都是在爱利生离开南京之前准备好。这样，本书共收录了184份各类外交文件，按时间顺序及各个阶段的主要事件编成8章。
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删除了每个电报开头和结尾处的通信标签，并给每份电报冠以日期与时间，以便将它们连贯排列在一起，从而使读者觉得本书似乎是爱利生逐日记录下他在南京的那几个月中亲身经历并由他组织安排的活动，处理各类事件的一个连贯的叙述。为每份文件加了脚注，以注明电报的号码，国务院档案编号或南京大使馆文件号码（如果有的话），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组、文件盒号码或卷数。除了约翰逊转发的261号电报，爱契逊的两封电报与高思转发的的另外两封电报，库柏发的4封电报和史密斯所发149号电报，其他的电报均由爱利生拍发，并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约翰逊、爱契逊、高思、库柏与史密斯的电报均保留了原始的格式，包括签名，而爱利生拍发的电报，签名则予以删除。同时，所有的报告、备忘录和信件都保留了原来的格式，并按时间顺序插入爱利生的电报之中。
这些外交文件从近距离详尽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虽然在美国外交官抵达南京之时，最残酷的暴行已经结束，但是日军肆意摧残的痕迹在全城随处可见。他们到达的当天，日本官员告诉他们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体，但是，“仍然可以在房屋内、池塘里、偏僻些的街道旁见到尸体”。美国外交官亲眼目睹了“在使馆附近的小池塘里打捞尸体，捞上来二、三十具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 [20] 抵达南京数小时后，爱利生向国务院报告了日军“触目惊心地肆意屠杀中国平民、强奸妇女的情况，有的就发生在美国人的房产上”。 [21]
美国外交官在和留在城内的美国居民访谈，再亲自调查、查证之后，向华盛顿与驻中国、日本的使领馆报告了日军在他们抵达之前犯下的暴行。爱斯比在《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报告，美国目击者所有的思绪似乎都集中于南京发生的情况，他们描述了日军进城以来触目惊心的恐怖与暴行：
他们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军占领之际降临并笼罩着全城的恐怖画面。他们以及德国居民讲述了这座犹如被捕获的战利品而落入日军手中的城市的情况。这不仅仅是在有组织的战争过程中被占领的城市，而且是被入侵的军队攫取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成员似乎对战利品猛扑上去，毫无节制地掳掠，施以暴行。更为完整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并没有得出能质疑他们所提供材料的事实。留在城内的中国平民犹如难民拥挤在所谓的‘安全区’的街道上，他们中许多人赤贫如洗。屠杀男子、妇女、儿童，闯房入舍，掳掠财产，焚烧、毁坏房屋建筑的确凿证据几乎无所不在。 [22]
根据外籍目击者的叙述，“数以千计的日本兵仍继续蜂拥在城内，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行”，那些“被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 [23] 12月13日夜晚与14日清晨，日军派遣一队队的日本兵去搜捕、清剿留在城内的中国军人，“在城内所有街道与建筑物里进行仔仔细细的搜查。曾经当过兵的，以及被怀疑当过兵的人都被有组织地枪毙。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估计以这种方式被处决的人远远超过两万人。日军似乎没有对当过兵的人和那些实际上从未在中国军队服役者加以区别。如果稍微怀疑一个人曾经当过兵，这个人肯定会被押走枪毙。日本人要‘歼灭’所有中国政府军队残余份子的决心显然是不可变更的”。 [24]
爱斯比还选取几个集体屠杀的事件作为例证。12月15日或16日，一队日本兵开到英国公司和记洋行，当时有54名下关电厂的雇员在和记洋行避难，但是其中11个人同时也在和记洋行兼职。日本人认定其中43名电厂的全职雇员曾为中国政府效力，将他们押走，全部枪毙。 [25]
12月25日前后，日本军官来到金陵大学，登记在大学校舍里避难的3万多中国难民。日本军官向难民宣布，如果以前在中国军队服役的难民自己坦白出来，他们将受到保护，虽然他们得给日本人干些活。一连重复了几遍他们将受到保护的话。但是，如果他们不坦白，以后被发现当过兵，肯定要拉出去枪毙。 [26]
由于这一受到保护的保证，大约200个人向日本人坦白他们曾经是中国军人。因此他们被押走。4、5个伤势严重的人后来回来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这200个人和其他在路上抓来的中国人一道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押到不同的地点，或者被刺杀，或者被日军行刑队枪毙。只有这4、5个受了伤、搁在那儿等死的人成了这场屠杀的幸存者。 [27]
日军部队在搜捕、屠杀中国军人的同时，两、三成群的散兵游勇任意在南京全城游荡。这些游荡的日本兵在南京犯下最恶劣、最恐怖的罪行。到底是日本兵受命可以随意胡作非为，还是日军进城后完全失控，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28]
日本兵到处搜寻当地的妇女供其强奸。外国观察者相信，日军占领的最初几周，每晚有1000多桩强奸案发生，一个美国人统计，在一处美国房产上，一个晚上发生了30起强奸案。 [29] 美国居民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记载下许多桩强奸案。以下是爱斯比1938年1月报告中的两桩强奸案：
115.12月19日下午，在希尔克里斯特美国学校，日本兵企图强奸一位有6个半月身孕的19岁姑娘，她进行反抗，日本兵用刀（或刺刀）刺她。她胸部被刺19刀，腿上数刀，腹部有一很深的刀伤。已听不到胎儿的心音。她现在鼓楼医院。（威尔逊）
…… …… ……
117.12月19日，金陵大学蚕桑大楼难民营报告，从昨晚8时到今天凌晨1时，共有8名妇女遭强奸，其中一位妇女被刺。试图保护这些妇女的4名男子都被刀捅刺。被劫持走的妇女均陆续被放回来了。（第六区吴国京） [30]
时至1938年1月22日，爱利生和其他美国外交官“仍持续收到美籍居民平均每天3到4次在安全区内的强奸或图谋强奸案件的报告。还有多少没有引起美国人注意的案件发生，那根本就不可能说得清”。 [31]
进行屠杀与强奸的同时，四处掳掠的日军彻底搜索、劫掠了全城。日本兵闯入、洗劫了几乎每一栋房屋、建筑，并将中意的物品掳掠而去。 [32] 根据国际委员会和美国居民提供的情况，以及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调查，可以相信在南京几乎没有一处房舍未被日军闯入、掳掠。
不管这座院子、房屋、商店或建筑物是外国教会的产业，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个人的房产，统统被闯入，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洗劫、掳掠。人们都知道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使馆被闯入，物品被抢走。据报告，意大利大使馆的遭遇也一样。1月1日，俄国大使馆被神秘的大火焚毁。我们察看过的，或美国居民报告的美国房产无一例外地被日本兵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闯入。甚至现在有美国人居住的住宅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撰写这份报告时为止，美国居民与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仍在不断地将闯入外国人房产，搜寻财物与妇女的日本兵驱赶出去。 [33]
然而使南京的房产遭受最严重损失的是焚烧。城南遭焚烧所受损失最为严重。外交官巡视了南京这片商业闹市区，看到成片街区的房屋建筑被烧毁。许多街区中仅剩下10来栋或更少的房屋兀立着。在很多情况下，主要街道上临街的建筑被焚毁，而后面的房屋大都没有被烧到。纵火或其他原因任意造成的焚烧遍及全城。在许多街道上，有些间隔在完好的房屋之间的建筑被完全烧毁。甚至在爱斯比撰写这份1月25日报告时仍可见到数处大火在城内燃烧。 [34]
在报告中，爱斯比还驳斥了日军竟然将纵火焚烧的罪责转嫁到中国人身上的企图：
这里的日本当局争辩说，南京城内的大部分焚烧是在城陷之后由撤退的中国军队或便衣军人干的。有些也许是中国人干的，然而，即使以种种理由相信那是真的，但和日军占领南京，战斗结束后蓄意或由于玩忽大意造成的焚烧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建筑物要么在被闯入、掳掠之后，被蓄意放火焚烧，要么由于疏忽在屋内留下火种而起火，要么由于附近燃烧的建筑而着火。没有听说当局采取措施救灭房屋上的烈火。 [35]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报告给他们的暴行事件一一存档立案。从1937年12月15日至1938年1月10日，有188桩屠杀、强奸、掳掠和纵火的案件整理出来。所有188桩案件都作为附件收录在爱斯比的报告中。
由于美国大使馆的职责权限是保护美国权益及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所以爱利生的许多外交电报均涉及日本兵非法擅闯美国人的房舍，洗劫财物，撕扯并践踏、焚烧美国国旗以及日本兵在美国房产上劫持、强奸中国妇女等案件。1938年1月6日，爱利生刚抵南京就报告了日本兵造成相当多的美国财产损失和破坏。无人照看的房屋里的东西基本上被洗劫。使馆大院里的数辆汽车被劫走。 [36]
1月14日爱利生报告了数起日军违法暴力事件，并以这些事件为依据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日军持续侵犯美国人及其财产的报告。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月12日夜间，日本兵逾墙爬进金陵大学附中，在一间住满难民的教室里开了两枪后，掳走一名姑娘，再翻墙而出。1月10日下午，一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强迫金陵神学院的门卫带他上行政楼的三楼，抢去一大堆蜡烛。1月11日下午，日本宪兵闯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茨的住宅，在未经允许、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带走一名在金陵大学附中做日语翻译的中国人。最后两起事件可用来作为我1月13日中午发21号电报所提抗议的依据。 [37]
1月18日，爱利生再次向国务院发电报，谈到1月15日中午至18日有15起日军非法擅闯美国房产的案件报告给美国大使馆，“擅自闯入的过程中除了抢劫走美国公民及机构的财产外，还强行将住在上述房屋里的10名中国妇女难民掳掠走”。 [38] 1月22日，爱利生和爱斯比两人在美国大使馆大院内制止了一起劫持妇女并企图强奸的案件的发生。爱利生在1月23日的电报中报告：
昨晚约8点半，3个日本兵破门闯入大使馆的一座汽车库。车库现在由使馆警察几家人住着，一个日本兵将其中一名警察的妹妹掳走后，另外两名日本兵留下来竭力不让中国人去报告情况。然而，我被告知情况不对，便和副领事爱斯比到警察那儿，发现两个日本兵。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姑娘被劫走。两个日本兵一见外国人就溜，我们也没有阻拦。一个身着海军制服，携有一把大号手枪，另一个平民模样，穿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制服。我们准备去找姑娘时，她回来了，并说我们见到的那两个日本人在姑娘就要被弄上车开走时赶到，劝说第一个日本兵把她放了，因为她为外国人做事。显然这些日本人不知道自己闯到使馆的房子里，但这不是借口。这次事件所幸没有酿成严重的人员或财产损失，但如果没有外国人到场就会造成损失。虽然日军当局保证要防止这类事件发生，这却是现在南京一直发生的极其典型的情况。 [39]
由于日军侵扰的案件源源不断地报告给美国大使馆，爱利生接二连三地向华盛顿拍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但是日军当局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他们的军队。根据留在南京城内的美国公民提供的情况和美国使馆人员所作的调查，爱斯比于1938年2月28日编撰完成一份长达165页、题为《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的长篇报告。爱斯比报告道：“本使馆知悉的美国房产，没有一座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这包括大使馆馆舍。”日军“蜂拥进入任何一座，或所有的房屋，全然不顾房产的性质和国籍，日军占领城市后立即闯入美国人的房舍，这样的行为甚至持续到2月23日。” [40] 他逐一描述了日军对一系列美国机构造成的损失，这些机构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统一基督教会、金陵神学院、卫理圣公会、美国基督教会、来复会、大来公司、菲尔科销售公司、胜家缝纫机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大华大戏院和德士古公司。
仅在金陵大学，大约100多座校舍和建筑被日军非法闯入达1700多次。在校园里许多中国难民被劫持。大批妇女遭强奸。金陵大学教授贝茨博士写信给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对校园中避难的平民百姓造成的苦难与恐惧。
12月15日。在我们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图书馆里，4名妇女遭强奸；2名被劫持、强奸后放回；3名妇女被劫持走，尚未回来；1名妇女遭劫持，但在贵使馆附近碰到宪兵而放了回来。日本兵的行径给这些家庭，给他们的邻居，给住在城市这一带的所有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恐惧。今天下午我又接到了100多起发生在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的报告。这些案件现在不该由我来管，但是我提及这些案件是为了显示在你们近邻金陵大学发生的问题只是日本兵抢劫、强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难的一个例证。
我们真切希望能恢复军纪。现在老百姓甚至恐惧得都不敢去领取食品，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与正常的工作。我们满怀敬意地敦促贵当局安排开展有规律，并由军官直接指挥的检查工作，而不是由散兵游勇在一天之内擅自闯入同一个地点达10次之多，盗窃老百姓的食物与金钱。其次，我们敦促，为了日军与日本帝国的名誉，为了日本当局与中国老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你们对自己妻子、姐妹、女儿的思念，应该保护南京众多家庭免遭日军的暴行。 [41]
1937年12月27日在向日本大使馆报告另一处金大校产——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情况时，贝茨教授写到，那个地方受到日本兵严重的骚扰。前一天，三、四个成群的日本兵在不同的时间，7次闯到那儿，从以前遭掳掠但还剩些东西的人们那里抢走衣服、食品与金钱。日本兵强奸了7名妇女，其中有个12岁的姑娘。夜晚，有12到14个成伙的大群日本兵又来了4次，奸淫了20名妇女。 [42]
美国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欧内斯特·赫曼·福斯特（Ernest Herman Forster）向爱利生报告了日军对位于太平路的教堂大院的侵扰。1938年2月3日，福斯特陪几个佣人来到这座教会大院，发现8、9个日本兵在草坪上生火烧饭。他们围着火，坐在从教堂搬出来的椅子上，并用一张雕刻精致的柚木牧师座椅支撑着他们在火堆上悬吊饭盒的铁棒。在此之前他们在附近生火留下的余烬中，房门与门锁的残骸仍然依稀可辨。 [43]
1938年1月17日，美国北方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威尔逊·波鲁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写信给爱利生，报告了该教会位于南京城西南部的一处房产，双塘，在此前25个小时内发生的情况：
1月15日下午2：00 两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一名妇女。
1月15日晚上6：00 一个穿军装和一个着便服的日本兵来劫持，并强奸了两个姑娘。
1月15日晚上7：30 两个日本兵来，劫持了姓许和姓丁的两名姑娘，并强奸了她们。
1月15日晚上8：25 两个武装的日本兵来，在这个地方待了半个小时之后，劫持走两个姑娘。（有人告诉我这些士兵把老百姓吓死了。）
1月16日上午9：30 两个日本兵来。
1月16日上午11：30 一个日本兵来，在这里待了一小时之后离开。
1月16日下午2：00 一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一个名字为刘王氏的已婚妇女。
1月16日下午3：30 三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两个妇女。
昨天下午约4时，我本人在双塘。刚刚坐进汽车，准备离开那地方，听说两个日本兵来了。司机把车倒了一些，我出了车又进院门。这时，我注意到两个日本兵跑走。他们显然听到车子来了，或者听到有人喊，或看见我，决定最好离开，或者与之差不多的情况。无论如何，他们跑了。这次事件显示如果我当时不在那儿，毫无疑问双塘还会被日本兵再光顾一次。 [44]
甚至美国大使馆的馆舍也无法逃脱日军的骚扰。1937年12月23日，数伙日本兵拥进使馆的两个大院，抢走3辆汽车、5辆自行车、灯和手电筒等物。他们搜查了使馆里的每一个人，抢走他们的金钱和个人用品，还强迫使馆工作人员打开锁着的门。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破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豪尔·巴克斯顿（John Hall Paxton）办公室的门。两个日本兵甚至想强奸在使馆院子里的两名妇女，竟企图脱去一名妇女的衣服，并劫持另一名妇女到大院内偏僻的地方。 [45]
美国公民的私人住宅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与驻南京大使馆的文件中可以发现不少美国公民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赔偿损失要求的完整文献。乔治·爱希默·菲齐（George Ashmore Fitch）、罗勃特·斯坦利·诺曼（Robert Stanley Norman）、查尔斯·亨利·里格斯（Charles Henry Riggs）、马内·舍尔·贝茨（Miner Searle Bates）、理查德·弗里曼·布莱笛（Richard Freeman Brady）、菲勒比·凯瑟琳·布莱恩（Ferrebee Catherine Bryan）和詹姆斯·亨利·麦考伦（James Henry McCallum）都通过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填报了要求日本当局赔偿损失的正式申请材料。除了详细记叙了受损失的细节，每份申请材料中都有一份分类仔细、附有明细金额的清单。爱利生、爱斯比、麦克法瑾和库柏做了大量的工作，调查证实这些赔偿要求，并不遗余力地和日方交涉、谈判，迫使日方作出赔偿。
除了以上这些正式提出赔偿要求的美国公民外，爱斯比在他的报告中还记载了其他美国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是爱米琳·阿格罗（Emmeline Arguello）、朱利斯·巴尔（Julius Barr）、汤姆斯·约瑟夫·布鲁德里克（Thomas Joseph Broderick）、布莱恩·达雅（Bryan Dyer）、贝蒂·林（Betty Ling）、海泽尔·M.惠特尼·刘（Hazel M.Witney Liu）、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Charles Yates McDaniel）、弗兰克·海顿·瓦因斯（Frank Hayden Vines）和约翰·威斯利·巴森斯（John Wesley Parsons）。
擅闯美国房产，掳掠洗劫财物之际，日本兵还亵渎、侮辱美国国旗，藐视美国使馆阐明房产性质的告示。有一次，在位于五台山的美国小学，日本兵扯下美国旗，在上面践踏，并威胁中国佣人，如果再挂旗就杀了他。 [46] 另一次，日本兵来到德士古（中国）有限公司的大院，抢走库存的汽油和其他物资，并“扯下飘扬在大院入口处旗杆上的美国旗践踏，将其焚毁，并说‘美国对日本不友好’因此日本人不会尊重他们的国旗和财产”。 [47] 1937年12月22日，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牧师报告，美国国旗至少有8次被日本兵或者扯下，或者以恐吓逼迫佣人降下旗帜，或者以武力威胁佣人，不准他们再把旗帜挂起来。 [48] 在金陵大学，日本兵在校园里不同的校舍上7次扯下美国旗，其中包括“一起当场毁旗，一起从房屋上扯下旗帜，另外两起践踏侮辱国旗”。 [49]
在南京不仅中国难民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美国人也频繁地遭到日本兵的攻击殴打，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除了最臭名昭著的“爱利生事件”之外，许多美国人被日军打耳光、殴打或是粗暴地对待。日本军官未经调查便于1937年12月16日对金陵大学美国教授里格斯拳脚相向。同一天夜里，贝茨和另一个美国人被一名手持步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从被窝里拖起来。 [50]
12月17日晚，日本兵非法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借口搜查中国军人，企图闯进妇女难民居住的校舍。米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和他们讲理，拒绝为他们开门，并告诉他们楼里面肯定没有中国军人，日本兵当即凶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日本兵强迫校园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魏特琳和玛利·特威楠（Mary Twinem），在寒冷的黑夜里，或跪或站在离难民楼很远的学校大门口达数小时之久。与此同时，日本兵在难民楼内搜寻并劫持走12名妇女。 [51]
1937年12月18日上午，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6个日本兵走近贝茨，其中一个日本兵手扣扳机，用枪瞄准贝茨，虽然后者只是问问他在那儿有没有遇到麻烦。 [52] 12月18日65岁的美国护士伊娃·海因兹（Iva Hynds）在金大医院上班时被日本兵抢去手表。 [53] 1937年12月19日下午约3时，一个日本兵闯入金大医院的大院。当麦考伦和医院医生克利福德·夏普·特里默（Clifford Sharp Trimmer）要他离开时，日本兵立即向他们开枪。所幸枪弹打偏了，从麦考伦身旁穿过，没有伤着人。 [54]
12月23日下午约5时，两个日本兵来到位于上海路2号、属于美国机构金陵神学院的一座住宅，要强行占用这座住宅大院。日本兵在强占时拳打脚踢金陵神学院的美国教师胡勃特·拉法耶特·索尼（Hubert Lafayette Sone）。
就在我发现日本兵扯下美国旗之前几分钟，张贴在前门上的日本使馆布告被撕去。美国使馆的布告仍张贴在显著的地方。其中一个日本兵显然喝醉了。他们坚持要借用这地方10天，我不同意。此后，他们气愤异常，对我动粗，大喊大叫，拳击我的肩膀，最后强行抓住我，把我拖着穿过院子到外面的上海路中央。直到我同意签署一个让他们借用房屋两周的字据，他们才肯放我。签了字据后，他们放了我，并同意我们重新挂起美国旗。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旗帜挂在前门上，并说今天9点来占房子。他们命令目前住在这座房屋里的中国难民全部搬出去。 [55]
1937年圣诞节，里格斯在为保护一名中国妇女不受日军骚扰，并护送她回难民营去的路上，一个日本军官当胸打了他，并要求查看他的护照。由于里格斯没有将护照带在身边，军官又打了他一个耳光。“军官然后指了指地上，抓住里格斯先生的头，使得里格斯先生认为军官要他磕头。但里格斯先生不干。于是，军官又打了里格斯先生一个耳光。” [56]
贝茨于1938年1月8日来到日本宪兵队，询问受雇于金大附中任日语翻译的一名中国青年被捕一事。虽然贝茨只是礼貌地提了个问题，但一名军官对他极为恼怒。然后这军官和另一个日本兵对他粗暴地推推搡搡。 [57]
1月27日下午，两个日本骑兵强行闯入金大医院，麦考伦示意他们出去，日本兵立即对他动起粗来：“这时穿骑兵靴的一个对我动起粗来，抓住我的胳膊，推推搡搡差不多有100英尺远。此刻他拔出刺刀，朝我腹部一划，但我站稳脚跟。然后，他用刺刀尖顶着我的颈脖子，向前轻轻一戳。我把头向后一让，只轻轻被刺破点皮。” [58]
甚至到1938年6月15日，金陵大学的教授詹姆斯·克劳德·汤姆森博士在南京的大街上还被日军哨兵拦截下来，进行搜查，汤姆森并未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却给日本哨兵无端打了耳光。 [59] 在给国务卿发的报告中，爱利生全面报告了这起打耳光事件，他提的抗议，以及日方的反应。1938年6月15日上午，汤姆森坐着人力车穿行在南京的大街上，途中虽然遇到几个日本哨兵，但均没有阻拦他，然而到大石桥附近时，一个哨兵却突然拦住他。
卫兵首先检查人力车苦力的良民证，接着搜查人力车，最后讯问汤姆森博士并搜查了他。搜查的过程中，汤姆森博士没有任何反抗哨兵的行为，事实上，他还提供协助，出示用英、中两种文字印有姓名、住址的名片。卫兵显然不会说英文，但能说一些中文。搜查中，汤姆森博士用英文对卫兵说：‘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告给日本大使馆。’这时，哨兵转过身，在他右脸颊上狠狠打了个耳光。汤姆森博士仍没有任何举动，搜查继续进行着。在验看了上海日军当局发给汤姆森博士来南京的通行证之后，哨兵终于感到满意了。 [60]
汤姆森被打之后，立即前往美国大使馆报告这一事件。他出现在大使馆时，爱利生见到他“显得极度紧张，被打的右脸颊上有一道淡淡的红印。” [61] 听了他的报告后，爱利生陪同汤姆森到日本总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官员保证要进行调查。
当天下午，日本使馆的副领事粕谷孝夫（Yoshio Kаsu）来见爱利生，并告诉他“日军进行的首次调查的结论是哨兵没有打汤姆森博士。” [62] 爱利生对此表示震惊，要求作进一步的调查。6月16日晚收到日本总领事馆的照会。该照会称“到那时为止，日军调查的结果没有显示出汤姆森博士被打耳光。” [63] 6月17日下午日本总领事对美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汤姆森没有被打耳光，南京日军当局对这样的指控感到非常愤怒，还说美国大使馆以后还会收到有关此案更多的报告。第二天下午，又收到一份日本总领事的照会，称日军进行的彻底调查显示汤姆森没有被打耳光。照会继续道，应严肃考虑对哨兵的侮辱行为，并要求对制造不实夸大之词的汤姆森给予“适当规劝”。照会最后竟称如果这样侮辱日本士兵的事件再度发生，日军当局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这似乎是对将来报告日本兵恶劣行径的任何美国人直接的威胁，也暗示日军有权管辖在中国的美国人。 [64]
这些外交文件详细记载了沦陷后南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爱斯比在《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报告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以及委员会取得的工作成绩：
22名西方籍人士在南京开展的工作在此尤其值得关注。他们不知疲倦，持续不断地努力为中国老百姓获得人道的待遇，他们始终不渝地设法保护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兵的侵犯，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处理问题的非凡能力，他们在日本兵侮辱与粗暴对待时表现出的克制忍让，应予以高度赞扬。很可能这些外国人仅仅人在南京便对日军的所作所为至少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然而毫无疑问，国际委员会以及外国人个人所作的努力使老百姓免遭更为糟糕的厄运，也防止了比目前更为严重的财产损失。已经提及的‘安全区’的情况本身便是他们努力结果的明证。 [65]
留在城内的居民主要来自贫困的阶层，“绝大多数人像难民一样拥挤在‘安全区’内临时的难民营中”。 [66] 老百姓在没有供水，没有电，没有邮电通讯，没有燃料供应，粮食极少的情况下谋求生存。消防队和卫生部门已不复存在。老百姓可以使用的唯一医疗设施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鼓楼医院。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可以看到以前在城市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公共汽车的残骸躺在路旁，要不然就是车子已被拖走，充作军用”。 [67]
除了日军征用，平民百姓没有工作可做。城市遭受的破坏使之无法恢复任何贸易。唯一的商业活动是在街道边的摊铺出售或交换食物及其他小物品。
爱利生在二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南京的经济和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除种植蔬菜供应市场和一些修补家庭日用品的活计以外，在南京根本没有生产活动可言。城内近30万居民中只有一万人左右有酬劳地被雇用。有一些从城里收捡来物品的中国人经营的路边货摊和小店铺，此外，中国人开的商店为数极少。 [68]
直到1938年3月才有所改善。爱利生报道说，三月份的经济状况略有改善，但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邮政服务恢复，大米的价格有所下降，但面粉极少，肉类和蔬菜的数量也很少，大部分商业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69]
数月来，除外交官员外，日军当局以城内仍不安全为借口，阻止除了外交官以外的外国人返回南京。然而，与此同时，包括许多商人在内的大批日本平民却获准进城来。据报道，截至3月31日止，约有810名日本平民居住在城内。日本商人开设了商店，从事面粉、食品、酒店、梳妆用品、保险和交通等各种业务。 [70]
日本人还竭力设法控制南京的金融与经济。日本官员告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南京的日本商店购买东西，必须付日元。 [71] 日军当局命令南京的中国官员将中国币与日元间的兑换率定在1元中国币兑7角日元上。 [72] 在当地的一家银行，一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试图以美元兑换中国币或日元的努力都遭到拒绝。他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收美元。他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经营的商店里兑换美元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这些商店告诉他中国币只有在打20%的折扣的情况下才能收。据说这是“固定的兑换率”，但却没有说明是谁定的。还有大量10元、5元、1元以及50分和10分不等的日本军票在南京流通。 [73] 爱利生在三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指出：“除非美国和英国这两个直接相关国家的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否则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将不会允许外国人返回南京。当外国人回来时，将会发现他们通常的活动领域已为日本人占据。” [74]
日本人迫不及待地成立一个傀儡政权来控制老百姓。爱利生的电报报告了一个有9名中国成员的南京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他评论道，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资深高强的人。这个在日军特务机关监督下的委员会不仅必须得到日军特务机关的同意才能行事，而且除非在事先能肯定得到允许，它绝对不敢提出开展工作的建议。 [75]
爱利生发回10多封涉及日本人操控的傀儡政权——华中维新政府——的电报，向美国政府及时报告最新的有关维新政府的蕴酿、成立、就职典礼、新政权的功能，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爱利生对维新政府的就职典礼作了详细的描述：
日本煞费苦心地采取了防范措施，以确保新政府的中国官员不致受到伤害。不仅在举行就职典礼活动的中心地区设置警戒部队，全城各处都有部队。典礼举行前两天，附近村庄的中国人就被禁止进入南京城。就职典礼之后两天，政府的主要官员都回到上海，相信他们仍在上海，政府的实际运作由低级官员和日本人负责。官方颁布的一份声明称华中政府最终将与北平的政权合并……。“维新”政府成立之际颁发的各种文告中含有相当多的诋毁外国人的宣传。 [76]
维新政府的重要会议也都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南京举行。爱利生还报告了日本人扶植的北平政权和南京维新政府之间的龃龉，以及官员相互间的钩心斗角。 [77]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贩卖毒品的现象也很严重。爱利生不仅报告自治委员会的成员本人吸食鸦片，而且指出贩卖鸦片的小商贩从日军特务机关获取鸦片。他还发现在一家招待日军的饭馆里年轻女郎吸食的鸦片均是日本兵提供的。可以相信鸦片的销售即使不是确实由日军倡导，日军当局也是详悉就里的。 [78]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大街上亲眼见到公开出售吸食鸦片的用具。 [79]
爱利生报告了南京居民反抗日军的统治。1938年7月26日上午有人将炸弹扔进市长办公室和老市政府办公地点。虽然没有造成严重损坏，也没有伤及高级官员，但是日军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封锁爆炸案件的消息，不让南京的老百姓得知。据传有9名预谋此案的中国人被日军处决。 [80] 7月29日上午从上海驶往南京的列车被游击队拦截了达20多个小时，通往上海的铁路线因此中断。 [81] 8月4日，身份不明的中国爱国志士将手榴弹扔进鼓楼附近的日本宪兵队。据日本总领事说，有几个日本兵受了伤，但是来自中国人的消息称数名日军被炸死。据报道，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中国爱国志士经常枪击南京的日军哨兵。日军部队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使人相信即使在日军占领7个多月之后，南京城的老百姓仍没有顺从日本人的统治。 [82]
这些外交文件还留下一份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城里的外籍人士的名单。《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报告附件十五A列出在南京的22名外籍人士的姓名、国籍、工作单位。计有14名美国人，5名德国人，1位奥地利人和2个白俄。 [83] 这个名单为后人提供了当时在恐怖的环境中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员可靠准确的资料。
日军占领南京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对外国人的行动和活动严加限制，不允许他们出城。爱利生到达南京两天后报告道，日军严禁人们在天黑之后出城，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则是唯一能在白天出城的外国人。 [84] 实际上，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在事先作了安排才能获准出城。 [85] 美国外交官在城内实际上也不能自由行动。爱利生无论什么时候离开使馆大院，都要由一名日本宪兵陪同“保护”他。 [86] 南京城内的外国人被禁止离开南京的同时，外地的外籍人士也不得前往南京。到1938年1月10日为止日军当局只允许使馆或领事官员来南京。其他人员一概不得进城。 [87] 当时南京急需的两名医生回南京的请求亦遭断然拒绝。 [88] 爱利生指出：“日军限制外国人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真正原因是怕说出日本人在此所作所为的真相，而不是所宣称的关心外国人的安全。” [89] 直到1938年2月中旬，对外国人行动的限制才有所松动。 [90] 然而，当美国传教士最终在1938年6月被允许回南京之际，日本宪兵在他们抵达时，强令彻底搜查他们的行李。 [91]
由于西方籍人士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很少得到大规模集体屠杀的第一手材料，因为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在南京陷落后两周内主要发生在城外长江沿岸的一些地点。美国外交官获准进入南京之际，最残酷的大规模屠杀已经结束。因此，这些外交电文没有提供可以证实大屠杀的规模与地点，以及被害人数等的资料。
这些外交文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它们多半以美国人为中心，因此，对中国百姓所受苦难的报道有限。因为美国使馆的管理范围限于美国财产和人员，这些电文主要报告了美国财产受损，被掳掠，日军殴打美国公民，以及在美国产业上的中国人遭掳掠，被强奸等情况。
随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当时在南京亲身经历大屠杀期间腥风血雨的西方人士的目击证词逐步公诸于世。德国商人、南京国际委员会会长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日军的残暴，国际委员会保护中国难民免遭日军蹂躏的努力，以及日军对德国财产造成的损失。
就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14名美国公民中，有13个人留下了不同种类的文字记录。金陵大学的三位美籍教授，贝茨、路易斯·斯特朗·凯瑟·史迈斯（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和里格斯的信件、报告详细记叙了当时城内的惨景，特别是发生在金陵大学的诸多事件。鼓楼医院的两名美国医生威尔逊和特里默，还有在医院实验室工作的格蕾丝·露易丝·鲍尔（Grace Louise Bauer），以及临时担任医院总务主任的麦考伦，都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描述了城里恐怖的状况和医院中受难者的残状。威尔逊是当时唯一留在南京的外科医生，他夜以继日地为源源不断抬进来的病人动手术，病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在大屠杀期间写给他妻子马娇妮（Marjorie）的信中，威尔逊以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外科医生特有的精确，揭示了日军对待老百姓极其血腥的野蛮残暴。隶属于美国基督教会的约翰·吉利比斯·麦琪（John Gillespie Magee）和福斯特着重叙述了他们教会、教友所受的遭遇：在最恐怖的日子里发生在他们那儿的杀人、强奸、纵火等情况。麦琪还在鼓楼医院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很多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基督教青年会的菲齐逐日写下的日记为读者描绘了每天在南京发生的惨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每日不辍地记日记，记录了当时发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那儿避难的近万名妇女儿童的命运。北方长老会的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在1938年1月3日至3月18日给他妻子妮娜（Nina）写的信中，除去描写全城的惨景外，着重讲述了他的教会和其他教会组织所受的损失。
上述美国目击者的证词曾收录在哈罗德·约翰·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Japanese Terror in China）》（1938），徐淑希的《日本战争行为（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1938）与《南京安全区文件（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1939），章开沅的《目击大屠杀：美国传教士在南京见证的日军暴行（Eyewitnesse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2001），以及陆束屏的《他们就在南京：美国和英国公民见证的南京大屠杀（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2004）与《魏特琳经历的南京恐怖：日记与信件，1937—38（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2008）中。
虽然上述这些西方人士的目击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大屠杀期间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证据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或多或少地着眼于城市某一部分，或侧重于某一个组织或机构。然而，爱利生及其他美国外交官留下来的外交文件却比较全面地汇集了许多个人、机构，以及不同国籍公民的材料，尽管对材料有所取舍。这些外交文件涉及南京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范围广泛，包括日军暴行、生活条件、经济状况、政治生活、军事行动和南京居民的反抗。更加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外交文件是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之后那段时期唯一具有连贯性的官方记录材料。没有其他任何材料提供如此连贯、广泛详尽的情况。
因此，尽管有些不足之处，这些外交文件提供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发生情况的第一手珍贵的官方资料，描绘了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之后那段时期真实的情景。与西方人士留下的证据，以及其他目击证词一道，这些外交电文提供了日军对南京人民所犯暴行无可辩驳的证据，毫无疑问，它们将大大加强并促进对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研究。
[1] R.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罗勃特·约翰·普理查德、苏妮娅·马格巴努亚·扎伊德），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Vol.XX，Judgment and Annexes（东京战犯审判，第20卷，判决书与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08页。
[2] R.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罗勃特·约翰·普理查德、苏妮娅·马格巴努亚·扎伊德），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Vol.XX，Judgment and Annexes（东京战犯审判，第20卷，判决书与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05至49606页。
[3] 约翰·M.爱利生，1937年12月31日晚6时发未编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4] 同上。
[5]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第34页。
[6]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5日下午4时发第4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7]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8]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1页。
[9]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14至30页。
[10] 同上，第31至32页。
[11] A.A.McFadyen（A.A.麦克法瑾），给弗兰克P.洛克哈特（Frank P.Lockhart）的报告“Hsuchow Incident（徐州事件）”的附件一“Looting，Raping and Murder by the Japanese Army on Entering Hsuchow，Kiangsu Province（日军攻入江苏省徐州之际的掳掠、强奸、屠杀）”，1938年7月29日，美国国务院档案编号793.94/13752，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6卷。
[12]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36页。
[13] F.提尔曼·杜丁，《美国财产遭洗劫》，《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第1版。
[14] 《再向日本提出抗议》，《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15日第3版。
[15] 《日本人在南京持续掳掠，美国领事提出正式抗议》，《纽约时报》1938年1月23日第35版。
[16] 同上。
[17]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第39页。
[18]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第39页。
[1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7日下午2时发第40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355盒。
[20]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8至9页。
[21]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22]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2页。
[23] 同上，第8至9页。
[24]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6页。
[25] 同上，第6至7页。
[26] 同上，第7页。
[27] 同上，第7至8页。
[28] 同上，第8页。
[29]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9页。
[30] 案件115号、117号，《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一e，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
[31]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2日中午发第32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9卷。
[32]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9页。
[33]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10页。
[34] 同上，第12至13页。
[35]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13至14页。
[36]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37]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4日上午9时发第22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33盒。
[38]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8日下午4时发第27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0盒。
[3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3日中午发第34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40] 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第1页。
[41]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A，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2]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K，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3]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六A，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4]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三H，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5]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F，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6]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F，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7] 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第40页。
[48]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C，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49] 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第6页。
[50]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C，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和乔治·A.菲齐，《旅华岁月80载》，台北：美亚出版公司，1967年，第440页。
[51]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二B，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和米妮·魏特琳1937年12月17日日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第8组档案，第206盒。
[52]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D，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3]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E，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4] 案件77号，《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一C，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
[55]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五A，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6]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J，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7]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P，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8]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Y，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5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15日下午5时发第117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47盒。
[60] 约翰·M.爱利生，《日军哨兵打美国公民汤姆森博士耳光事件》，1938年6月2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47盒。
[61] 同上。
[62] 同上。
[63] 同上。
[64] 约翰·M.爱利生，《日军哨兵打美国公民汤姆森博士耳光事件》，1938年6月2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47盒。
[65]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27页。
[66]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20至21页。
[67] 同上，第21至22页。
[68] 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6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3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0] 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5日中午发第93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7盒。
[71] 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1卷，第26页。
[72] 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日晚9时发第89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135卷。
[73] 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13日下午6时发第114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136卷。
[74] 约翰·M.爱利生，《1938年3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5] 同上和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8日中午发第10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63卷。
[76] 约翰·M.爱利生，《1938年3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7] 约翰·M.爱利生，1938年3月24日下午4时发第83号电报和1938年3月28日中午发第85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7171盒，以及爱利生的1938年3月和5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8] 约翰·M.爱利生，《南京的毒品贩卖》，1938年3月18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88卷。
[7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80] 约翰·M.爱利生，《1938年7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81] 约翰·M.爱利生，1938年7月30日下午5时发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没有编号的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72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3卷）。
[82] 约翰·M.爱利生，下午5时发没有编号的电报 （1938年8月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5卷。
[83] 《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A，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84]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8日上午9时发第9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85] 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第30页。
[86]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9日下午4时发第43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355盒。
[87]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0日下午4时发第15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88]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3日中午发第34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89] 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日下午4时发第90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7盒。
[90] 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18日下午4时发第61号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0卷。
[91] 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18日下午1时发往美国驻北平大使馆没有编号的电报，美国国家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72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