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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华杰：我们知道当时的中文系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史系。中文系除了刚才谈及的研究中文的大家，研究历史的则有杨向奎、丁山、赵纪彬、陈云章、孟云桥诸先生。您能谈下当时中文系的历史学者吗？
路 遥：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后，文科只有中文和外文两系。单就中文系来看，里面的师资队伍横跨文史哲领域，所以中文系不仅是文史系，实是文史哲系。
1947年我入学时，丁山先生在历史学者中不仅资历深，而且声望也高。
当然，从后来历史学科独立成系之后，历史系资历最深的当属郑鹤声先生和黄云眉先生。郑先生来自“南高学派”，黄先生则属于浙东学派。不过这两位先生都是在院系调整之后来山东大学工作的，所以此时山东大学历史学者当中自属丁先生的名气最大。丁山先生专长商周历史与文化研究，并融汇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很有自己的治史风格，他给我们开设了“中国史”这门课。但很可惜的是，他因病于1952年去世了。
图1-4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第一排左一为王仲荦先生，左二为陆侃如先生，左三为殷焕先先生，左四为黄公渚先生，左六为萧涤非先生，右一为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右三为丁山先生，右四为赵纪彬先生；第六排右四穿黑色呢子大衣并打领带者为时年20岁的路遥。
本来杨向奎先生可以讲授“中国史”这门课程，因为他研究的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所以他很有资质。这里我插上一句，都说杨向奎先生是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然而根据我的回忆，杨先生大概是在1947年下半年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因此我刚才提及黄公渚先生在此前曾代理过系主任一职。
既然年龄较长的丁山先生接下了“中国史”这门课程，杨先生于是就给我们新开了“群经概论”这门哲学课程，当然这也属于他的专长之一，因为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跟着顾颉刚先生学过经学。据说杨先生也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过学，历史系后来过来的比我大半辈的莫东寅教授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可能正因为这段留洋经历，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较为考究，本来他就仪表堂堂，加上平时西服革履，所以这一点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你提到的这几位名教授大教授，副教授中我对王仲荦和殷焕先两位先生留有较深印象。王仲荦先生在年龄上要比上述几位先生晚一辈还要多，毕业于上海的正风文学院，师承章太炎先生，于1947年春来山东大学任教。
殷焕先先生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他做的是语言学研究，还写得一手好字。
崔华杰：赵纪彬先生此时也在山东大学执教，而且他成名好像很早。
路 遥：赵纪彬先生很有资历，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共产党员，他是1946年应聘来校的，我上学时正好给我上课。
但是我刚上他的课时，对他还不太了解。直到偶然听到一些进步学生说赵先生有个别名叫“纪玄冰”，我才恍然大悟，对他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与侯外庐先生等人合撰《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当时在进步学生群体中影响很大。
青岛于1949年6月2日解放之后，山东大学在学校管理上实行的是军管制，由军管会治理校务。
赵纪彬先生是老革命，又是名教授，所以得到了当时胶东根据地过来的军代表罗竹风的认可，请他参与学校校务的管理。
[2]
大概在青岛解放，学校稳定之后，赵纪彬先生就找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商议：“既然你现在管的是中文系，那么，我得把历史系成立起来”。杨向奎先生回复说：“我也正有此意，那你就成立历史系吧”。这样，赵纪彬先生就开始主抓历史系的组建工作了。经军管会批准后，学校将文学院部分师资从中文系分离，增设历史系。 [3] 不过，在成立历史系上，虽然是赵纪彬先生的动议，然后第一任的系主任还是由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兼任，赵纪彬先生出任的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