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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得把历史系成立起来”

崔华杰:我们知道当时的中文系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史系。中文系除了刚才谈及的研究中文的大家,研究历史的则有杨向奎、丁山、赵纪彬、陈云章、孟云桥诸先生。您能谈下当时中文系的历史学者吗?

路 遥: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后,文科只有中文和外文两系。单就中文系来看,里面的师资队伍横跨文史哲领域,所以中文系不仅是文史系,实是文史哲系。

1947年我入学时,丁山先生在历史学者中不仅资历深,而且声望也高。 当然,从后来历史学科独立成系之后,历史系资历最深的当属郑鹤声先生和黄云眉先生。郑先生来自“南高学派”,黄先生则属于浙东学派。不过这两位先生都是在院系调整之后来山东大学工作的,所以此时山东大学历史学者当中自属丁先生的名气最大。丁山先生专长商周历史与文化研究,并融汇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很有自己的治史风格,他给我们开设了“中国史”这门课。但很可惜的是,他因病于1952年去世了。

图1-4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第一排左一为王仲荦先生,左二为陆侃如先生,左三为殷焕先先生,左四为黄公渚先生,左六为萧涤非先生,右一为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右三为丁山先生,右四为赵纪彬先生;第六排右四穿黑色呢子大衣并打领带者为时年20岁的路遥。

本来杨向奎先生可以讲授“中国史”这门课程,因为他研究的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所以他很有资质。这里我插上一句,都说杨向奎先生是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然而根据我的回忆,杨先生大概是在1947年下半年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因此我刚才提及黄公渚先生在此前曾代理过系主任一职。

既然年龄较长的丁山先生接下了“中国史”这门课程,杨先生于是就给我们新开了“群经概论”这门哲学课程,当然这也属于他的专长之一,因为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跟着顾颉刚先生学过经学。据说杨先生也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过学,历史系后来过来的比我大半辈的莫东寅教授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可能正因为这段留洋经历,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较为考究,本来他就仪表堂堂,加上平时西服革履,所以这一点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你提到的这几位名教授大教授,副教授中我对王仲荦和殷焕先两位先生留有较深印象。王仲荦先生在年龄上要比上述几位先生晚一辈还要多,毕业于上海的正风文学院,师承章太炎先生,于1947年春来山东大学任教。 殷焕先先生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他做的是语言学研究,还写得一手好字。

崔华杰:赵纪彬先生此时也在山东大学执教,而且他成名好像很早。

路 遥:赵纪彬先生很有资历,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共产党员,他是1946年应聘来校的,我上学时正好给我上课。 但是我刚上他的课时,对他还不太了解。直到偶然听到一些进步学生说赵先生有个别名叫“纪玄冰”,我才恍然大悟,对他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与侯外庐先生等人合撰《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当时在进步学生群体中影响很大。

青岛于1949年6月2日解放之后,山东大学在学校管理上实行的是军管制,由军管会治理校务。 赵纪彬先生是老革命,又是名教授,所以得到了当时胶东根据地过来的军代表罗竹风的认可,请他参与学校校务的管理。 [2]

大概在青岛解放,学校稳定之后,赵纪彬先生就找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商议:“既然你现在管的是中文系,那么,我得把历史系成立起来”。杨向奎先生回复说:“我也正有此意,那你就成立历史系吧”。这样,赵纪彬先生就开始主抓历史系的组建工作了。经军管会批准后,学校将文学院部分师资从中文系分离,增设历史系。 [3] 不过,在成立历史系上,虽然是赵纪彬先生的动议,然后第一任的系主任还是由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兼任,赵纪彬先生出任的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 4RxKW4plc4fpzrcIKOR6FWxFHhC2eE3qHyLpwCksaWoy6ArXC2quEB/SwiWfP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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