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这样我把‘路遥’这个名字让给你吧”

崔华杰：口述历史的采访一般从家庭背景谈起，不过我想从您的名字开始提问。因为中外史学界多知晓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的学科奠基人是路遥先生，但他们一般还不知道的是，您以“吴松龄”这个名字也发表过不少著述。比如2012年出版的5卷8册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主编署名是“路遥”，然而中文卷的署名则是“吴松龄”。

路 遥：其实，你说得对，但还是不全。如果按照我家的真正姓氏，在户口本上应该有三个姓氏。我是于1927年12月27日在福州出生，但我的祖籍是福建省莆田县，祖辈落户在涵江口。父亲本姓刘，家境贫寒，没有土地，靠海谋生。我父亲家有兄弟姐妹四人，除了老二是女孩外，其他都是男丁，这样家里老大留在家中“传种”，其他三人均远赴异乡或他国谋生。家中的老二就是我父亲的姐姐，随着一批男女青年到了印度尼西亚，家中的老四即我父亲的小弟到了菲律宾。剩下的老三，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不愿意远离家乡，就跟人到了省城福州市找活儿谋生。不久，他结识了从莆田来福州多年的老乡，名叫吴舜福，在福州开了多家烟店，规模很大，店名叫“万诚号”。我父亲以同乡之名投靠他做了学徒，因为人踏实，深受吴家青睐。正好吴家门下没有男丁，而我父亲也刚处在青年时期，所以就被吴家看上，上门做了女婿。可是我的母亲在生我二年后就因肺痨早逝，这样我父亲就被吴家又认作儿子承继家业，所以他改姓“吴”，取名“吴永进”，而我也被当作吴家的孙子进行抚养。这就是“吴松龄”这一名字的由来。

青岛解放之后，也就是在1949年6月，当时的进步学生有起化名的雅行。此前我被进步学生动员，选择了进步社团“生活读书社”，主要任务是四处搜集和散发进步书籍，轮流值班，供进步学生参阅，具有“半保密”性质，据此，我也被视作“进步学生”之列。在这期间，我密切接触的同学有王皇、董国楹和庄贻笙，我们因政治思想相近而结交。一天我们在宿舍讨论改名之事，庄贻笙谈到了自己想改名为“向阳”，王皇本来取了“路遥”这个名字，借机又告诉我说：“我现在给自己又取个名字，叫‘洛洋’，这样我把‘路遥’这个名字让给你吧。”于是，我就接受了“路遥”这个名字。当然，改名需向组织报批。当时军代表罗竹风奉命接管“国立山东大学”，我与王皇、庄贻笙等三人去见他。经审查，我们三人都属于进步学生，而且王皇还被国民党特刑庭逮捕过，罗竹风同志当场支持我们改名：“你们改姓名为路遥、向阳改得好，但洛洋这个名字似可斟酌”，但王皇心意已决，坚持使用“洛洋”这个化名。后来，庄贻笙毕业后去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后就以“向阳”为名，而我和王皇就分别以“路遥”和“洛洋”为名在山东大学工作了。

在研究起步阶段，我事实上混用“吴松龄”这个本名和“路遥”这个化名。比如我在1955年、1956年和1958年在《文史哲》杂志发表的3篇文章署名“路遥”，而用“吴松龄”这个本名也在《光明日报》《山东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过7篇文章。 其中，我在1963年于《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论近代初期资本主义改良派同洋务派的思想分歧——兼与黄逸峰同志商榷》是我用“吴松龄”发表的最后一篇专题研究论文。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教授 托人打听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吴松龄”是谁，这才得知原来就是路遥，所以我便在近代史学界开始通用“路遥”这个名字了。

崔华杰：吴家的条件应该不错，要不然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一般子弟能够读上书、识得字就是出类拔萃了，而您却能升入高等学府深造学习。

路 遥：我刚才谈到我母亲在我两岁时就不幸患上痨病去世了，所以我小时候跟着祖母其实就是外婆长大，而吴家收我父亲为继子之后又相继生了三个儿子。吴家做的是香烟生意，还办有工厂，这样我小时候才有条件接受教育，并与其他年幼的叔叔一起上学读书。

我父亲独立门户之后，刘家的人也跟他联系，这也差点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我刚才谈到刘家本有兄妹四人，后来我的一位叔叔去了菲律宾，一位姑姑去了印度尼西亚，都是从小生意慢慢起步，最终办成了大工厂。当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的叔父从菲律宾回到家乡探亲，转到福州与我父亲相见。他看到我聪明伶俐，想把我带去南洋学习，长大后接着他们的产业做生意，当时也得到了我父亲的认可。但是吴家在福州的经济条件很好，我的吴姓祖父坚决予以拒绝，我的刘姓本家叔叔看此只好作罢。所以我最终没有出洋，否则我也就无法后来考入山东大学，更谈不上从事义和团和民间宗教研究了。

我记得我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前，和我年幼的叔叔其实也就是我的舅舅一起上过私塾。吴家找的私塾先生可以说是福州城内最好的，每天也专门请黄包车夫接我们去上课。我到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个很有名的私塾老师，名叫“文起衰”，从他的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才华，因为他仰慕韩愈，所以其名取自“文起八代之衰”之意。文老师开办的这间小私塾坐落在鼓楼，这是福州市最繁华的地区。他上课用文言文授课，还教我们珠算，我跟着他大概补习了一年左右。

待我进入小学之后，因为政局不稳，加上后来的战火缭绕，致使我们这一代人需辗转多所学校求读。我先在福州一家私立小学大概上了四年，于1939年进入黄花岗中学求读。一年之后，我又转入私立福建学院的附属初中部上学。1944年，我在初中毕业后先上的是福州私立三民中学，一年后转入私立福建学院的高中部求读。私立福建学院的历史较长，是由创建于1911年的私立福建法政学堂发展而来。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闽海战事紧张之际，私立福建学院及其初高中部均迁至闽清十六都办学。1945年3月，就是我在私立福建学院高中部学习不到一年之后，我转入福州省立高级中学。福州省立高级中学1949年前简称为“省福高”，1949年后统称福州一中至今 。“省福高”的历史很悠久，清末新政时期叫作“全闽大学堂”，后来改称为“福建高等学堂”。因受战争影响，当时的“省福高”根据省政府指示迁移到沙溪办学。

抗战胜利后，“省福高”于1945年9月迁回福州市三牧坊原址，我就在这里开始准备参加“联考”了，其实我初高中阶段还各跳了一级，特别是高中时期我前后加起来也只是读了一年半的书。我们那会读高三时，“省福高”按学生成绩和学习兴趣分为文、理两班，当时我的理科成绩极差，加之特别爱好中文，所以就被分到文科班备考。

第一排左四为高洁、左六为陈文定，女生第一排左二为龚世润，最后一排左一身穿白色学生装者为路遥。

崔华杰：在高中阶段，您有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同窗？

路 遥：高中时期的男同学中，我和陈文定、高洁这两位同学的关系较好，在女同学中，我到现在还记得班上的才女龚世润。龚世润写的一手好词，可以说措辞典雅，很见专业功底，我认为当时一般的教授在这点上也难以与之相较。陈文定的文理都不错，属于高才生，他当时在校外租房居住，而我和高洁只要得空，就会跑到他的住所里谈心聊天 。高洁同学则来头不小，他的父亲高光佑是国民党军官，在海军的“中权号”登陆舰担任舰长。高洁家实际上安置在上海江湾路的海军军官家属宿舍，因而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要回到上海住上一段时间。

我们三人当时都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兴趣，还爱写诗词，但是我和高洁只会写诗，不会填词，在这方面陈文定则是我们两位的老师，他每周教我们如何填词。受陈文定的影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学会做诗填词了。我当时还买了一本叫作《诗韵合璧》的书籍，由清代学者汤文璐编写，里面收录的都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韵书，我的语文基础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打下的。

第一排左一为龚世润，第三排左五为陈文定，第四排右二为高洁、右三为路遥。

另外，受上述几位同学的影响，我很喜欢六朝的骈体文。在高中三年级时，我喜读南朝著名政治家、散文家江淹的词赋，仰慕其诗书才华和品性高洁，所以便给自己取字“仰淹” 。实际上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2019年我在接受山东大学新闻网采访时曾告诉记者说：“中国汉字结构复杂，中国语言千变万化、磅礴精深，没有高度文化难以创造出来。到现在我还经常拿出来唐诗宋词进行背诵，通过背诵来陶冶我的性情，这是我的精神食粮，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寄托所在”。接受这次采访的当年，我已是92周岁了。 i2EotbOUcTPHLRL/PRv8XJ3EpxDa5m1+hCzzovG5i9I5ZtyjVMhNrLi7Jtokrt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