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和路遥同志可以说是同辈人，都是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学习，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在1948年读过华岗同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我也在同一年读过这同一本书（只是书名用的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本）。因此读他口述的《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感到格外亲切，同样引起深深的感慨。

他的书名中特别提到“史学时代”，这是很显眼的。因为今天的年龄稍轻的史学界同行，了解新中国初期巨变中“史学时代”的已近屈指可数。而如果不了解这个“史学时代”发展的过程，也不容易更深切地了解路遥同志和他的同伴们在义和团研究上的贡献是多么重大而不易。

建国刚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实行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百废待兴。史学领域内，既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又要努力创新，一切都在探索中。大学的历史系没有统一的教材，史学刊物除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等篇幅简略的几种刊物，山东大学的综合性刊物《文史哲》受到全国范围的重大关注。学者间的直接交流很少，我在1965年以前一共只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在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

只有了解当时的史学时代，才能亲切地感受到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起源问题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我是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的，解放前的高等学校中极少开设这门课程。记得我当时讲这门课的依据，大体轮廓依据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方面主要依靠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此外，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还看了一些其他书）。在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这些已成为常识，其中还有不很正确的地方。

因此，1960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时起，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等开始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并且陆续发表调查成果，对我来说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最初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它以后如何向直隶和京师发展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对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我一直十分关心和学习。60年代初，我和胡绳武同志开始撰写《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时，就多处引用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负责文物出版社时，在《文物》月刊上发表了署名“史斌”的《山东茌平、平原一带的义和团调查记》。21世纪初，我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时，又在义和团运动部分多处引用出版不久的两卷本《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和稍后出版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可见我始终关注着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工作，并且从中得益不少，从而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特点和演变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山东对义和团的调查，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义和团的了解，旁及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研究，并且为如何将田野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形成十分有价值的新见，这为我们作出榜样，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是为序。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2022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