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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华杰：上次您说到“学术研究发生了方向转移”，实际上令不少史学界甚至是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同仁感到诧异，毕竟在多数学者的印象里，把您和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建立了认知联系。
路 遥：我在前面谈过，我考入山东大学之后读的本是中文专业，后来虽然转到了历史系，但在研究兴趣还是在思想史方面多一些，就是想将文史融通加以研究。因此，在我毕业后头几年的学术起步阶段，不管是以路遥还是以吴松龄署名的文章，表面上看都是人物个案研究，但从理路上审视，它们要么是研究人物的政治思想，要么是研究人物的经济思想，总之都可以统归到思想史的学术谱系。我为什么要转到义和团研究，其中的原因很多，既有国内政治气候原因，也有组织安排之故，但我自认为在这么多的机缘巧合中，还是华岗校长最先启发我开始对义和团运动有所关注。
华岗校长在被国家正式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之后，除了给全校上“政治大课”，还缘于自己史学出身，想给历史系师生上课，当然历史系也始终把华岗校长列为师资人员。但是，华岗校长准备给历史系上时，不知道讲什么内容为好，盘算多次之后决定从义和团运动谈起。他后来告诉我们说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义和团原来受过批判，所以决定干脆就讲义和团吧。”
崔华杰：华岗校长所谓的“义和团原来受过批判”，是不是指民国知识界对义和团的评价不高，比如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这样描述义和团：“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
路 遥：实际上自义和团运动在清末诞生之初，各阶级因为立场不同而抱有各种看法，可以说意见歧异，令人是非难辨。当然到了民国时期，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的评价就更低了。我前面谈到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其书中说“其能胜之者，自群众心理而言，唯有神道，义和拳之说遂起”
，明显只是看到了义和团运动封建蒙昧的一面，而没有将之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
崔华杰：华岗校长应该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
路 遥：对，所以华岗校长给历史系师生上课，第一讲就是义和团运动，而且用进步史观来谈，大家当时闻所未闻，这节课上了有2个小时之久。上课时，华岗校长向在座师生询问他们对义和团的看法。当时有20多人听课，我又是坐在第一排，所以我就借机插话，转述了华岗校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对义和团的看法：“这一次事件绝不是什么少数无知拳匪的胡闹，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我刚说完，华岗校长就直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观点？”我答复说：“您所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我在祥记行书店买到过，毛边纸装帧。”华岗校长惊讶地说道：“原来你还看过我的书”？其实，早在我1951年毕业留校之前，大概是在1948年，我就读过这本书。当时青岛还没有解放，祥记行书店偷偷地经售一些进步书刊，便从解放区暗地里购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书籍，在进步学生之间传售。
我在听华岗校长讲授这段义和团运动时，正好即将毕业留校。系主任杨向奎听说路遥这个同学看过华岗校长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本书也很惊讶，因为其时他本人也未曾读过。华岗校长告诉我，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只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观点，也就是用进步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而真正要成为历史学家，还必须跟郑鹤声先生学习。同时，他还嘱托我跟着郑先生学习时，争取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的史实进一步扩充，把其中的部分史料再核正一遍。我就是在研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的过程中，开始真正把义和团视为一项研究课题，同时也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