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赶紧去筹50本《文史哲》”

崔华杰：既然谈到“八大教授”，就不得不提到一本学术杂志，那就是有“中国高校学报之王”之称的《文史哲》，因为八大教授的很多成果发表在这份杂志上，他们的学术研究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讨论。《文史哲》于1951年创刊之时，您正好毕业留校，也亲历了刊物的初创时代。

路 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的文史研究之所以闻名全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史哲》刊物的创办。实际上据我了解，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文学院将中文系部分师资分离出来，成立历史系，当时系主任杨向奎就有意筹办一家刊物，然而未能实现。当然，杨向奎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文史哲》的创办，他说他是自1947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就想创办一本刊物，“也许是受了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的影响，顾先生到一个地方一定办一种刊物”。 所以，2011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想做“八大教授群雕”的雕塑时，我就向设计者郭心聪先生建议，在雕塑效果图中一定要体现“杨向奎手拿《文史哲》杂志”的形象图，郭心聪当场就拍板说道：“这是群雕整体艺术效果的点睛之笔”。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就是想表明“八大教授”的学术业绩其实是通过《文史哲》这份杂志来展现出来的。

1949年10月在文学院下面除了增设历史系，还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起初是赵纪彬先生，而且两家的办公场所都设在文学馆，杨向奎和赵纪彬两人常在一起工作，由此可以确定的是杨向奎先有办刊这一想法，接着又与赵纪彬商得一致。所以，后来这个新刊物何以定名为《文史哲》，一方面是因为杨向奎乃是研究“文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赵纪彬的研究侧重于“哲”，因此《文史哲》之定名当由两人商议而得。当然，《文史哲》1951年正式创刊时，赵纪彬先生早在前一年即奉命调往平原省工作。

华岗校长来青岛后，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后出任校长），深感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对文科而言，没有一个能反映研究成果的平台，是不易得到发展的。这是因为华岗校长曾在1937年受中共中央任命筹办《新华日报》并担任总编辑，当时正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二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华岗校长深受这一方针的指导与影响，因此他主持山东大学后，便想到必须创办一个刊物来提高山东大学的知名度，所以对创办刊物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正式创刊。华岗亲任社长，陆侃如、吴富恒任副社长，杨向奎任主编，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等知名教授组成编委会。新山大刚刚成立，经费不多，杂志也没有直接经费来源，杨向奎先生遂号召历史系同仁集资支持，也就是从个人工资中自愿捐出一部分充当办刊经费，当时除了吕慧鹃、葛懋春和我三个刚留校的助教外，其他所有老师都给予了支持。后来，华岗校长从学校拨付了一部分科研经费，才解决了刊物所需运营经费问题。

崔华杰：当时史学领域的专业期刊应该很少，和《文史哲》同年创办的应该只有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今《史学月刊》）一家刊物，至于学科顶级刊物《历史研究》其时尚未创刊。陈毅元帅曾称赞：“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这里的“风气之先”恐怕是指新中国初期《文史哲》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所掀起的一场场学术争鸣吧？

路 遥：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界提倡马列主义史学，认为只有把中国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发展以及把中国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等主要问题弄清了，才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因而将探究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与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为首要研究任务，这是学者由资产阶级历史观转向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环节。而且，只有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这种规律性的探究，才有可能推动历史研究进入“科学”阶段，否则中国历史就无法达到“科学”研究。所以，从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社会生产方式与农民战争再到历史科学，这个公式在当时是被一致认可的，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也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文史哲》创刊之际，正好赶上全国高校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在《文史哲》这块学术园地里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开了“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三朵金花都是先由《文史哲》推动起来并在国内掀起了思想争鸣和学术论争。这些论战让山东大学历史系声名大震，带动了学术界积极投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人文科学领域竖起了马列主义的一面大旗，也掀起了山大历史系第二次文史辉煌的序幕。

正向第一排左二为路遥先生。

崔华杰：在一场场“思想争鸣和学术论争”中，《文史哲》事实上也成为山东大学文史学者的重要阵地，如其创刊号共发表了9篇专题文章，按照顺序分别是：杨向奎《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孙昌熙《鲁迅与高尔基》、刘泮溪《通过国文教学贯彻抗美援朝的政治思想教育》、赵俪生《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底反清斗争》、卢南乔《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殷焕先《新旧文字与声调》、童书业《论“对偶婚”》、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中，历史学科的学者有华岗、杨向奎、赵俪生、卢南乔、童书业和郑鹤声，中文学科的有孙昌熙、刘泮溪、吕荧和殷焕先。由此来看，《文史哲》先由一份学系同仁刊物一步步走向今天的“中国高校学报之王”。

路 遥：《文史哲》创刊前后实际上正处于山东大学第二次文史辉煌时期。中文系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公渚、王统照和吕荧等，历史系有丁山、赵纪彬以及“八马同槽”的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黄云眉、赵俪生、吴大琨、王仲荦等。以上文史学者，除了两三位外，他们先后都在《文史哲》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杨向奎、童书业和赵俪生三位先生是《文史哲》杂志的最主要执笔者，在《文史哲》发表文章也最多。从历史学角度看，发表文章最多的是王仲荦、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这四位先生，其中杨向奎先生还是《文史哲》的实际创办者。

在“五朵金花”学术大讨论中，杨向奎先生即以“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为主题，与童书业先生相继在《文史哲》上刊文，由此吸引校外学者向《文史哲》投稿。这些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探究的基础上，进而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进行讨论。对于前者的探究，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究竟经历了哪几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替；而后者是讨论中国奴隶社会制与封建社会制的历史起始阶段，到后来发展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争论，又引申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进一步考察。而其中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则是由赵俪生在全国首开其端。

左一为路遥先生，左二为山东大学中文系袁世硕先生，左三为杨向奎先生夫人，左四为杨向奎先生，右二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吕慧鹃教授、右一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官美堞教授。

《文史哲》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学术争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日本和苏联也很有影响。我记得是在1955年，有一天杨向奎先生急急忙忙从他的大屋来到我的小屋，告诉我说：“北京来电话了，赶紧去筹50本《文史哲》！”据说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让人通知山东大学这起事宜的。原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准备率团赴日考察，应日本学界之请求要带去一些《文史哲》杂志。从1954至1956年，这是《文史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可是，到了1957年，政治给学术上带来了严重影响，接着1958年又搞了一场“史学革命”，要“拔白旗、插红旗”，历史研究上要“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以论带史”。特别是提倡的“厚今薄古”口号，把原来取得的几朵“金花”都说成是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于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逐渐变得不吃香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方向转移。

[1] 1951年3月，山东大学、华东大学迁并处理委员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教育部张宗麟副司长代表教育部宣布合校后的领导人名单：华岗任校长，童第周、陆侃如任副校长。学校设文、理、工、农、医5个学院和政治、艺术2个直属系，共计18个系和2个研究所，有学生2366人、教师486人、职工524人。其中，吴富恒任文学院院长，杨向奎任历史学系主任，吕荧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吴富恒兼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同时，撤销华东大学建制，山东大学去掉“国立”二字。
1951年12月，华东大学接到指示后，1000多名师生迁往青岛，暂住黄台路10号和太平角，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商洽合校事宜。根据调整方案，山东大学中文系历史组与华东大学历史系并为新的历史系。 feq28JcXmPhu4WQcIJfNvLuqet53wV510rpsa9SI773rItCPhuSNxAqvpMuur6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