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八大教授”

崔华杰：华岗先生于1951年3月上任山东大学校长职位后不久，您也于当年7月留校工作了。作为有着史学背景的校长，华岗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科发展上自然助力不小，历史系此时发展的景象如何？

路 遥：我们刚才谈过，1949年10月，历史系始从文学院分离出来，独立成系。此后不久，全国上下推行了一场增产节约运动，为精简开支，山东大学校委会又将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为文史系，系内分文、史两组。1951年3月，山东大学又与华东大学合并，山东大学文史系历史组与华东大学史地系合并为历史系，杨向奎任历史系主任，又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童书业和陶官云任历史系副主任 ^[1] 。

青岛解放之后，被划到了华东区，因此可以从华东区要人，这样黄云眉先生从上海临时大学 、郑鹤声先生从南京华东军政委员会先后调来山东大学工作 ，这两位先生正如我前面所谈，其实在历史系中资质最深。后来随着院系调整，齐鲁大学的部分师资也并入山东大学，再加上又有新聘的其他院校教授的加入，历史系师资力量有了很大提升，陈同燮教授、赵俪生教授、张维华教授、莫东寅教授、韩连琪副教授、徐绪典副教授等人加盟山东大学历史系，吴大琨教授此时也于1952年从海外应聘来校工作。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之后，吕荧因故离校，其中文系系主任由华大来的高兰代理。随着一批教授的调入，中文系师资得到进一步充实。高亨先生从东北、殷孟伦先生从四川大学、关德栋先生从福州大学先后应聘来校，这均为中文系增色不少。继之学界对山大中文系就有了“冯陆高萧”四教授的美称，他们四位恰好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完整研究体系，即高先生的先秦文学、陆先生的汉魏六朝文学、萧先生的唐代文学、冯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

然而，此期的历史系教授队伍不仅可与中文系并驾齐驱，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中文系。杨向奎和童书业先生是“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同为顾颉刚先生弟子的张维华则是“禹贡学派”，郑鹤声是“南高学派”，黄云眉是“浙东学派”，王仲荦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赵俪生与吴大琨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年轻教授，另外还有卢南乔副教授和孙思白副教授，历史系此期计有12位教授、4位副教授。

自左至右分别是罗竹风、杨向奎、孙思白、路遥。

1953年6月，山东大学向高教部送呈《关于我校理、文两科发展重点与方向》报告，其中，在文科方面确定历史系的历史专业为发展重点，以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为重点发展方向。

我们先来看历史系的师资匹配情况，当时教授有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吴大琨、王仲荦、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莫东寅、陈同燮、许思园、陈云章等人，副教授有孙思白、卢振华、徐绪典等人，讲师有赵殿诰、朱作云、韩连琪等人，助教则有葛懋春、黄冕堂、高昭一、孔令仁和我等人。

我们再来说“中国近代史专门化”这个重点发展方向，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方向，此期正好是值学科成形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我认为华岗、郑鹤声两位先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可以说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华岗校长不仅将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学术研究和史著撰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范式体系中作出了独有贡献，也引导了“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的研究在山东大学的萌芽初展，可以说奠定的是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的优势研究方向。郑鹤声先生照全国范围来说也是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931年所出《中国近世史》一书被学界认为是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被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可与蒋廷黻先生并称的两大流派之一。郑先生治史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史料文献，是名副其实的“史料派”，这种治史风格奠定的则是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基础。因此，美国学者周锡瑞1979年来山东大学就义和团问题做访问交流之后，对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同仁这种治史风格留有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还专门提到这一点：“中国老一代学者长于实证研究，过去我在国内的山东大学做研究时，深为这一优良学风所感染。”

另外，在中国现代史研究方向，不得不提孙思白先生。他在山东大学执教期间就开设“中国现代史”“现代思想史”等现代史专题课程，1956年奉高教部命令进京与李新、彭明、蔡尚思、陈旭麓等先生共同主编中国现代史教材，最终撰成《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四卷本。可惜，孙先生在1973年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了。

1956年全国高校教授定级，历史系的杨向奎被评为二级，还有其他八名教授被定为三级，分别是：童书业、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陈同燮。正如中文系有“冯陆高萧”之称一样，历史系现在则形成了外界所广为流传的“八马同槽”或“八大教授”。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这一“八大教授”名单是：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冯陆高萧”与“八大教授”一道奠基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也共同开创了山东大学历史上继193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文史辉煌”。

但是，大家对这八大教授的名次排列说法不一。比如说，杨向奎是二级教授，“八大教授”之内是否有他？历史系三级教授有八个，除上述七位外还有陈同燮，他和吴大琨谁是“八大教授”，看法各有不同。我个人认为“八大教授”中似乎有“吴”，而不是“陈”，这应该更贴合实际。这是因为陈同燮先生是杨向奎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时讲授世界史课的老师，而吴大琨在当时是与赵俪生齐名的年轻教授，并积极投入《文史哲》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

现在我按年龄长幼将八大教授排列如下：黄云眉出生于1897年，陈同燮是1898年，郑鹤声是1901年，张维华是1902年，童书业是1908年，杨向奎是1910年，这六位中前四位是属于资历较老的教授。年青三人中，王仲荦是1913年，吴大琨是1916年，赵俪生是1917年。赵、吴虽较年青，但在50年代初来山大时就定级教授，而王则是1952年前夕从华北大学学习回来后才正式被聘为教授的。

崔华杰：从年龄上看，您比八大教授中年龄最小的赵俪生先生要小上10岁，和年龄最大的黄云眉先生则更有近30岁的年龄差。八大教授中最早调离山东大学的是吴大琨和杨向奎两位先生，他们同在1957年分别调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和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这样看来，您于1951年留校工作后，与八大教授作为同事至少一起工作了6年时间。期间您和哪位先生交往较多？

路 遥：1951年我毕业留校后，组织上让我和杨向奎先生住在同一楼层相邻的两间房屋，算是他生活和工作上的助手。他住大屋子，我住小屋子，各有房门。和我同届毕业的葛懋春，领到的任务和我一样，分到了我楼上赵纪彬先生住所旁边，他也是住在小屋，赵纪彬先生住大屋子，房屋的格局与我和杨先生的一样。只不过，赵纪彬先生的房屋多是其夫人李慎仪居住。

我在福州上高中时就闻听童书业先生大名，他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得意弟子，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在高中三年级毕业班时我每天从家里到学校都要经过开明书店，当眼一瞧就能看到童书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七册）》一书，那是我最爱读的史学书籍。1949年春夏，大概就是历史系酝酿从中文系分离出来独立成系前后，童书业先生被系主任杨向奎推荐来历史系任教 。当时丁山先生讲授“中国通史课”，本来想讲“上古历史和春秋历史”的童先生便改讲“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程。童先生在生活上比较简朴，甚至衣着随意，不拘小节，然而一旦上了讲堂，便是风采卓越，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因为他上课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备课，走到讲堂之后便不再翻看讲义，仅凭记忆力就能指点历史江山。另外，童先生治学极为广泛，记忆力惊人，中国古代历史、古代地理、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诸子思想、中国绘画史、瓷器史等都在其治学范围之列。而且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就是处于思考之中，在校园里一边走路，一边思考，即使和他打个照面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好像置身于世界之外。这种生活和学术上的反差，使得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山大怪人”，由此可见他对青年学子群体的影响之大。

童书业先生是山东大学率先将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史学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选择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为专题课来讲授，引导青年学生对马列经典的学习和领会。他对经典著作之熟读、记忆、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善于吸收新知识的青年学子。他和赵俪生教授在讲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方面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可以说大大推动了历史系师生对马恩经典著作的重视。据我所知，当时文史两系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想学习童书业和赵俪生两位先生的路数，暗自选择一两本经典著作与自己的专业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学术思想改造。这一点也可从《文史哲》所引领的“五朵金花”学术论战中揭示出来。

1951年春，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华东大学原本是华东局直接领导的干部培训班大学，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抓得很紧。两校合并之后，行政领导多出身山东大学，组织方面则由华东大学担当。当时党组织对文史两系的工作有一条不明文的规定，那就是鉴于历史系名家较多且在史学界甚有影响，于是让新留校的青年教师向大教授名教授服务，从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实况，以便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这样我就被分配为童先生服务，其他几位年龄相当的青年教师也被指定为某某教授服务。为此，我和童先生以及家人的关系都十分亲密。童先生的学术观点、思想对我很有影响，加以我们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所以他对我无话不说。

1953年华岗校长指示杨向奎主任，要历史系尽早组团赶赴北京，去拜访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和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尚钺 ，向他们取经，进一步讨论如何办好历史系，更好地推展学术争鸣。于是杨向奎主任就确定由童先生领队，带着卢振华、葛懋春和我等3人组成访问团赴京。我记得我们访问尚钺教授时，尚钺先生特别赞扬童先生敢于对中国古史分期研究提出新观点，并笑称他要和童先生一道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一派，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进行学术争鸣。童先生返校后，在历史系师生中极力宣扬这个新观点，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史分期就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就放弃“魏晋封建论”，又回到“西周封建论”这条老路。他的这一回潮，实由害怕担心招惹批判所致。王仲荦先生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就是在童先生的推动下坚守这一观点并发表专著问世。因此，后来王仲荦先生与尚钺先生在学界齐名，被认定为“魏晋封建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了。

童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常以梁启超为榜样鞭策自己，并以之为引导批判、革新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经常向我宣扬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最可贵一点就是善于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来攻击昨日之我”，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学术随时代思潮而不断发展。我深受此观点的影响，也以梁任公的这一名句作为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我自1951年留校工作，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升任讲师，这是在1954年，当时我27周岁。华岗校长希望我多同郑鹤声教授接触学习，看看能否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做些修订完善工作。郑先生的藏书相当多，放到现在也是我见过的历史系教师藏书之最。他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大笔薪金寻购文献材料，而且还曾拥有一间藏书屋，真是环壁皆书，目不暇接。那时郑先生写了不少论文，要我帮他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为此有幸也得到他的指导并涉猎诸多史料。后来，我在做义和团田野调查的提纲时，根据系主任蒋捷夫的提议，请历史系的郑鹤声等几位老教授审看并听取了他们的建议。总之，就是与郑鹤声先生四五年的接触，加上我本人的努力，我的学术功底逐渐扎实起来，至今仍获益不浅。

“八大教授”中，我和赵俪生先生的交情可以说跨越了世纪 。赵俪生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因为喜好文史才走上了治史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东北师范大学来山东大学任教，1950年即以教授职位受聘为文史系，而我是在1951年才留校工作，所以我也上过他的课程，至今对他的授课风采印象深刻。赵俪生先生讲课逻辑严密、思维深刻，并且抑扬顿挫，声色俱形于外，关键是上课时从来不看表，这边说完下课，那边就会响起下课铃。赵先生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所以他愿意也善于将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学术研究。他在山东大学文史学科发展上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全国开启了农民战争史研究，并且在这个方向培养了孙祚民 、孙达人 等学者。

左二为路遥先生，左三为时年88岁的赵俪生先生，左四为赵俪生夫人高昭一先生。

2005年，我因公到了甘肃，特意到兰州大学拜访赵先生。见面时，他告诉我说，他写好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文章，事涉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八大教授”的学术及政治评价，但是因为考虑到涉及人际关系，“容易伤感情”，所以希望自己去见马克思之后再予以刊发。

新中国初期处于第二次文史辉煌的山东大学历史系，除以上“八大教授”之外，还有两大教授值得一提，分别是丁山（1901年生）和赵纪彬（1905年生）两位先生。丁先生1933年被齐鲁大学聘为文理学院教授，1947年8月同赵纪彬先生一同调来山东大学任教。当然，他们当时去的是中文系，成立历史系后都划到历史系来了。然而，很可惜，赵纪彬先生于1950年被调往平原省当平原师范学院院长（后出任平原省秘书长），丁山先生于1952年患严重肺病去世，所以1956年教授定级时少了他们二位的身影。若不是一去世一调离，山大历史系在全国的学术影响还要更大些。 kl/aF/w9iw9LbG8IRX2RUBSFVswtGdri62cBxqv+wqJWW8gdxe/6F2NbOKhlgS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