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一位战士，又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校长”

崔华杰：在华岗先生来山东大学担任校长之前，您对他有所了解吗？

路 遥：华岗校长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了革命，入党很早，是个老革命，也是职业革命家。其实，华岗校长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最主要代表作是《中国大革命史》 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两部书籍。在华岗到任山东大学校长之前，我就在1948年秘密阅读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该书分为两卷，当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卷，记得封面标题印的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而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向阳同志看到的是另一卷，他说封面也是标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是用粗糙发灰色的毛边纸竖排的铅印本。后来我们对该书的1949年前版本进行检索，但只找到了1945年11月由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和1949年8月由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印行的两个版本。据华岗校长在1951年增订本自序中所说：该书最初曾于“1940年由上海鸡鸣书局出版”。可是现在已难找到这个版本了，但就1945年与1949年两种版本来说，封面印的都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后来我看到华岗校长夫人谈滨若女士所撰《华岗年表》一文，才得知该书先在1940年8月出版时题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后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另外，这两种版本内容完全相同，史实的论述都没超过1939年这个时限，因此1945年的版本是1940年版本的翻印版。

崔华杰：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形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当时“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名词不仅频现，知识界还出版了不少专题专著，如李鼎声《中国近代史》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以及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 等书。华岗先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构建中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价值？

路 遥：实际上，早在清末时期，国人就有撰述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萌芽，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覆亡的1911年，刘彦就刊有《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民国时期，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 与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 是这一时期最早出版的两部中国近百年史教材。这两部书都写成于国民大革命之前。史实结构方面，前者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及民国几个时代，后者则分为积弱、变政、共和等三个时期。这些分法，正如胡绳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只是沿袭了或并未摆脱王朝旧史观的约束，因而也无法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本质。

国民革命爆发之后，史学界对中国近百年史进行了新的思考，加以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痛恨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军阀反动统治，于是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的新著近百年史纷纷出现。我于2004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纪念华岗校长的文章，曾对国民大革命到1940年止在上海、北平、武汉三地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史著或教材做过数量统计，发现以中国民族革命史、帝国主义压迫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革命史等各种名称出现的中国近百年史，除各种民国史不计外，就有30种左右。

五四运动后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曾于1945年在其权威性著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民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有过一番概述，在中国近代史著上仅列举了两部代表作，即郑鹤声所撰《中国近世史》和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说前者“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后者“虽仅四章，极为简单，然言简意赅，不愧为名家之作”。此外他还稍微提及陈恭禄所著《中国近代史》，但也只说它“虽间有错误处，亦甚详备”而已。

郑书以明季中西交通作为划分中古与近世的分界，而蒋、陈二书则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不过蒋书宣扬的是英国由于产业革命发展才要求来华通商而同中国发生了新的关系，而陈书则以中西冲突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并认为中国为“倾向于保守”的一方。顾颉刚所以列郑、蒋二书为主要代表作，似乎有偏向于国民党政府官方立场之嫌。在那时，郑鹤声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当教授，其书又是作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而蒋廷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政治地位煊赫。然而蒋陈二书虽都视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他们的史观有所偏颇，都强调了中西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该冲撞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与外交态度不同所致。其实蒋陈的观点都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影响。这一史观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当然无法正确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为适应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党内此时出现了两本以马列主义观点编写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的著作，一本是张闻天主持的当时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另一本就是华岗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在自序中曾将鸦片战争看作是“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界址”，那么为什么说是“现代”而不是“近代”呢？1950年，正在养病期间的华岗校长为历史系讲课，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曾就此问过这个问题。华岗校长的解答是：“中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近代或近世概念有不同理解，我们的郑鹤声教授过去所写的大著不是就标为中国近世史吗，近现代的区别主要看是否在于有中国共产党推动或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既把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连在一起，用‘现代’字眼可以显示新著特点，以避免同旧教材提法相混淆；再则，写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写革命运动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何以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就是在于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框架。早在1931年所撰《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时，华岗校长就已开始把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作为“大革命”的预演，继以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海员罢工、二七惨案、国民党改组、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革命、秋收起义直至广州起义连在一起。至1938年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进而将现代革命史的开端提前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把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史归纳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以及“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三章内容。又至1940年华岗校长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除以鸦片战争为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史开端外，还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列为专章；至于五四运动以后部分，则将先前编著的大革命史之大部分内容移入；这样，则从结构上完善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近百年史的发展历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本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即在于此。

第一排左五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先生，左六为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左八为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右二为路遥先生，右六为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李文海先生。

2003年6月9日，山东大学隆重纪念华岗诞辰一百周年暨华岗学术思想研讨会，展涛校长在讲话中提出：华岗是“一位战士，又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校长”，这既精炼而又准确地概括了华岗校长的一生；又说：“华岗精神是山大文化和山大精神的灵魂，他对山大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历史性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为我们的老校长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几句话不仅道出了我们老山大人的共同心声，还表达了我们对华岗校长的缅怀与敬仰。作为校长，华岗是一流的大学校长；作为战士，他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优秀的无产阶级宣传家；作为学者，他是一位有影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有建树的马列主义史学家。

[2] 1949年10月，山东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包括教授17名、讲师助教代表2名、学生代表2名，共计21名。具体成员为：丁西林、杨肇燫、赵纪彬、童第周、王统照、刘椽、魏一斋、陆侃如、罗竹风、李善勤、郭贻诚、潘作新、陈瑞泰、杨向奎、许继曾、曾呈奎、郭宣霖等17名教授代表，王应素、候家泽等2名讲师助教代表，王方、魏金陵等2名学生代表。教授代表中的前9人担任常务委员，其中，主任委员为丁西林，副主任委员为杨肇燫和赵纪彬。
1950年3月，山东大学选举通过新的校委会，主任委员为华岗，副主任委员为陆侃如、赵纪彬、杨肇燫，常务委员为罗竹风、魏一斋、刘椽、童第周、陈瑞泰、丁履德、李先正，委员为樊翕、杨向奎、何作霖、许继曾、潘作新、沈汉祥、郭贻诚、鲍文尉、陈机、陆光庭、颜子平、王承瑞、冯祖寿、张学铭、董国楹、王明理。

[3] 早在1949年7月，山东大学还在“国立”时期就有意组建历史系，其校刊《山大生活》在当月4日报道说：“据文学院方面消息，下学期起，文学院将添增历史系、教育系及历史研究所等，一切详细办法，现在正在拟定中，一俟筹备完成即可正式公布招生。”10月，文学院增设历史系，杨向奎兼任历史系主任。另外，《山大生活》还刊发历史系教授及副教授的阵容，有华岗、刘导生、史甄、王育伊、童书业、黄绍湘、郭宣霖、赵纪彬、杨向奎诸位先生。
1950年3月，山东大学校委会常委会批准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成立文史系，杨向奎任系主任，萧涤非任系副主任，系内分文史两组。1951年3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后，由山大文史系历史组与华大历史系合并之新的历史系，杨向奎任历史系主任，童书业、陶官云任历史系副主任。此后，历史系独立成系，发展成今天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YPY/5oYpG4UbhBg8Xs5QhSQcrSFLpHBYlnB1F48PgH5UhA3QS9FB9Dlsd7QhS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