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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化常常推动政治发展。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或高通货膨胀常常导致政府被投票赶下台。正如竞选策略师经常指出的那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
。19世纪上半叶，英国进行了广泛的宪政转型：进一步降低君主的作用，减弱旧的农业精英曾经对权力的严格控制，提升新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非常缓慢）地扩张民主和投票权。有时，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即所谓的辉格党人的历史观是逐渐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是通过经济视角。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改革并不是由进步的历史力量推动的，而是对经济结构本身如何被工业化重塑的一种反应。笨蛋，问题在于政治经济。
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新富裕起来的、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老一辈的、根深蒂固的贵族和地主精英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就诺斯的框架而言，英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准入秩序，但步履缓慢。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关键的爆发点出现在《1832年改革法案》（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的通过，以及1846年《谷物法》（ Corn Laws ）的废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两件事是最合适的。
在1832年之前的600多年里，英国宪法的发展以维持利益平衡为基础，而要平衡的利益方是王室、贵族和平民。这里的“平民”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指在社会中拥有“利益”的一小部分人：财产所有者。
到了14世纪70年代，议会制度已经形成，上议院和下议院分开开会，下议院有自己的发言人。著名的繁荣城镇，即自治市镇（boroughs），有权从其有产阶级中选出（通常）两名议员，而且每当君主需要现金时（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打仗），就会召集议会开会。政治经济解决方案的基本原理是，君主和传统地主掌握着大部分权力，当君主想增加额外的税收时，需要得到一些最富有的平民的同意。
这种权力划分在一个极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土地、而土地是财富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一个非常有特权的精英阶层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的世界里是可持续的。经济的重塑，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要素份额的重塑，使这种古老的平衡受到质疑。
几个世纪以来，在英格兰和后来的英国，君主的权力一直在被削弱。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1688年光荣革命中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被推翻，这两件事都很好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君主确实仍拥有权力；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国王的政府”。事实上，在1837年之前，君主去世后总是会立即举行大选。国王威廉四世（1830年至1837年在位）仍然觉得可以罢免首相并任命新的首相。维多利亚女王对政府实际工作的干预比任何现代统治者试图做的都要积极得多。但与17世纪相比，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的权力现在掌握在议会手中，虽然君主在理论上可以拒绝对一项法案给予御准，但自18世纪初以来，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19世纪30年代的上议院是一个比今天更排外的俱乐部。它有大约250名有投票权的成员。它主要由中世纪大亨的后代组成，其成员经常明目张胆地表示要代表“地主利益”。当然，平民也有可能被封为贵族并加入其行列，但这很可能是在为政府或军队服务之后（想想威灵顿和纳尔逊吧），而不是通过在工业或商业方面取得成功。打胜仗可以让人获得贵族身份，而拥有大量工厂不能。
内阁仍然主要从上议院中产生，在19世纪初，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政府部长们都是贵族。
改革前的下议院是一头怪兽。每个郡（county）选举两名国会议员，此外，多年来，一些自治市镇被授予皇家特许状，使其有权选举自己的议员进入下议院。赋予自治市镇选举权的意义在于，确保那些在君主需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财政捐助的城镇在议会中有代表。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一个自治市镇被赋予了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它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权利。而自17世纪末以来，就没有再签发过新的授权。到1832年，局面一片混乱。
下议院由176名代表各郡的议员、5名来自大学的议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和467名来自各自治市镇的议员组成。实际的选举权因席位而异。因此，在英国的郡，每个拥有40先令财产（即年租金价值为2英镑的房屋或土地，在1832年，这意味着中等规模的城市住宅或大量的乡间农场，而不是小规模的农田）的自由地产保有人（freeholder）都有投票权，但这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口，他们是租户而不是房东。最终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郡级席位都由地主乡绅或上议院议员的亲属掌控。在许多郡，只是在大地主之间达成一致商定任命谁，真正的竞选很少。例如，诺丁汉郡在1832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没有实际的选举。事实上，在任何特定的投票中，通常只有约30%的席位存在竞争。
各自治市镇的选举权各不相同，相对民主的“有室自炊人自治市镇”（householder boroughs）基本上所有未领取贫困救济金的男性户主都有投票权，“特产投票人自治市镇”（burgage boroughs）只有某些规定的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这种权利。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所经历的转型完全没有反映在席位分配上。因此，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人口分别约为18万和14万，却没有选出任何议员。与此同时，老萨勒姆（Old Sarum），一片离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两英里（1英里≈1.609千米）的荒凉山地，那里曾经是一个定居点，但早已被废弃，尽管没有永久居民，但仍然选出了两名议员。11名当地的财产所有者组成了其选民。邓尼奇（Dunwich）曾经是伊普斯威奇（Ipswich）北部的一个繁荣的集镇，到19世纪30年代，它的大部分土地，都沉入大海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意思。这个也选举出了两名国会议员的“小镇”，有人口232人，房子44座和教堂“半座”。
议会席位的分配没有跟上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种变化十分迅速，许多制度很快变得落伍。例如，在1800年，英格兰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在农业发达的诺福克郡（Norfolk）保留了700个教区，但在快速工业化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只有70个。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是没有秘密投票制度的，公开投票加上极少的选民，造成了可预见的不公平选举。公然的贿赂和恐吓都发挥了作用。选民人数少的自治市镇通常被认为是“袖珍选区”或“腐败选区”，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控制。“旧腐败”（The Old Corruption）是对这种普遍制度的称呼，在这种制度下，选票和席位被买卖，政府职位和闲职被赠予以作为支持的回报。
赤裸裸的贿赂制度造成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以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为例，他后来成了皇家海军上将。1806年，他参加了德文郡（Devon）霍尼顿（Honiton）的补选，并在补选中失利，事后他向支持他的124名选民每人支付了10几尼
，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奖励。这当然会让人期待，任何投票给慷慨的科克伦先生的人都会在未来得到丰厚的回报。在随后的大选中，仅仅4个月后，他就大获全胜，只是他的钱包却捂得紧紧的。
新的工业化城镇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到1832年，英国的民主程度不如1640年英国内战前夕。1831年，大多有3.2%的人口拥有投票权，比1715年的5.2%有所下降。
在现代人看来，过去只要能被称为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都是不发达的。许多国会议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会议，或宣称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党派身份不是固定的，主要的政治家们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往往在辉格党和托利党内阁都任职过。一般说来，托利党支持捍卫关于土地的旧制度——君主制、英国国教和乡绅的权利。他们的政敌辉格党则主张议会凌驾于君主之上，支持新教徒的非国教信仰，并越来越多地从新兴的工商业中产阶级那里获得支持。也就是说，辉格党的领袖往往来自最显赫的贵族家庭。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普遍认为，支持全民投票等疯狂想法的5～10名激进派议员是危险的煽动者。
《1832年改革法案》使下议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使选举权要求合理化和标准化（包括首次明确禁止妇女投票），并重新分配了议席，取消了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同时首次向利兹（Leeds）、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Sheffield）等发展中的城市授予议员席位。
取消通常由富有的地主控制的袖珍选区以及赋予新的工业城镇和城市的选举权，表明英国统治精英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地主精英近乎完全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些老贵族家族将不得不与新的中产阶级分享权力。经济的重塑已经重塑了财富结构，这一点现在反映在了国家的治理上。
当然，从土地所有权中赚取收入的人和从资本所有权中赚取收入的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和绝对的。土地所有者是许多新兴工业企业和铁路的早期投资者。一个很成功的中产阶级资本家通常会寻求购买一些土地，修建一座大的乡间别墅，并普遍效仿乡绅的礼仪。
而且，重要的是，在不同意进一步扩大选举权方面，这两个群体的利益似乎是一致的。（将《1832年改革法案》视为通往民主之路的第一步是过于简单了。在三分之一保留了席位的自治市镇中，选民的人数实际上有所减少。总体而言，选举权有了净增长，但即便如此，也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拥有投票权。）1832年的法案可以被认为是英国管理精英的扩张，以反映经济的变动，但这次扩张是有限的，特别是它并不包含因“恩格斯的停顿”而受苦的劳动力。这是对英国以前失衡的宪法的一次重新平衡，再一次反映了当时仍然非常不平等的经济现实。
鉴于经济力量的平衡不断变化，政治力量的平衡最终肯定会发生转换。在1832年前夕，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得恰到好处的政治联盟得以形成，从而推动了改革。更加反对选举改革且在过去20年的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托利党，其自身内部在是否授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结果使得辉格党政府上台执政。首相格雷勋爵（Lord Grey）在下议院以一票之差赢得了对改革法案的支持，但他意识到这不足以推动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于是他提请解散议会，提前大选，这基本上是对该问题的一次公投。
那次选举中，辉格党人占多数当选。它是在农业“斯温暴动”的背景下进行的，经济史学家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议会席位越靠近受这些暴动影响的地区，就越有可能选出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议员。这似乎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对更大范围的革命的恐惧在议会的逐步改革中发挥了作用。现存于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独裁的农业利益集团要确保自己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与工商业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做交易。
这是新的经济精英加入旧的经济精英的统治集团，而不是现代民主的诞生。
也许比1831年的大选更重要的是上议院在1832年做出的不否决该法案的决定。国王最终向格雷承诺，如果上议院继续反对改革，他将创造足够的新辉格党议员来推动改革。正如他们将在1846年和1911年再次做的那样，上议院接受了短期的政治失利，以保持他们对权力的共同掌控。
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家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时，英国旧的农村地主利益集团仍然在政府中保留了如此大的发言权。
呼吁扩大选民范围的呼声并不新鲜。早在17世纪40年代，“平等派”
就一直在敦促实现男性普选权，1819年在彼得卢事件中的人群也发出同样的呼声。呼吁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的宪章运动（Chartism）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他们的大部分要求直到1918年才得到满足。
接下来的35年里，辉格党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逐渐以自由党（Liberals）的名义出现。上一章所讨论的《济贫法》改革是当时典型的自由党/辉格党政策——由最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思想驱动，具有改革意识，旨在节省支出。即使它确实吸引了那些富裕到可以获得选举权的人，也并不是特别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
思考19世纪早期到中期英国的经济政策就会发现，现代经济政策的大部分概念在那时根本不存在。尽管英国人口普查始于1801年，而且政府也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但对于任何19世纪40年代的财政大臣来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按照现代标准，英国政府自身的规模小得令人难以置信。1821年，外交部的全部工作人员由28人组成。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20%，但战后回落到接近10%，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则为40%左右。并且，即使是这个10%的数字也有误导性，因为其中一半以上都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账单。实际上，政府的实际支出更像是经济的4%或5%，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军事。直到20世纪，政府支出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小。
如果说当时的英国政府有一个“经济政策”，那就是后世所称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整个欧洲的政府政策都充溢着这种类型的思想。概括地说，重商主义者相信世界是零和的，己方得到更多的财富建立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损失的基础上。在一个货币仍然（大部分时间）基于背靠贵金属的纸币的时代，获取贵金属使一个国家更加富有。贸易顺差是一种以牺牲另一个国家为代价来富裕自己国家的方式。使国家富足的商业才被认为是好商业，导致金钱外流的商业就是坏商业。简而言之：出口是值得欢迎的，而进口则是“非必要不进口”。
重商主义政策的重点是建立殖民地资产并控制其贸易。在英国，17世纪的一系列《航海法案》（ Navigation Acts ）和其他限制措施限制了外国商人与英国人的贸易。
重商主义思想导致了一些看上去很奇怪的结果。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试图实施“大陆封锁”（continental system），对大不列颠进行有效的封锁。但该政策的目的不是要剥夺英国战争所需的关键进口物资，就像现代战时禁运那样，而是要阻止英国向欧洲做出当时被认为是使英国致富和增加其实力的出口行为。在1809年和1810年，当英国遭遇作物歉收时，英国从法国——一个正在与之交战的国家——进口的谷物实际上有所增加。巴黎方面认为从英国流向法国的用以支付这些谷物的资金是很重要的。双方都相信这个逻辑，拿破仑的军队经常穿着利兹和北安普顿（Northampton）制造的靴子和大衣行军就是证明。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主导经济理论在英国结束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失去/丧失美国殖民地倾覆了该体系的大部分内容，但历史往往强调的是1776年3月（《独立宣言》发表前几个月）出版的一部作品——《国富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资格成为有史以来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
亚当·斯密是一位出身于道德哲学家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18世纪末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特别耀眼的杰出典型，在各个领域都有影响广泛的著作。他后来的追随者，就像后来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一样，习惯于挑拣和选择他的只言片语。
今天，斯密有时被视为资本主义恶劣过度行为的辩护人，但他关注的始终是消费者，而不是银行或制造商。正是同一个斯密写出了《道德情操论》（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就像他写出《国富论》那样。总的来说，他的作品是关于将人类从大抵是专制的政府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所有哲学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过上好日子？
在经济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感受到斯密的影响。首先，他摒弃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思维框架。斯密希望打破阻碍对外贸易的限制和关税，以支持一个更加开放、自由贸易的世界。这种限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帮助政府实现其权力欲望，但它们却会为了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损害消费者和个人。斯密认识到，重商主义制度的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精英阶层中产生和分配经济租金。对斯密来说，更自由的贸易将使所有国家和消费者都受益。
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如今斯密因其“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而被人们所铭记，这个概念认为，每个个体谋求自身利益而行事，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对斯密来说，这样的结果只可能出现在自由市场中，被重商主义笼罩的受保护和监管的经济中，这种无形的机制会失效。斯密认为，一个自由的市场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更低的价格，而且还会给最好的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使它们能够扩大规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通常以更高的工资雇用更多的工人。为了让人类繁荣昌盛，政府必须做出让步，停止过多地干预市场。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监管方式主导了英国政府的思维。政府的职责并不包括把自身强加于经济关系中。
19世纪上半叶，英国重商主义的底层架构逐渐瓦解。1849年，《航海法案》被废除。但主要的斗争是关于《谷物法》的。新的工商业中产阶级在1832年登上政治舞台，到1846年，他们带着废除《谷物法》的决定战胜了他们的农村伙伴，这将塑造英国经济历史和发展的下一个世纪。
《谷物法》是1815年英国采取的一项保护主义政策。拿破仑战争后不久，面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当时欧洲尚未感受到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主导议会的农业利益集团开始采取行动。正如一位苏格兰国会议员在1814年所评论的那样，“没有哪群人能像农民那样哭得又响又快”，许多现代政治家可能也会这样认为。
《谷物法》对进口粮食征收的关税定得很高，基本上是将其拒之门外。这当然可以被粉饰成一种国家安全措施——确保英国在国内粮食方面的自给自足。但鉴于1809年和1810年英国并没有停止从法国进口小麦，这一理由显得有些站不住脚。这实际上是地主精英制定的利己政策。将外国粮食拒之门外可能会让所有人都要花更多的钱买面包，并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
反对《谷物法》的不仅仅是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工人，还有大部分新的工商业中产阶级。一场关于农业是否需要特权的典型政治经济学斗争的帷幕即将拉开。
和往常一样，思想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密的学说已经得到了英国舆论界相当广泛的认可，而大卫·李嘉图凭借其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知识武装。
李嘉图对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最关键的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名字是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在几年后创造的）。该理论的实质是，各国应专注于其最擅长的商品和服务。李嘉图本人有葡萄牙血统，所以他使用了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像所有经济学家一样，他从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开始，想象一个只有布匹和葡萄酒两种商品的世界。
在他的思想实验中，他想象葡萄牙可以比英国更高效地生产布匹和葡萄酒（他没有评论英国葡萄酒的质量或个别优点，这毕竟是一个思想实验）。同时，英国在生产布匹方面的效率相对高于葡萄酒，葡萄牙在生产葡萄酒方面的效率相对高于布匹。根据李嘉图的计算，如果英国完全专注于布匹生产，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生产，并以布匹换取葡萄酒，那么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废除《谷物法》所依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模型和一些直观的数学运算。
对于斯托克波特（Stockport）议员、英国自由贸易的真正传教士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来说，废除《谷物法》将一次性解决四个问题：它将为英国制造商提供一个出路，因为购买外国粮食的英国人把钱交到了潜在的新客户手中；它将通过降低粮食成本来缓解“恩格斯的停顿”时代的“英国现状”；它将使英国农业在面对外国竞争时更有效率；它也将预示着一个以互利贸易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新时代。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论证。而科布登是一个倾向于口无遮拦的人。据他所说，只有“征收面包税的寡头，见风使舵、铁石心肠、贪得无厌又巧取豪夺”的人才支持《谷物法》。
19世纪20年代废除《谷物法》的尝试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威廉·赫斯基森在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时做了一些尝试，但在几乎完全由地主主导的议会中，收到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
《1832年改革法案》重新打开了废除的大门。随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在议会中直接得到代表，变革似乎是有可能的，但仍然很棘手。19世纪40年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再次执政，并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乡绅的利益。下议院从根本上转向了商业和工业的利益，但农村利益代表的比例仍然过高。而上议院是地主阶级的堡垒。
改革运动是由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治压力集团之一——反谷物法联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组织的。该联盟成立于伦敦，但很快就在曼彻斯特找到了更自在的据点，并从新的制造业老板那里获得了大量捐款。
该联盟受益于英格兰西北部的棉花商业的集聚，这种地理上的集聚使得在利益相关的各方之间的组织和筹款更加直接。且联盟也受益于其他行业的出口企业在英国各地的广泛扩散，这些公司可能不会把废除《谷物法》放在他们要求的首位，但他们大体上是支持的。
募集到的资金在小册子和报纸的宣传战中发挥了良好的效果。该联盟总体上成功地利用了跨阶级的支持，它向产业工人据理力争，废除这些法律将意味着降低食品价格，从而有效地提高工资。尽管马克思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制造业资本家几乎没有把工人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但事实证明联盟善于把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对手：科布登口中的“征收面包税的寡头”。
小册子和公众集会发挥了作用，但联盟的真正成功在于它掌握了英国新的选举制度所创造的机会。联盟花了很多精力在各选区逐个翻阅选民名册，试图将已知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除名，增加新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科布登还敦促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父母，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就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成为郡选民所需的40先令的自由保有地产。由此，关键选区设立了数千名新选民。
新的工商业阶级正在为改变英国的选举格局倾注资金和组织能力。与真正的政党相比，联盟在绘制选民地图上的付出使它对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而前者在19世纪40年代仍在进行自身组织基础建设工作。
但最终，这种改变英国政治地理格局的策略不是必要的。废除法案不是在辉格党/自由党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而是在保守党
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的。罗伯特·皮尔在1846年分裂了自己的政党，投票赞成废除该法案。
当然，问题在于，当主要的短期赢家是他们对手的支持者时，为什么一个依靠来自将受到废除法案打击的农村阶层支持的政党会选择赞成废除？
有时会有人认为，爱尔兰大饥荒对英国的论题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与英国不同，爱尔兰在19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个国家仍然是贫穷的农业国，大部分土地由住在英格兰以外的地主持有，他们管理不善，并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了大量的国民收入。爱尔兰的继承法将爱尔兰人拥有的土地进行了大量的细分，使得农业生产相对缺乏生产力。小块土地鼓励佃农把重点放在种植马铃薯上，因为这是少数几种可以在这么小的土地上养活一整个家庭的食物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马铃薯晚疫病席卷了整个欧洲，但没有哪个地方比爱尔兰更严重。爱尔兰以外的地区共计约10万人死亡，而在爱尔兰境内这个数字却达到了100万。
1845年，爱尔兰约有一半的作物歉收，1846年有四分之三歉收。地主们却仍然试图榨取佃农的租金，而自由放任主义倡导者主导的政府未能缓解爱尔兰的灾情。监狱里的人数激增，因为人们犯罪仅仅是为了被安置在一个可以得到食物的地方。移民是一种解决办法，爱尔兰的人口从1845年的850万下降到10年后的600万。至今，爱尔兰仍然是当前人口密度低于19世纪中期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即使英国在部分地区饥荒肆虐的情况下，仍将外国食品拒之门外的做法在现代读者看来可能令人反感，但其对议会中关于《谷物法》的辩论的直接影响却相对有限。
重现19世纪40年代中期皮尔的决策过程并不简单。皮尔当然读过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著作，并且精通反对《谷物法》的知识论据。他是那种谋求建立一个具有跨阶级吸引力的政党的政治家。他于1834年发表的《塔姆沃思宣言》（ Tamworth Manifesto ）全是关于合理的不满（grievances）以及为必要的改革扫清障碍的要求。在他自己党派的议员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投票支持废除。政治学家最近的一些工作指出，那些成为皮尔派的托利党议员往往代表非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区，到1846年，托利党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利益集团，即使其广大领导层希望它是那样。
最终，皮尔的废除决定（以及完全由地主利益集团主导的上议院不反对废除的关键决定）是他维护英国现有政治经济和宪法的战略的一部分。正如最近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皮尔“将废除法案的特点描述为维护英国政府的传统制度——特别是贵族制度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的妥协，皮尔试图在政府中为农业利益集团保留一席之地。与1832年一样，接受短期的失利使地主利益集团能够保留其在英国政府中扮演更长期的角色。
尽管有这么多的争议，但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短期直接影响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谷物大入侵”
，英国的粮食价格才真正可持续地走低。
比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一场伟大的战斗，重商主义的最后一点残余被推翻了。自由贸易似乎为工人提供了廉价的食物，为制造商提供了海外市场，也为国际和平带来了希望。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将在接下来的七八十年里主宰英国的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