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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到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期间，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根据1801年《联合法案》成立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拥有约1600万人口。从马尔萨斯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至少在爱尔兰之外），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口激增到2700多万。人口不只是增加了，而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在1801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城市化的，但到了1851年，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2500人的城镇或城市。1801年，三分之一的工人直接受雇于农业，但到了185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一。从事工业和采矿业的比例从不到30%上升到40%以上。
棉花是早期工业革命的封面明星，是经历了第一次快速转型的行业。从18世纪末开始，新技术和现代机械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棉纺和织造工艺。纺织品制造从一个在家里完成的熟练工作转变为在工厂里进行的工业流程。1800年，英国棉布出口量约为每年1.5亿码（1码≈0.9144米），但在接下来的50年里，出口量惊人地增长到原来的1000%，达到15亿码。金属加工推动了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新的冶金工艺和在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中对更多大炮的需求，使铁的产量在这50年里增加了1000%。煤炭产量从每年1100万吨跃升至5000多万吨。蒸汽动力逐渐被应用到新的经济部门中。一个又一个行业受到了“发明之发明”的影响，产量急剧上升。
现代的研究表明，1851年英国经济的总规模大约是50年前的2.5倍。与之前的任何情况相比，这都是惊人的增长。但这一进展远非一帆风顺的，事实上，它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工业革命标志着现代经济的诞生，从经济的连续性突然转变为经济的变化。19世纪初至中期，英国是一个正在向类似现代宏观经济过渡的国家，但缺少任何用于稳定现代宏观经济的工具。
如今，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以或多或少需加管理的态度看待商业周期。英格兰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财政部可以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来影响经济需求。一个看起来有过热危险的经济可以被人为降温，而当支出压力较弱时，降低借贷成本或降低税收可以让经济有起色。但这些工具并不是精确的，在实践中使用它们要比理论上困难得多。毕竟经济衰退还是会发生。但19世纪的商业周期波动更大。今天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的现代宏观经济思维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在过去的50年里，英国经历了6次经济衰退；而在19世纪的前50年里，英国经历了14次。
由于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农业，作物歉收和自然枯病仍然有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现代事物。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以一系列典型的过度投资热潮和紧随其后同样典型的萧条为标志。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技术为其所有者提供了潜在的巨大财富，许多人都热衷于从中分一杯羹。
以铁路为例。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线路于1830年开通，将这个伟大的棉花繁荣镇与伟大的棉花出口港连接起来。这是第一条公认的现代铁路线，完全使用蒸汽作为动力，不允许马车驶入，全程双轨，并有一个现代化的时间表。它由蒸汽动力先驱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设计和指导建造，从一开始就赢利了。它也是第一条导致死亡事故的铁路，当时利物浦议员威廉·赫斯基森
在开幕式上误入一条火车迎面而来的轨道。
尽管有这个不幸的开端，铁路公司的股票还是成了19世纪40年代的“新兴网络股”。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为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真正转型的希望。
自18世纪初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以来，英国的政治家和更广泛的精英人士一直对投机狂热保持警惕。在该案中，一家极度腐败的公司在其真实价值上误导了公众，并参与了赤裸裸的贿赂和欺诈，使其股价上涨了1000%以上，吸引了其他害怕错过惊人回报的投资者。当股价暴跌时，许多人破产了。艾萨克·牛顿爵士是受害者之一，他事后评论说：“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无法计算出人类内心的疯狂。”
1720年的《泡沫法令》（ Bubble Act ）基本上禁止公司拥有5个以上的股东。1825年该法案的废除是通往现代金融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踏脚石。有限责任公司得以成立，有自己的法律身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借款，是当代世界的一种核心机构。
由于摆脱了以前的限制，那些有储蓄的人热衷于将储蓄投入新的铁路公司中，而报纸的发展为推广这种股份计划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修建铁路意味着既要筹集现金，又要让议会通过法案，批准拟议的路线。由于国会议员往往是相关公司的投资者，因此很少有法案不通过。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所谓铁路狂热中，短短三年内就有442项铁路法案被写入法规。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国会议员不应该考虑他们自己有既得利益的铁路法案的优点，但在公司的积极游说下，存在着大量的“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把戏。正如一位当时的内阁大臣所说，“我看到了强大的公司积极拉拢的结果……（议会）成员中很少有人读过一个字的证据……他们预先准备好按照问题的是非曲直之外的其他考虑进行投票”。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铁路繁荣，以及更早的18世纪90年代的运河繁荣，都采取了类似的形式：最初的高回报承诺吸引了投资者，并从建设真正有用和有利的经济基础设施开始。但随着更多的资金涌入以寻求这些高额回报，着手开展的项目要么根本无利可图，要么更糟糕的是，根据现有的工程技术，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这导致突然的萧条，投资者失去了他们的现金，经济活动因建筑工程的突然停止而放缓。
这种由农业发展、外贸进程和投资周期驱动的繁荣-萧条模式，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头几十年留下了烙印。在经济周期波动的背后，是结构性的转变。生产率的潜在增长已经开始渗入整个经济，这意味着总体增长趋势是向上的。尽管这一上升过程中存在着突然的逆转，但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些都不应该被理解为19世纪的头几十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生存时期。
在1801年至1851年期间，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50%，从《联合法案》颁布时的每人每年约1700英镑（按现代货币计算），到万国博览会时每人每年约2500英镑。理论上，普通的英国人可以每周吃几次肉，并享受偶尔几次的酒吧之行，而不用靠蔬菜和面包维持生计。他们甚至可以为特殊场合准备一些从商店购买的衣服而不是自制的衣服。但是，尽管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好的跨国和跨时间的标准，但它并不总是能反映出全貌。
在19世纪上半叶，国民收入可能一直在增加，但它的分配仍然是极度不公平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只适用于工厂主而不是工厂工人。
工业革命中的不平等经济史与工业革命的政治史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政治和现在一样，是由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正如工业革命重构了英国的经济一样，它也重构了英国的政治。
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到19世纪之交，英国已经从一个由中世纪暴力专家的后裔主导的完全封闭的准入秩序，朝着较为开放的准入秩序迈进了一小步，在这个秩序中，可以听到稍微广泛一些的商业精英和农村精英的声音。这种秩序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结构。
根据现代研究的估计，在1688年，在确立了未来一个半世纪的宪法秩序的光荣革命的前夕，地主精英占所有英国家庭的1.8%左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所有家庭的3.4%左右。这个地主阶级加上有限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组成了统治精英阶层：有地主家庭——包括贵族和地位较低的乡绅——以及城镇中少数享有特权的律师、商人和银行家。这些人主导了英国几个世纪的公共生活。从现代早期直到现在，像塞西尔（Cecils）和罗素（Russells）这样的家族在英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他们要么拥有大片农业用地，要么拥有伦敦的优质房地产，或者两者兼有，他们在伦敦附近的乡间别墅往往有效地充当了政府所在地的角色。
思考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被瓜分的一个有用概念是要素份额
（factor shares）。国民总收入中有多少是流回各个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以一家每年有100万英镑产出的工厂为例：如果工厂主每年总共支付给工人60万英镑，场地租金是10万英镑，那么就剩下30万英镑的利润。如果这个工厂是经济的全部，那么要素份额将是土地占10%，劳动力占60%，资本占30%。
1688年，英国国民收入的24%以租金的形式流回土地，其中大部分最终落入了1.8%（这个词没有“1%”那么好听，但更准确）的地主家庭的口袋。另有18.8%的国民收入被资本拿走了，其中大部分也是由地主家庭拥有的，但也有一部分在资产阶级手中。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一个非常小的家庭圈子。
不过，快进到1846年，英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产业的增长改变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的来源，要素份额也随之改变。现在土地只占国民收入的10.2%，而资本占33%。致富之路不在偌大的农村地产之中，而在越来越多地在改变英国面貌的新的作坊、工厂、矿场和铁路线之中。就人口结构而言，地主精英已经滑落到总人口的1.3%，而资产阶级家庭占人口的8.6%。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流向劳动力的份额相对稳定，但在更小比例的人口之间进行分配。
经济形态的变化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形态。与其他人口相比，地主精英们仍然富得流油，但他们的地位已远不如前几个世纪那样具有支配性。新的资产阶级，即不断增长的城镇中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的份额比以前大得多，而且人数也在增加。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阶级，他们聚集在工作地点附近，从资本所有者那里赚取工资。
从根本上说，英国19世纪的大部分政治历史是这三个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宪法秩序在1215年英国签署《大宪章》（ Magna Carta ）后的600多年里逐渐发展，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变得更加正式，但突然间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是几百年的逐步演变后结构变化的过程。
旧地主乡绅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之间的断层是下一章的主题。本章的其余部分关注的是新工人阶级和其他几乎所有人之间的分歧。
与英国的经济革命同时进行的是法国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将在英国自身的政治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吉利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事件在最初阶段赢得了部分英国精英的支持，但对大多数精英阶层的英国观察家来说，关于一个不那么专制、更加开放的法国的早期愿景很快就被对君主的处决和恐怖时期
淹没了。虽然写于革命后约60年的1859年，狄更斯的《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仍然不失为19世纪早期许多英国人看待该事件的指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20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对狄更斯的描写提出了异议，指责他夸大了恐怖时期的规模和影响。他写道：“时至今日，对于普通英国民众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不外乎堆成金字塔形状的血淋淋的头颅。”当然，重要的是，头颅金字塔往往会在某人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当此人是一个大地主，而被砍掉的头颅属于他的贵族同胞时。
在爱尔兰以外的地区，英国从未发生过那种声势浩大的暴力革命，但对革命的恐惧使精英们夜不能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每一次带来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农村或城市动荡的重大经济衰退，都被视为可能是更广泛的暴力的预兆。
在英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停止-启动环境中，这种衰退很常见。失业率随着周期性放缓和经济衰退而激增的情况比过去要频繁得多，而被称为《济贫法》（ Poor Laws ）的（刚刚起步的）福利制度也未能成功应对。这一制度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被编入法典，规定教区对其“贫民”负责。当地的济贫法监督员（Poor Law overseers）被视作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援助的最佳人选。但随着人口向新的城市迁移，失业的阵痛越来越普遍，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是完全不够的。一个农村教区也许能够拉拢当地的乡绅，在庄稼歉收时提供一些救济；而在城市环境中，由于人口规模更多、流动性更强，这种制度就不适用了。失业常常意味着没有饭吃。19世纪前20年和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出现了严重的动荡。
最著名的工人骚乱事件与卢德将军（General Ludd）有关。内德·卢德（Ned Ludd）可能真的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据说他是一名织布学徒，为了报复主人的殴打，他怒砸了自己的织布机。随着棉花产业的机械化，许多技术娴熟的织工发现，他们的专业工匠技能因机械工艺的引入而贬值。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德比郡（Derby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等地区，许多人的反应是捣毁新机器，以保全他们自己的生计和现有的生活方式。
现代经济理论也许会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并向愤怒地破坏机器的人群解释，从长远来看，事情会好起来。卢德主义者担心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的新机器会导致整体工作岗位的减少，这种担心在经济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19世纪初棉织工人的恐惧与20世纪末产业工人看到机器人出现在工厂生产线上的恐惧，以及今天许多白领工人对人工智能增长潜力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
任何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引进都有两种经济影响：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和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effect）。替代效应是一个容易让人紧张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体面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同时都节省了一些工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补偿效应更为重要。因为现在生产相同的总产出需要的工人更少，每个工人的个人生产率将有所提高。因此，如果一个工厂每天用10个工人生产50个部件（部件总是最常用的经济例子，没有人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什么），那么每个工人每天的产出（以部件计）可以被认为是5个。如果一项新技术能在工人数量减少一半的情况下使部件的生产维持相同水平，那么每个工人的产出（或生产率）将加倍。
由于每个工人现在都有更高的生产率，工厂主应该能够支付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的薪酬水平应该有所提升。发现自己有了更高的收入，被留用的工人可以出去把他们的现金花在其他产品和服务上，从而在创造需求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尽管一些工人被新技术所取代，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创造了新的就业来源。换句话说，机器实际上并没有偷走任何人的工作。或者说，它们有时候这样做了，但它们也间接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这一切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好，但在现实中却很混乱。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很少是工整描绘的图表上供给线和需求线之间不流血的相互关系。如果真的有一个经济学家愿意向一个挥舞着火把并准备捣毁一些织布机的暴徒解释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那他确实是一个勇敢的经济学家。
至少到目前为止，标准理论在长期内是正确的。迄今人类还未曾发明出一种新的技术减少了整体的就业，但在短期内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代人的时间。而对于19世纪初被机器取代的织布工人来说，“这一切最终都会解决”的事实也只是冷酷的安慰之词。
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依赖于这样一种念头：留用工人的更高生产率将意味着他们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加薪。但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19世纪初，他们几乎肯定没有得到加薪。
在1780年至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人均产出增加了46%，但实际工资（即根据价格变化调整的工资）只增加了12%。换句话说，经济结构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但流向一般劳动力的好处却实在少得可怜。
对这一趋势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是一位被派去帮助管理公司在曼彻斯特的业务的德国商人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年轻的恩格斯一直在表达越来越激进的政治信仰，他的父母希望让他忙碌起来，让他沉浸在家族企业的运作中，这将有助于将青春期的叛逆从他的身上剔除。如果这是他们的意图，那么结果就是事与愿违，出人意料。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可能会使这位反资本主义者更加激进，那就是把他送去迅速扩张且颇为肮脏的新城市化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心生活。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于1845年出版，尽管英文版本的出现已经是40多年以后了。这是一部经过深入研究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它认为新的产业工人在物质上比工业化前的同龄人要差。尤其是新城镇和新城市的成人和儿童的死亡率都同样地显著高于农村。
有些人把那个时代称为“恩格斯的停顿”（Engels’pause），在这60年里，工人的人均生产率和人均产出的增量与实际工资的增量是不匹配的。虽然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工人的福利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逐渐上升，但大量的骚乱表明，恩格斯说到点上了。与其他19世纪早期到中期的评论相比，他并非什么论战的异端。早在1804年，威廉·布莱克的《耶路撒冷》（ Jerusalem ）就已经提到了“那些血汗小作坊”。
对于新工业劳动力中的许多人来说，在这些作坊中工作，无论是否是“血汗”的，都与他们以前的工作生活有很大不同。工人们以前可以自己设定工作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并随时选择休息日，但搬到更大的工作场所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马克思引用一位棉纺厂主的话说：“一个农业劳工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英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工厂的工作意味着工厂的纪律。工作时间和行为都有规定，处罚措施从罚款或解雇到偶尔的体罚不等。到19世纪40年代，每周工作时间约为65小时。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作的儿童人数激增，部分原因是工厂的一些新工作需要较小的手，部分原因是普遍缩水的实际工资迫使家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他们出去工作以维持生计。在英国，儿童工作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种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前，儿童通常会和父母一起工作，而他们现在不怎么会这样做了。儿童开始工作的平均年龄从11岁左右下降到接近8岁。1819年，一项仅适用于棉纺厂的《工厂法》（ Factory Act ）禁止工厂雇用9岁以下儿童工作，并规定9岁至16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由于该法案没有授权任何检查人员核实遵守情况，它往往是一纸空文。直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有意义的立法才真正具备了执行这些规则的能力。
新的工业城市将工人们打包塞进通常是粗制滥造的简陋住所中。由于缺乏卫生设施，霍乱的频繁暴发是早期的后果之一。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局才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公共卫生。1832年的《霍乱预防法》（ Cholera Act ）和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 Public Health Act ）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发展的迟来的回应。
这是19世纪前20年的卢德主义者捣毁机器运动以及1830年农业工人试图破坏新脱粒机的“斯温暴动”（Swing Riots）的背景。两者的起因都不完全是——甚至都不主要是——对新机器会破坏就业的恐惧。这两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经济正在迅速变化，工资却普遍停滞不前，新城市的生活条件无疑很恶劣，而工人阶级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办法。
任何关于经济或政治改革的诉求，无论在现代人听来多么温和，都被视为可能爆发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潜在阴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819年8月。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末期对于英国经济，特别是对于产业工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武装部队的规模急剧缩小。与此同时，在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位置，坦博拉火山发生了一次大爆发，喷出的火山灰足以彻底改变整个地球的天气模式。1816年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强降雨导致英国和欧洲的作物歉收。到1819年，英国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而周薪的购买力在1815年至1819年间下降了9%。
聚集在曼彻斯特附近如今的圣彼得广场所在地（St Peter’s Fields）听亨利·亨特（Henry Hunt）抨击这个时代的不公正现象的人群有很多不满。地方治安官命令这个（和平的）集会解散，然后，在一个有点混乱的转折点上，当地的义勇骑兵
骑马冲入人群，随后作为正规军的骠骑兵（Hussars）拔出了马刀，18人被杀。《曼彻斯特观察家报》（
Manchester Observer
）创造了“彼得卢”（Peterloo）这个词，将该地点与滑铁卢（Waterloo）的记忆结合起来
，以描述这场屠杀。
对杀戮的愤慨使抗议活动在英国北部和中部地区蔓延开来，而政府的回应是通过所谓的六项法案（Six Acts）来钳制公共自由，审查激进的报纸并禁止大型公开集会。工业革命不是没流过血的。
劳动力市场内的相互关系往往回到了权力的问题上，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权力是被雇主而非雇员牢牢掌握的。工人试图自主组织起来为提高工资进行谈判，却遭到了激烈的抵制。1799年和1800年的《结社法》（ Combination Acts ）明确规定工会为非法组织，人们担心工人组织会成为革命的先兆。
1824年，法律有所放开，只要工会把自己限制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谈判的范围内且不涉及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就可以合法化。但是，即使采用这种更自由的方式，也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组织者的生活会更轻松。1833年，来自多塞特郡（Dorset）托尔普德尔（Tolpuddle）的六名农业劳工成立了一个互助会，以抵制削减工资。根据模棱两可的《非法宣誓法》（ Unlawful Oaths Act ），他们因相互之间的秘密宣誓而被定罪，被判处发配到澳大利亚。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稍显平静的气氛中，这一步迈得过大了。在公众和政治界的强烈抗议下，所谓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的判决被撤销，并被送回英国。
19世纪30年代，人们可能已经对工会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看法，但对许多更贫穷的工人来说，《济贫法》的改革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如前所述，旧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制度正在艰难应对经济变化、人口数据增长和人口流动的问题。在18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30年代初之间，管理该制度的费用翻了一番。
在马尔萨斯原则——对穷人过于慷慨只会产生更多的穷人的观念——以及大卫·李嘉图
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工作的指导下，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
Poor Law Amendment Act
）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济贫法》是基于牛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撰写的报告而制定的。一位当今的经济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所有福利改革之母”。
在旧制度下，任何需要援助的人都可以向当地的济贫监督员寻求帮助。19世纪30年代最前沿的经济思想认为这种制度是灾难性的——它提高了穷人的生育率，产生了更多的穷人；它不鼓励人们寻找工作；它鼓励人们留在原地而不是搬家找工作，从而损害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新制度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为所谓的贫民提供援助，但要使这种援助尽可能没那么舒服。因此，贫民习艺所（workhouse）应运而生了。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可以进入这样的机构，在那里他们将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包括与家庭成员分离），并忍受数小时基本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如碎石，以换取微薄的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这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时所观察到的英国。第一个工业国家看起来像是未来的愿景，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缜密分析的30年数据表明，工人正处于失败之中。资本主义似乎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悲惨境遇和资本家的利润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革命似乎是经济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家将继续吞噬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并将工人的生活水平推到崩溃边缘，最终必然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但不是以人们预期的方式。正如马尔萨斯在他所描述的世界发生变化时写下了关于人口增长动态的伟大著作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经济关系开始转变时提笔写下的《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的停顿”在19世纪40年代结束。从1840年到1900年，英国工人的人均产出增加了90%，实际工资增加了123%；过去40多年来生产率上升但工资停滞的关系被打破。工业资本主义接下来的50多年，对工人来说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