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类经济史的故事非常简单，它只包含两个部分：工业革命前的阶段和工业革命后的阶段。18世纪和19世纪初，大多数人都享受着——如果用“享受”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的话——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熟悉的，甚至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前就熟悉的生活标准。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简·奥斯汀也许写到了用瓷杯饮茶时的优雅谈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直到1813年，物质条件也未必比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的祖先好。达西们
（the Darcys）是少数，更多的是穷人们。”那些在彭伯里庄园
的田地里劳作，向达西先生每年上缴一万英镑的工人，与五百年前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相比，他们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基本相同，睡的住所和吃的食物也基本相似。前工业化世界的主导趋势是连续性，而不是变化。
这并不是说工业化前的经济是简单的停滞不变。增长喷涌式地出现，但它们往往是昙花一现——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好日子之后，繁荣就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平常。工业革命之后，增长具有了不同的特点：持续且持久。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推动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不仅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超越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而且也超越了他们父母辈和祖父母辈的预期和想象。
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种转变的规模。以当今货币计算，1300年英格兰的人均收入约为每年780英镑。大约350年后的1650年，该数字已经上升到每年977英镑。就购买力而言，这基本上意味着刚刚跨过了生存门槛，人们可以在不挨饿的情况下靠喝汤生存，但他们并不能很好地享受生活。乍一看，这350年来的增长似乎极其缓慢，但实际上，这条道路远非平坦。在发展好的几十年里，它也曾达到每年1200英镑以上的顶峰，而在低迷的时候，又降至每年只有720英镑的低点。放眼整段历史，从14世纪初“长腿爱德华”（爱德华一世国王）统治到17世纪50年代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统治期间，英格兰人均收入约为每年1000英镑。
接下来的350年看起来非常不同。到1700年，人均收入已上升到每年1700英镑，到1750年，几乎达到2000英镑。经过几个世纪的经济停滞，人均收入在短短100年内翻了一番。更多的增长紧随其后。到1800年，人均收入几乎达到2500英镑，到1900年超过5000英镑。到2000年，人均收入几乎达到26000英镑。
纸上的数字可能会看似枯燥。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是简单地让人们每年的生活一点点变好，它是一场彻底的变革。工业革命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命不再是托马斯·霍布斯
口中的“肮脏、野蛮和短暂”。在1800年之前的1000年左右，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直在35岁左右，1800年后，这个数字开始迅速攀升，工业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食物变得更好、更丰富，休闲时间不仅更多了，而且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体验。从许多角度来看，它是历史上唯一最重要的事件。它无疑是自农耕开始和新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社会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人类发展。而事实上，最早发生于不列颠的工业革命，在200年后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着。
追溯任何革命的日期都是一项棘手的工作。法国大革命是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为开端的吗？还是从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the Estates General）开始？又或是从1792年路易十六被赶下台开始？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个问题。与政治革命不同，追溯一场经济革命的时间变得更加困难。一般而言，也许最公平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发生在1750—1830年的某个时间点，尽管有理由将开始日期往前推至17世纪，结束日期往后推至1840—1850年。事实上，虽然有毋庸置疑的革命性的影响，但这个过程本身更像是一个漫长的经济演变，而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
当然，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否则工业革命/工业演变究竟何时开始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答案。这场革命不能与它最常见的任何特定发明联系起来——哈格里夫斯的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或惠特尼的轧棉机——事实上，虽然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蒸汽动力和煤炭上，但这场革命的早期几十年却更多地依赖于水力。这场革命无关乎任何特定的发明或创新，它是经济本质和经济增长本身的一个剧变——它几乎是“发明之发明”（invention of invention），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革、生产率增长和改进过程的开端。
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具有“马尔萨斯”特征（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
命名）。马尔萨斯最伟大的作品《人口原理》（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于1798年首次出版，他在书中所描述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瓦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巧妙的历史讽刺。
尽管马尔萨斯牧师有着神职身份，但在现代读者看来，他对穷人的态度可能明显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人们常说他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艾比尼泽·斯克鲁奇
的灵感来源，这可不是什么最受欢迎的文学赞誉。但与老艾比尼泽不同，马尔萨斯没有幡然醒悟。如果一个贫民向他乞求施舍，他会出于本能地拒绝他们。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善心，而只是因为赈济穷人，归根结底，只会产生更多的穷人，最终造成更多的人间疾苦。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看来，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残忍，实际上这恰恰是由最高尚的基督教美德——宽容和慷慨所驱使的
。
马尔萨斯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残酷的逻辑所支配的，这种逻辑指出，虽然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但人类的生存手段显然是有限的。用数学术语表达就是，如不加以抑制，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即以一个恒定的比例扩增，例如1、2、4、8、16等；但是人类的生存手段——土地、食物、消费品——呈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以一个固定的数额增长而不是某个百分比，例如1、2、3、4、5等。如果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手段仅以算术级数增长，那么这两者将经常性地失衡，人口数将超过经济的承载能力。对马尔萨斯而言，这种严酷的计算展示了人类发展的铁律，即他所说的人口有“增加到超出生存手段”的“永恒的趋势”。
马尔萨斯提出有两大抑制机制来维持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平衡：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和预防性抑制（preventative checks）。积极抑制（尽管这个名字很难说它“积极”）是那些自然运作的抑制：战争、疾病和（最常见的）饥荒。而预防性抑制，正如牧师所强调的那样，是旨在把限制人口增长放在首位从而防止积极抑制发挥作用，手段包括禁欲，或至少将婚姻推迟到较晚的年龄。
马尔萨斯希望人类能够免受瘟疫、饥荒和战争带来的痛苦。他冷酷却理性的论点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限制人口增长。赈济穷人只会产生更多的穷人。
虽然马尔萨斯的解决方案在道德层面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对前工业经济中人口水平和生活水平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解的基本方向是大致正确的：那个世界确实具有“马尔萨斯”特征。经济产出增长非常缓慢，只有在与人口增长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持续。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未能跟上，人均收入就会下降。如果人口水平缩减，那么人均收入就会上升。这是一种可怕的零和（zero-sum）生存方式，邻居的死亡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丝稍纵即逝的悲痛，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使你过得更好。
回顾一下1650年之前的英格兰人均收入和人口水平，你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负相关。出生率上升时期生活水平下降，而死亡人数增加的时期剩余人口的收入水平则有所提高。
当然，尽管马尔萨斯对过去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但他对未来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刻，英格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的枷锁：1700—1800年，英国人口从约520万增长到约770万，收入却没有随之下降。但收入没有下降这一现象并没有立刻被马尔萨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人们正在以比以往都要快的速度繁殖。这只是一个开始：1800—1850年，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超过1500万；1850—1900年，英国人口再翻一番，超过3000万。这种大规模扩增并没有导致饥荒、瘟疫或收入下降。马尔萨斯抑制再无用武之地，人口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打破，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工业革命已然登场，现代生产率增长拉开序幕。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质疑生产率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经常被引用的那句“生产率不是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一切”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即使与其他经济变量相比，它也可能听起来相当枯燥和无趣。失业率上升或物价上涨才是那种能抓住公众和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它们是报纸头条和政治竞选海报上的常客。但从来没有人把最新的生产率统计数据放在公告牌上。
简单来说，生产率是指从任何特定水平的投入中获得更多经济产出的能力。或者，更直接一点，是指在工人人数既定的情况下制造更多产品的能力。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末和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经济史——事实上不只是经济史——就是生产率增长的历史。正是生产率的腾飞，使人口得以扩大的同时人均收入得以提高。
一般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件好事，但他们不太了解什么才是生产率真正的长期驱动力。新技术的确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它的采用和传播可能是不均衡且零散的，而技术增长自身的驱动力是什么，即最近被称为“创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y）的这个问题，仍然是政策制定中未被发现的“圣杯”。管理实践和技术的重要性虽然被广泛认可，但在一个公司或部门或国家有效不一定在其他地方有效。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管理咨询业呈指数级发展，但似乎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由一小撮具备了做表格的适当技能和具备了幻灯片演示能力的聪明应届毕业生来解决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毫无疑问扮演着重要角色——气候与合同法等其他因素也都如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那些以生产率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都能列出影响生产率的因素，许多人还能提出乏善可陈的（而且，正如许多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一样，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提议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还没有人能够断言“生产率最终是由哪几点因素驱动的”。
在一个更公平的世界里，保罗·克鲁格曼那句著名的格言后面需要加上这一句“但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理解它”。
如果今天人们对生产率的最终驱动力几乎无法达成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欧洲西北海岸的一个岛屿上生产率的第一次“起飞”，这个话题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