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有一个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古老的爱尔兰笑话，讲的是一个人被游客问路，他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从这里出发。”这个笑话可能并不会让人哄堂大笑，但是它用更简练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的文字。两者都在说同样的观点：人们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起点。然而这一简单的道理，在讨论经济和政治的时候却常常被遗忘。

这是一本关于英国经济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的书。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衰退前夕，英国经济处于非常奇怪的矛盾状态：它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也拖了欧洲经济的后腿。

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它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它的生产率水平（即使在过去十年之前）却低得可怜。英国有一些地区是整个欧洲最富裕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比起德国或者法国更像是南欧。从经济角度上来看，英国就像是“葡萄牙，但还有个新加坡在垫底”，这句话用来形容英国并不算很夸张。

经济史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路径依赖的重要性。

路径依赖或许会被解读成这样一个观点：某人到达某地的路线是什么和目的地是哪里一样重要。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史）领域，这一概念可能至关重要。或者换一种说法，过去和历史很重要，有时就像那个给游客提供建议的人一样，对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这个想法在科技史上被广泛应用，而或许许多经济学家本能般想到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标准QWERTY键盘的设计。

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故事差不多是这样的。当19世纪60年代位于密尔沃基的印刷商和报刊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首次发明打字机时，他自然而然地将键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虽然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可能很奇怪，但是从直觉上这样的排列方式比从Q开始然后接着是W、E、R要更说得通。

但是他的早期型号存在机械故障，当相邻按键被快速连续敲击时，很容易会出现卡键的情况。所以在1878年申请专利的时候，肖尔斯重新安排了键位布局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被经常连续敲击的按键被排在了键盘的两端，虽然这降低了打字速度，但它并非设计缺陷，而是刻意为之，其目的在于放慢打字流程从而防止昂贵的机器不断卡住。

肖尔斯和枪械制造商雷明顿（Remington）合作，考虑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后者可能在寻求新的业务线。到1893年，五个最大的打字机制造商都采用了QWERTY标准，历史就这样尘埃落定。

当然现代计算机不会出现和19世纪的打字机一样的机械故障。实际上，有说法称，这种机械故障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从打字机上被消除了。

1936年，奥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为另一种布局申请了专利，这种布局在美国海军于1944年的测试中（当时快速制作报告的能力至关重要）明显地提高了打字速度。但是尽管有了更好的设计，尽管最早采用QWERTY布局的理由已经不再成立，它仍然是行业基准。

通过率先入局市场，QWERTY键盘创立了一个标准。经过QWERTY键盘训练的打字员不愿意切换到新的布局，而生产商们看到用户对替代品没有需求，也乐于继续推出这些产品。效率较低的技术成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传统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它确实很好地演示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的实际应用。令人遗憾的是，如同许多好故事一样，它可能并不完全是真的：许多人对德沃夏克键盘持怀疑态度。但不管这个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喜欢的现象的例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仍然很有用，而且路径依赖的应用范围远比在科技史领域更广泛。

它毫无疑问地会出现在可能被称作“经济地理学”的地方。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商业聚集的趋势。假如有一个城镇或者城市发展起了繁荣的印刷业，那么其他印刷企业就有理由选择在此地开业——当地的劳务市场有着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并且存在现成的纸张和油墨等必需品的供应商。该工业从本地区最初发展起来的原因——可能是劳务市场有特定技能的工人、特定原材料的供应或者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可能并没有它的确发展起来了这个事实重要。

美国出版业一直以来以纽约为中心，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从英国来的快船就停在这里。这意味着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位在美国与英国有相同市场潜力的作家）最新的小说将率先登陆纽约，当地对知识产权鲜有尊重的出版商将为美国市场盗版并重印这些小说。（对版权规则跨国执法的担心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印刷业早就和跨越大西洋的航运时间表无关了，但一旦它在纽约扎根，它就一直在那里了。

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智囊团在2015年的一项令人沮丧的研究中调查了1911年到2011年英国城市的增长和表现。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2011年，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工作者”在劳动力中的所占比例是决定一个城市前景的重要因素。而解释2011年知识工作者数量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1911年这个城市有多少知识工作者。作者认为，维冈（Wigan）在2011年仍没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科技中心的原因在于它在1911年是一个小工厂工业镇。相比之下，曼彻斯特中部地区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以高技能服务业工人为核心。历史很重要。

另一个例子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s）。滞后效应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后来的（that which comes later）”，指的是在最初的催化剂或起因消失后仍然持续存在的简单效应。最常见的两个例子体现在劳务市场和国际贸易中。例如，英镑升值使得某些英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下降，该行业的公司会采取削减产量和工作岗位等相应措施来应对。然而如果几年后，英镑贬值使得英国出口产品再次具有了国际竞争力，但产量和就业情况可能并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英镑价格高涨和失业率上升的时期，英国工人的技能可能已经退化，其他外国公司可能已经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因此，英镑升值可能会增加一个行业的失业率，但是当英镑价格回落到原来的水平，这种影响并不会消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后期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强势的英镑成为英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的催化剂。20世纪90年代初英镑走弱也未能重新刺激就业。

同样地，一些贸易专家发现，国际贸易模式中持续存在滞后效应。这种观点认为，公司在第一次进入一个市场时，一般会产生高昂的一次性成本。一旦一个公司已经选择投入资金，即便有看似更好的机会出现，它可能也不愿意转向另一个市场。

本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一代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所采取的决策（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所回避的决策）通常会塑造出他们的继任者所面临的决策。这一切与其说是被视作支持“历史和过去将永远决定未来”的论据，倒不如说是对“未来至少会被之前的事情所塑造（shaped）”的认可。

看着英国经济在21世纪20年代呈现出来的许多特征，提一句“好吧，我不会从这里开始”的建议非常容易，然而这个建议对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就像前文中爱尔兰人对游客所说的建议一样“有用”。

路径依赖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但不是唯一一个。回顾过去两个世纪的英国经济史，我们能看到其他一些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的线索。

首先，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如果不去考虑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试图去理解一个经济体所走的道路，尤其是长期以来的道路，这是无法做到的。英国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是由不同的（广义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兴衰所决定的。其次，政治重要性的方式常常被误解。短期来看，政治家们高估了他们的影响力，但是长期来看，他们又低估了这种影响力。一个存在已久的经济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任何预算或政治优先事项在几个月或几年内能产生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但是经过几年或几十年，重大的政治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往往发生在这些决策者卸任之后。

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经济与政治的交互以及两者之间的反馈循环。当经济增长疲软时，政治极化会更加严重，同时分配斗争会更加激烈。简单来说：当蛋糕快速做大时，对于份额的争抢会更少。经济形势最糟糕的时候就是政治形势最紧张的时候：19世纪初期和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20世纪70年代和2008年后，英国都处于疲软的经济增长和恶性的政治斗争时期。

国际经济和金融背景很重要。尽管表面上看，或者至少在经济上看，英国并不是一个孤岛。英国经济总是被世界经济的顺风和逆风所冲击，政策抉择经常被国际因素所制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看似糟糕的宏观经济表现背后的驱动因素，是维护当时盛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英镑价值的需求（被视为是）。稳定和增长的世界经济（加上低价中国商品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初英国经济的较好表现。英国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得到了过多（本不属于他们的）的赞誉和责难。

在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是关于权衡的，这些权衡的内容（例如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或以牺牲长期增长为代价来提高短期收入）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这种权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简称“战间期”）、20世纪70年代以及2008年后尤为尖锐和令人不快。

随着本书对过去两百年的回顾，许多议题会频繁出现：经济开放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银行是否过于强大或庞大到不会倒闭的问题、英国职业培训的失败、精英阶层缺乏科学知识的假定、对德国制造业领先的担忧、对新技术在劳务市场中所产生影响的忧虑、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苦恼以及关于如何帮助那些有可能掉队的地区和城市的问题。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是英国的公共辩论中几乎没有什么新内容。

另一个也许更令人沮丧的主题是，英国的政策制定者过于频繁地选择逃避选择。面对有长期影响的困难决策，他们经常选择简单的方法得过且过，并且期待着最终能有点儿结果。过去几十年来，修补和将就已经成了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21世纪2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某种单一庞大的实体，它有某种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正如北欧模式和美国资本主义有所区别一样，英国资本主义和其他先进经济体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些经济模式安排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有些擅长创造就业机会，有些擅长处理经济衰退。人们很容易想问哪种模式更好，但是这有点像问雨衣和短裤哪种衣服更好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取决于天气。但是，与服装不同的是，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因心血来潮而“说换就换”。相反，它们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并扎根于路径依赖。

但是在真正深入到英国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的故事之前，人们需要了解现代经济本身是如何开始的。现代经济史始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则始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