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非传染性疾病令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

本章的主要论题有：

●非传染性疾病是医疗保健行业面临的新挑战，全球几十亿人口都在承受着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心理疾病带来的痛苦。

●糖尿病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威胁。今天，中国有一半人口的血糖水平有所增高。

●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肩负着双重重担，一方面他们要努力战胜传染性疾病，降低婴儿死亡率；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应对非传染性疾病逐渐蔓延的趋势。

●非传染性疾病患者会与疾病共存几十年。只有极少数患者能够治愈，绝大多数人都要长期承受疾病的痛苦。照看患病亲属的社会意义很快会变得和照看子女一样。

多年来，戴维·马尔多纳多（David Maldonado）一直在追寻自己的美国梦。早在孩童时代，他就与自己的9个兄弟姐妹一同离开墨西哥，来到了美国。他在自己的新家里长大成人，然后结婚，并且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很快，他的年收入提高到了10万美元。这些收入足够他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市郊过上舒服、安稳的生活。他有两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妻子玛丽贝尔（Maribel）负责照顾整个家庭，并且有一份美发的兼职工作。他们一家人幸福美满地生活着，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他们的安宁生活。

医生发现玛丽贝尔患有乳腺癌，于是给她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马尔多纳多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因为玛丽贝尔患上癌症，更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存在弊端。彭博新闻社报道了马尔多纳多一家的遭遇，以此例来说明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存在的问题，公众对此反响强烈 ^[1] 。这篇报道指出，疾病可以在一夜之间毁掉一个中产家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美国的医疗保险系统无法给予民众足够的保障。

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甚至不涵盖基本的强制保险，绝大多数美国人是通过自己的雇主投保的。马尔多纳多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健康保险要归功于戴维的工作。原本戴维每月需要支付260美元的保费，还有一笔用于治疗和药物的分摊保费。玛丽贝尔的手术费用和后续治疗费用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但在最坏的情况结束后，戴维和自己的同事被叫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老板告诉他们，由于保费大幅上升，公司不再为员工支付保费。虽然他们的工作保住了，但公司不再提供健康保险福利了。最终，马尔多纳多一家人的生活迅速陷入了困境。

同时，戴维还收到了一封保险公司寄来的信，信中指出，他的每月保费从260美元提高到了1375美元。一年后保费再次上调到每月1900美元。此时，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Cristian）正要上大学。戴维发现，即使整个家庭放弃休假及其他物质享受，他也没法支付这些保费。于是他决定不再为自己和儿子投保，只为妻子和女儿投保。这样，他将每月的保险费支出降低到了750美元。但这个解决方法也没有维持多久。

一年后，保险公司通过信件通知他保费提高到了每月1060美元。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女儿的保险，而他的女儿自童年时期便患有哮喘。

医疗投资方面的低效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美国则是这一方面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尽管美国的医疗支出高居世界前列，很多医学进步也都发端于美国，但在2017年，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只有78岁左右，不仅低于瑞士（84岁），还低于德国（81岁） ^[2] 。87%的瑞士人和77%的德国人对各自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持满意态度，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52% ^[3-5] 。考虑到上述因素，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医疗保健支出的两个最大组成部分是住院和门诊治疗费用。这两项支出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近2/3。这部分支出最终用于医护人员的薪酬和医院运营。约20%的医疗保健支出用于购买药物和其他医疗用品，其余的费用则用于老年人或重症患者的长期护理以及其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预期寿命的提高，长期护理支出大幅上涨（图2.1）。

最近几十年来，不仅美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大幅上涨，全球各国也都在面临这一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特定医疗成本的升高，二是保险公司覆盖的治疗种类也越来越多。2016年，全世界的医疗保健支出高达78000亿美元 ^[6] ，相当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当然，我们也可以积极地看待这一数字，毕竟，这一支出是全球军费支出的5倍多。同时，这也表明全世界都比较重视健康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医疗保健总支出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这个比例相较于50年前增长了一倍。面对如此庞大的支出，我们必须怀着审慎的态度看待资金的利用效率问题。

戴维·马尔多纳多所居住的美国，是目前人均医疗支出最高的国家，年人均医疗支出高达1万美元以上，相比于50年前（1970年左右）的320美元，提高了近30倍。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一支出也比50年前提高了近20倍。瑞士的年人均医疗支出高达8000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瑞士的医疗支出是国防预算的18倍以上 ^[7] 。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的年人均医疗支出分别在6000美元、5000美元和5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的年人均医疗支出仅为700美元（图2.2）。

就瑞士而言，其医疗支出的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过去20年里，其健康保险的费用翻了一番，而人均工资仅仅上涨了20% ^[9] 。事实上，瑞士医疗保健系统的开支远远高于医疗保险的缴费总额。因此，瑞士的医疗保健系统是受到国家补贴的。尽管如此，个人自费的比例也在逐渐提高。越来越高的医疗支出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中产家庭来说，医疗支出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因此，很多研究指出，医疗保健支出的逐渐升高，是瑞士国内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 ^[8，9] 。

近年来，德国的医疗支出也在不断升高。2000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医疗总支出高达2140亿欧元。2017年，这个数字升高到3750亿欧元 ^[10]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德国、瑞士这样的富国目前仍有能力应对医疗费用的上涨，但其他国家将很快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现今的医疗保险作用逐渐弱化，国家必须介入医疗保健领域，以及普通人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医疗检查、治疗或药物费用。

如果我们将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进行比较，就能清楚地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全世界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因此，普通家庭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可支配收入用在医疗保健方面。

英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是50年前的30倍，其中一半的增长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英国有一个公共的医疗保健系统，叫作“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它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不是来源于雇主和员工的共同出资。正因如此，在预算吃紧的情况下，与美国、法国和德国那种基于保险的医疗保健系统相比，这种系统有时会遇到资金缺乏的问题。在这种体系下，患者有时需要等候很长时间才能进行手术，医生的选择也非常有限，而且患者本身需要承担的费用也越来越多。

为了降低保险费用支出，很多美国人会选择免赔额极高的险种。近年来，美国由个人支付的医疗保健费用增长了一倍以上，同期的人均工资仅增长了26% ^[11] 。前文曾提到，美国并没有实施全民医疗保障系统。最新的调查表明，大约28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健康保险，约占美国人口的9%。虽然人们明知患病有可能使自己倾家荡产，但3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仍有1/5没有买健康保险 ^[12] 。

如果你觉得医疗支出的持续上涨仅仅是西方国家的问题，这种想法就有些片面了。2006—2016年，中国的医疗费用翻了两番 ^[13]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实现医疗领域的现代化，提高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视程度，加快新药的批准速度，扩大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的覆盖人口。中国政府在医疗领域发起了多项改革，并努力提高医疗领域的资金投入。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2001—2016年，由患者自费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从60%降低到了29% ^[14] 。

比起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既受到传染性疾病问题（如南非的艾滋病问题）的困扰，又有着较高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举个例子，亚太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8倍 ^[15]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缺乏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而要建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如今，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普遍，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又一个严重挑战。同时，亚太地区又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近60% ^[15] 。不仅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都在持续升高。最近10年，南非的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高达11.4%，比其总体通胀率高出5个百分点。

暂且抛开国家和人民负担能力的问题，我们先研究一下如此高昂的医疗支出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在这里，预期寿命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指标。这是因为统计数据表明，一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其医疗支出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一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越高，国民的预期寿命也就越高。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非传染性疾病会越来越普遍。如果不有效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医疗费用增长问题，那么提高预期寿命的代价就会变得异常昂贵，会给很多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图2.3）。

非传染性疾病既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又耗费了大量资金

通过前文我们了解了马尔多纳多一家的遭遇。这家人住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妻子患上了癌症，而女儿则患有哮喘。包括这两种疾病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是现代社会最关注，也是带来最多问题的一类疾病。

所有数据均表明，非传染性疾病病例在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到2060年，非传染性疾病病例会翻一番。最重大的五类非传染性疾病首先包括心血管疾病，即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其次包括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糖尿病和心理疾病。这些疾病影响着占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全球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这类疾病的困扰，我们也都清楚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非传染性疾病的潜在危险非常大，这是因为人们要与它们长期共存。《家庭医学年鉴（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糖尿病病例的平均确诊年龄从20世纪90年代的50岁以上降低到2000年的46岁 ^[16] 。作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为糖尿病早期检测技术的改进。这就是所谓的“领先时间偏倚”，即患者较早地对血糖水平升高进行了检查，因此确诊的时间也相应提前了。此外，身体超重和缺乏锻炼也会导致确诊的年龄降低。在美国，专家建议对所有45岁以上的人口进行糖尿病筛查。

糖尿病病例的平均确诊年龄为46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相对比较年轻的年龄患上慢性疾病，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与传染性疾病不同，目前几乎不存在有效的药物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慢性疾病。对于糖尿病，我们有必要区分它的两种类型：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前者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是由遗传等因素引起的；后者占了糖尿病病例的近90%，除遗传因素外，患者本身的生活方式是后者的主要诱因。与其他非传染性疾病一样，2型糖尿病是逐渐形成的，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身体超重和缺乏锻炼容易导致2型糖尿病。对糖尿病患者来说，由于他们体内的血糖水平调节功能受损，因此血糖水平会持续升高。长此以往，高血糖会严重损伤血管和血管所供应的器官。若不及时治疗，糖尿病会引发肾脏损伤、心脏病、失明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糖尿病绝不是一种没有害处的疾病。患者必须不断控制自己的饮食，监控自己的血糖水平，而且必须每日服药。此外，他们必须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这样的习惯。如果血糖水平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增加动脉损伤和肾脏损伤的风险。糖尿病患者的溃疡和伤口的愈合速度非常慢，因此如果患者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话，他们很容易患上足部或腿部溃疡。而对患者家属而言，他们需要长期照料患有非传染性疾病的亲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足部的一个创口足以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很多不便，他们可能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上衣服，敷上敷料，既不能行走太长距离，也不能驾驶车辆。他们的家属也不得不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来照顾患者。

心理疾病也属于非传染性疾病，也会给患者亲属的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有心理倦怠或者抑郁症的患者往往无法正常工作，同时也不愿意帮忙做家务。因此，他们的亲属既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又要处理家庭日常生活事务。

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美国，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费用占医疗费用的86%，而在瑞士，这个比率为80% ^[17，18] 。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费用占比如此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非传染性疾病影响的群体非常庞大，二是相应治疗会在几十年内持续产生费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估计，2010年全球在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支出接近63000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日本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计算这一费用时，研究人员将直接和间接治疗费用，以及疾病导致的收入减少都计算在内。据估计，到2030年，非传染性疾病产生的总费用将提高一倍以上，达到130000亿美元 ^[19] 。

19世纪，医学的主要敌人是传染性疾病，到了21世纪，医学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敌人。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最常见的致死原因，截至2016年，这类疾病每年造成4400万人的死亡，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一半。在美国，有一半人口受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拥有糖尿病病例最多的国家。

5种最为重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分别是：

（1）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是心脏疾病和血管疾病的统称。全球约有5亿人患有这类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每年约有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死亡病例占3/4 ^[20] 。冠心病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它会造成动脉硬化、心律失常，进而导致心脏病发作、中风，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还会导致心脏瓣膜疾病。其他主要的心血管疾病还包括心脏功能不全、肺栓塞、深静脉血栓形成和炎症性血管疾病。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由各种退行性、炎症性、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引起的。

很多非传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是由一些可预防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包括吸烟、酗酒、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肥胖和缺乏锻炼。除了预防措施外，及早检测和防治高血压、高血糖及高血脂等危险因素，也是对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根据病情的不同，大多数治疗方案要么旨在改善脂代谢，控制炎症，要么旨在防止产生不必要的血凝块。

（2）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每年有近400万人死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全球有2.35亿人患有哮喘。除了烟草烟雾外，造成这类疾病的原因还包括空气污染、工作场所的化学药品与粉尘，以及幼年时期频繁的下呼吸道感染。一般认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类不可治愈的疾病。但现在有很多治疗手段可以促进呼吸功能改善，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气短问题。

（3）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以葡萄糖和胰岛素代谢改变为特征的复杂代谢紊乱，其表现形式因类型而异。最新数据表明，全球有4.25亿人患有糖尿病，根据估计，平均每7秒就有一人死于糖尿病及其引发的心脏病、中风、肾衰竭等并发症。到2045年，全球将有6.3亿人患上糖尿病。

糖尿病有两种类型。1型糖尿病，也叫作幼年型糖尿病，是一种由遗传等因素导致的糖尿病，患者的胰脏不分泌或者分泌极少的胰岛素，从而造成高血糖症。

更常见的糖尿病是2型糖尿病，占糖尿病病例总数的90%以上。其特点是患者血糖水平较高、有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相对不足的现象。2型糖尿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有身体超重或肥胖、缺乏锻炼和遗传倾向。若能及早发现糖尿病，人们就可以通过监控血糖水平、合理调节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来预防其并发症。目前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治疗这两种糖尿病，但实施这些治疗方法非常耗时，因为患者需要频繁监测自己的血糖水平。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只有通过定期筛查才能及早发现糖尿病。

（4）癌症。全球每年新增的癌症病例多达1700万例。据估计，到2040年，全球每年新增病例会增加到2750万例。目前全球每年有900万人死于癌症。现在能够识别的癌症种类超过250种，每一种癌症都有各自独特的基因组成。

所有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基因组突变造成细胞分裂失控。一般认为，纯粹的遗传性癌症病例仅占癌症总病例的5%～10%，绝大多数癌症都是由遗传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造成的，后者包括吸烟、酗酒、肥胖和饮食不当。

今天，很多癌症都是可以治疗的，若发现及时，有些癌症甚至可以是治愈的。每一种癌症的遗传特点各不相同，因此，个性化医疗（即针对每一种恶性肿瘤的基因特性而设计的治疗方案）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5）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包括心理障碍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心理障碍主要包括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则包括痴呆症和自闭症等。这些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估计，全球约有5亿人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障碍，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尽管如此，心理障碍及神经退行性疾病是两类不易发现的疾病。这两类疾病的社会污名化导致患者很难得到确诊，因此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虽然目前存在很多可以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但大多数患者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治疗。

中国糖尿病的流行现状

石玛丽（音）是中国年轻一代中患有糖尿病的典型案例。三十多岁的她居住在上海，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光明未来的软件工程师。自石玛丽出生以来，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整个上海拥有600多家星巴克咖啡店，这是中国迈向全球化的一个表现。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到任何一种西式快餐。

这种生活方式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石玛丽从18岁起便患有2型糖尿病。事实上，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预防或者至少延缓这一疾病的。当时的她正在备战高考，有一天，她突然感到不适，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压力过大导致的。但是医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她患上了糖尿病。她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时写道，比起每天的治疗，糖尿病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她为此所经历的歧视，更令她感到痛苦。

几年来，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 ^[21] 。石玛丽年纪轻轻便被诊断出2型糖尿病，这样的案例确实少见。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糖尿病。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年轻人患糖尿病的比例相对较高，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快速升高。过去40年，中国糖尿病发病率从1%提高到11%。换句话说，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占全世界糖尿病患者的1/3。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国民的生活方式，导致中国的超重和肥胖人口不断增长。据估计，中国40%的人口体重超标。遗传因素也是中国糖尿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亚洲人的基因特点决定了他们会在比白种人或黑人肥胖率较低、年纪较轻的情况下患上糖尿病。

糖尿病的流行给中国的卫生系统带来了挑战。在中国，医院门口排起长队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像远程医疗这样的数字医疗方案对中国格外重要。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需要对病情进行持续监测，定期就医。因此，中国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使得这类患者很难得到医治。研究表明，中国70%的糖尿病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只有25%的患者得到了医治。据估计，中国糖尿病患者家庭需要将24%的收入用在相关药物上 ^[22] 。而且，新型药物需由患者自费购买，所以很多家庭都负担不起。石玛丽非常幸运，她的收入足以使她能够负担起更先进的治疗方案。

墨西哥的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

当前非传染性疾病越发普遍，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墨西哥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墨西哥人口超过1.23亿，是美洲人口数量排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这个国家深受心血管疾病的困扰。虽然自199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人口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50%，但是在墨西哥，这个风险仍然很高 ^[23] 。

饮食因素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墨西哥，70%的人口身体超重或者肥胖，30%的人口患有高血压 ^[24] 。近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饮食习惯，墨西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人们放弃天然、健康的食品，而选择高热量的深度加工食品。这类食品不易腐败，而且比传统食品更加便宜。以碳酸类饮料和乳制品饮料为例，1999—2006年，这类高热量饮料在墨西哥的消费量翻了一番，平均每人每年消耗掉163升，远超其他国家。甚至比汽水的发明国——美国的年人均消费量还要高40% ^[25] 。墨西哥人对含糖饮料的热爱无以复加，甚至有10%的婴儿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喂食各类含糖软饮料 ^[25] 。有人认为，墨西哥人之所以每年消费掉这么多的软饮料，是因为当地的自来水质量非常差。

在尤卡坦州（Yucatán）梅里达（Mérida）市，随便走进一家街角的杂货店，你在货架上几乎找不到瓶装水。相反，冰柜里全是琳琅满目的碳酸饮料，它们的价格甚至比瓶装水还要便宜。为了调查墨西哥人对软饮料的成瘾问题，《BBC新闻（ BBC News ）的调查人员在梅里达的一个贫困街区拜访了一位名叫西尔维娅·塞格拉（Silvia Segura）的女性。她家里的墙上挂着固定吊床的钩子，家人平时都睡在吊床上，因为这比睡在床上更舒服、更凉爽。但客厅里却放着一张双人床，这是为西尔维娅的母亲准备的。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无法爬上吊床，去世前一直睡在这张双人床上。在调查人员拜访前，她的母亲已经死于2型糖尿病并发症。西尔维娅告诉调查者，她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迷恋着含糖饮料。西尔维娅说：“我们全家人都爱喝可口可乐，我的母亲是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没有可口可乐，她根本活不下去。” ^[25] 在她母亲住院期间，西尔维娅经常趁看望她的时候偷偷带进去一些软饮料，让她喝上几口。

从确诊糖尿病到患上心血管疾病只有几步之遥，西尔维娅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况。糖尿病患者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两倍。研究表明，在墨西哥，只有不到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了解自己所患的疾病。即使了解自己的病情，很多人也不知道如何配合医治。在墨西哥，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拥有健康保险，而参保人群也需要自费支付一半的医疗费用。卫生经济学家预测，综合考虑心血管疾病的直接成本（治疗和药物费用）和间接成本（疾病造成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到2030年，墨西哥心血管疾病的经济成本会升高到每年250亿美元 ^[26] 。

2004年以来，为了使更多的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并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墨西哥大幅提高了人均医疗支出 ^[27] 。但是，非传染性疾病病例的急剧增多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医疗卫生系统仍然不堪重负。2014年，墨西哥政府为了纠正国民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决定对含糖饮料、薯条、巧克力棒等非必要的高热量食品征税。这导致此类商品的价格上升了10%。研究表明，征税举措降低了含糖软饮料的消费量。但是，植根于墨西哥文化中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这类干预措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就目前来看，墨西哥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并没有因此显著降低 ^[28] 。考虑到墨西哥很多超市外墙都涂满了可口可乐的广告，人们在每一个街角都能轻松买到软饮料，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显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是一个影响数十亿人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承受着糖尿病、癌症、心理疾病或心脏疾病造成的痛苦。这给全球各国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成本压力，令没有参保的人倾家荡产。目前，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可持续方案。 sFTjhQ8q3rDhyltVJMvv68SbT42pqIgnLxNC+JkB/LymKJFEl1/kFD57A2znGp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