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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根本与“自由主义”无关，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其他的。相反，在20世纪中后期，它选择性地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转化，来服务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资本主义调整。同时，新自由主义也致力于美国全球霸权的合法化和帝国的扩张，以及为美国资产阶级更多攫取其他阶层的利益，并将这些收入转移为资本提供正当性。
然而，在当代知识精英中，仍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不知何故，20世纪20—3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挪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游说下，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被当权的政治领袖采纳，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有人认为，朝圣山学社与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等美国“极右翼”智库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最开始，他们先让大家相信了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重组的结果。然后，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即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等）将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荐给政治家和企业精英，之后由政治家和企业精英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和计划。据称，“传导机制”就是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说服资本主义精英和政客们采纳他们关于自由市场、私有化、紧缩、放松管制等方面的建议。
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被成功地注入务实的政治家、统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的头脑和计划中，但美国左派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自己书中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
她的作品被其他人准确地总结为：
克莱因认为，受弗里德曼和其他芝加哥经济学派人士影响的政治精英，才是推动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关键。按照克莱因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政治精英设法抓住自然灾害、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机会，将反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想强加于迷失方向的人民，而逐渐形成的。
但这一切都是“唯心主义”的，即先出现了思想之因，进而决定了历史之果。这种哲学认为，是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成为20世纪末的形式，而不是因为那些经济杠杆和政治力量的真正使用者，即精英们和政客们从滑头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思想中，选出了那些有用的思想来证明他们已经实施或决定实施的重组与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一切都源自思想本身的实质力量，这些思想在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并由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给当权者，最终说服了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参与者（资本主义精英和政治家）接受它们。因此，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颠倒的。正如本书将解释的那样，构成一个思想的关键要素和主要主张之间因果关系的反向或颠倒，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操控的标志之一。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是假定相关性等同于因果关系。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思想还是一种实践，许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当他们在同一章节或同一段落中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案例时，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逻辑上是思想先行的，而历史上却是实践先行的。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就落入了“相关性即因果”的陷阱。
与其他许多批评家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哈维正确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然而，他认为是朝圣山学社的美国参与者，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将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了20世纪70年代。然后因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被当时不断扩大的美国右翼智库所采纳，这些智库又以某种方式把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灌输给了里根的竞选团队和随后的政府。
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里根在实践中实施了里根版的新自由主义。但是由思想驱动政策并不是思想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更多的时候，思想提供的是事后服务，以使实际行动合法化和合理化，比如为了达到向其他精英、媒体和公众推销一个计划或行动的目的。但是，正如哈维所述，当思想与历史实践“并列”呈现时，会向读者强烈传达这样一种假设，即两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的。
这其中缺失的是对所谓“传导机制”的实证验证，该机制是思想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从建议者到实际项目和政策创造与实施的过程。只有在对传导机制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时，相关性才能代表一种因果关系。此时才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或随后的克劳萨默或卡根），然后这一思想又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来被克林顿或布莱尔在90年代扩大和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