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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名字里似乎暗含了它是从古典自由主义演变而来的意思。这种不太恰当的用词，在它刚出现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不过，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
古典自由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所以，让我们来选取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著名观点，与由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及哲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提出的一些与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有关的观点做一个比较。
从表面上看，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乎都提倡自由市场，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有时此观点被称为“最小国家观”）。
但古典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洛克等人，之所以支持自由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在道德上更有优越性，能促进个人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出现之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相比，它更符合“人的本性”。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君主、贵族与商人、探险家和冒险主义者联合起来，创建了第一批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以开发新世界及其资源。重商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和垄断者。他们将开发“新世界”自然资源过程中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润献给了国王和贵族；而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开发这些资源的垄断权。作为17—18世纪的主导经济体系，重商主义反对对国内工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将不工作视为一种犯罪。如果被判定为“不愿工作”，工人们就会被送到“济贫院”，然后被转包出去，此时的工资甚至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即使会造成国内产品短缺和通货膨胀，重商主义仍会加强本国制造产品的出口，同时倡议尽量减少进口。换句话说，它寻求的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带来的黄金积累是经济和贸易活动的主要目标。国王、贵族和商业剥削者以黄金的形式积累了大量财富。
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人提出的古典自由主义对所有这些“非市场”和“反市场”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实践进行了抨击。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思想摧毁了人类生产和在市场上买卖产品的天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在市场上买卖）是人类的基本天性。自由市场解放了人类的天性，市场因此首先与道德有关。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体制下大公司尽其所能破坏自由市场和阻止竞争的行为感到震惊。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全书都是在谴责重商主义。
他反对追求出口最大化、进口最小化的贸易观念（即确保贸易顺差）。他认为，社会的目标不应是积累黄金或货币，而是生产真正的商品并以有竞争力的最低价格出售。他认为，这将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收入，而不仅仅是为垄断企业和利益集团谋取利益。
因此，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新自由主义也是相悖的，后者与重商主义的共同点，远多于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共同点。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中，有些广为人知，比如欧洲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议在政治上规避自由民主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鼓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安·兰德（Ayn Rand）等。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开始走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轨道。这一转变始于一个分水岭事件，即194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
与会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哈耶克，他作为主要辩手，与凯恩斯（Keynes）正面辩论过“奥地利经济学”；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战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确保经济和金融增长及稳定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前提进行了抨击；与会的还有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家，如波普尔和诺齐克；其他政治右翼学者和权威人士接过了由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点燃的新自由主义火炬，并将其用于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霸权服务。
哈耶克早期的建议是，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国家主导，将古典自由主义推向下一个层次。1989年，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将其表达为一个更具体的论点，即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超主权国家”，并行使“普遍统治”。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走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Toward a New-Reaganite Foreign Policy）中提出了美国“仁慈的全球霸权”
——只是将帝国主义的旧酒倒入新自由主义的新瓶中而已。
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宣称自己支持自由市场。但它不能宣称自己会这样做，是因为市场能培育高尚的道德行为，促进个人的发展，更符合人的本性；或者是因为自由市场对每个人都有利。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下几乎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着经济，并尽其所能压制自由市场和竞争，使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谎言。在美国，仅有20%的企业是公司，但它们生产了全国80%的商品和服务。不过，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并没有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商品，或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商品，这是因为他们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这些公司已逐步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个人的关注仅此而已，因为美国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对数千万原本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来说是下降的。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适用于21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相反，这些“不自由”的市场加剧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如今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与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的企业描述相比，现在的全球跨国公司与重商主义体制下的公司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
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自由市场能提升个人的道德状况，它拥护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比政府干预或生产公共产品、服务等“更有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产量。这种“有效率”的生产，剥夺了个人或社会能获得的所有好处，并使其自身的许多实际成本外部化。新自由主义认为，低成本生产能增加产量，因为节约成本提高了利润，进而又能聘用更多的工人。但现实情况是，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下降很少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人们的工资收入不足和其他经济原因造成的需求不足。更多的结余和投资也没有增加就业。效率带来的收益都流向了公司、高级经理和股东。
虽然新自由主义一直在鼓吹“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但这一次次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导致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英美银行业及金融业“自由市场”是多“有效率”？这场危机造成了多少产值和产品损失？市场的效率体现在何处？美国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期间：
●养老金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
●近2000万工人数月乃至数年没有工作或收入。
●1400万个家庭的抵押贷款被取消赎回权，从而失去了他们的房子。
●为帮助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和影子银行家解困，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在第一时间以接近于零的利率提供了50000亿到1000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和补贴贷款，而其他行业的人则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工作和收入。
这些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吗？新自由主义关于有效市场的理论其真实含义是：“由于竞争减少，可以将以最低成本生产的商品以最高价格出售给消费者。”因此，它从根本上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并因为竞争最大化，所以以最低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最多的商品”。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以牺牲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使企业及其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而古典自由主义的有效市场思想则是通过与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分享利益，使企业及其股东的利润最小化。此外，新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将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影响包括在内。因此，其“市场更有效率”的理论不仅不正确，而且存在严重缺陷。实际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让银行家和投资者乐在其中的“自由市场”在2008年之后就已经非常“低效”了。
新自由主义也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的数十个双边自由贸易条约。但这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实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充斥着关税、配额和其他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在贸易伙伴国获得投资优惠条款和条件的保证。这些条款和条件确保了大量利润能汇回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总部（或者为了避税，汇到其他一些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界定从美国流入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货币资本的条款和条件方面，花费的笔墨比用在降低美国与其他两国经济之间关税和定额方面要多得多。美国企业被允许购买、建造、迁移到这些经济体，或以其他方式获取在这些经济体内的生产能力和分销渠道（以及自然资源），然后将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取得的财富送回美国。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自由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另一种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相关的“思想”，认为要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但在这一点上，观点再次出现了分歧。
虽然亚当·斯密是公认的古典自由主义之父，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自封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注意到，亚当·斯密实际上是政府干预的倡导者，即政府并不仅仅是国防和公共安全的提供者。亚当·斯密本身并不反对“大政府”。事实上，他认识到，随着社会发展，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社会都会变得愈加复杂，因此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自然也会增加。而且，它需要适当的税收来支持其活动。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也是公共工程的强烈倡导者，并且支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因为公共工程对商业（实际上对社会本身）来说肯定是必要的。市场并不总是能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利润”来建设公共工程或服务。
公共供水设施、道路和其他公用事业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至少是以低得多的成本提供的（这实际上使政府成为一个更“高效”的提供者）。因此，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为公共工程征税是合理的。亚当·斯密特别赞成政府参与公共教育，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教育也许更需要政府的关注，而不是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的关注”。亚当·斯密还认为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教育是正当的，正如他所说，“政府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推动、鼓励甚至强迫人们去获得必要的基本教育”。
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攻击“大政府”以及为其买单的税收。或者，他们攻击的至少是政府支出的某些部分，因为他们对用于军事支出的税收毫无例外地予以支持。在政府的税收支出中，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减少的是社会项目和公共工程领域。因此，新自由主义只是“有选择性地”反对“大政府”。它更愿意以所谓的“紧缩”之名，让政府在公共工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减少支出。“紧缩”指的是减少政府在社会项目和福利方面的支出，这并不适用于军事支出。至于在公共教育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寻求减少资金投入，从而缩减公共教育支出。新自由主义热忱的代言人之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根本不应该有公共教育体系。虽然新自由主义无法取消公共教育，但它找到了将公共教育支出缩减到最少的方法。因此，新自由主义强烈支持建立特许学校。它提议为在家教育提供教育券，以减少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并越来越多地要求学龄儿童的家庭承担更多的公共教育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在教育上的实际支出。
给企业、投资者和最富有的家庭减税，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石之一。这样一来，就能为企业和投资者节省更多成本，（据推测）这些成本将被用于扩大投资、生产、聘用更多的员工和提高经济产出，并最终产生更多的税收。因此，减税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本书将在第八章中揭示，对企业和投资者减税与就业及税收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实证证据。因为削减营业税创造就业机会的假设代表了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另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这种假设有时被称为“供给侧”经济学。事实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因果关系：对企业增税会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更多能降低成本的机械、技术和劳动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投资、就业机会和产出，进而增加税收收入。简而言之，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提高营业税，而不是削减营业税！
对工业领域和广泛的社会保护（如环境保护）领域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从1981年开始，美国逐渐解除了对通信、银行和运输等部门的行业管制。而英国不仅早已如此，还开放了之前已经国有化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私营化是指彻底解除对国营公司原有的管制，将公司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然后按照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来经营。然而总的来说，放松管制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监督的减少，即使在它对公众和消费者造成有害影响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此举助长了金融业过度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没有放弃走放松管制的道路，其40年来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放松再放松。
私有化现象在欧洲更为引人注目，因为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经营的企业比例更大。私有化现象也在美国发生：负责向美国南部农村地区供电的前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被出售；属于联邦、州和地方的建筑物和地产被出售；公立医院系统被出售；公共教育系统也经历了重大的私有化改革，具体方式为特许学校政策、家庭教育补贴、为“赚钱”的大学（“骗”取学生学费的）职业学校提供优先财务支持和企业经营的“编程学院”大量出现。在美国，私有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将大量联邦土地以最低成本出租给木材和采矿利益集团的情况，这种现象自1981年开始愈演愈烈。美国式的私有化还反映在美国军方将军事服务转包给私人承包商，这是亚当·斯密和古典自由主义绝对不会同意的。美国军队、国家安全局（NSA）、中央情报局（CIA）和其他机构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专业雇佣军，这也是一种私有化的形式。
古典自由主义支持政府应对“外部性”进行监管的观点，即市场活动的影响对第三方或环境造成了损害，如工业污染对第三方（一般是公众）造成了严重健康危害，而他们并没有销售和购买产生污染的产品或服务。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需要对这种负面外部性进行监管。新自由主义可能在理论上接受这种监管，或者有时会象征性地接受这种监管，但过去4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特别是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它们一直在努力削弱旨在减轻负面外部性的监管。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赤字运行并积累国债，然后借钱来偿还债务的过程，“阻碍了新资本的积累或获取”，也就是说，这样做将减少政府实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政府借款只有在战争时期是合理的，因为此时仅靠税收无法支撑支出。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债务利息的支付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只是资金从一个部门内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建立在商业体系诡辩基础上的辩护”。当国家债务过多时，债务永远不会得到偿还，最终会以政府违约和国家货币贬值告终。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应该只在战争时期允许国家借贷，并在和平时期予以清偿。
这种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与相应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81年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在持续增长，并且在清偿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支持扩大国家债务的观点。美国在1981年的国债仅为10000亿美元，2000年为40000亿美元，2008年上升到100000亿美元，到2019年则达到了220000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外国投资者，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投资者，继续将美元循环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国家债务的增长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能够偿还或抵消年度国家预算赤字，而这些赤字是日益增长的国家债务的基础。这种安排是新自由主义的“双赤字”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是长期的年度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国家债务的结合体，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对它做更详细的解释。这里的重点是，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或公共债务的观点实际上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之一是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坚持“货币是中性的”。这意味着，货币本身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它是中性的。如果商品和服务的产量很少或没有增加，货币过剩只会导致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实体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有赖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增长，比如耕地数量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或固定资本和生产机械的增加。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古典二分法”对“货币中立性”观点进行了补充，即从长远来看，经济的实体面和实体经济增长是与价格和货币分离（二分）的。经济增长不是由货币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要素的数量决定的，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存量及其生产能力（即质量）。
与这种“中立”和“二分法”的货币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高度重视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水平，认为将货币注入经济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提高货币供应并降低利率，可以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额外的可支配现金，然后假定这些多余的现金会立即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那么就促进了就业，进而会推动生产活跃和经济增长。因此，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货币供应驱动了实体经济，所以对于扩大生产，货币（利率）政策比减税或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更为关键。因此，新自由主义严重偏向于货币政策，而古典自由主义则将货币的作用视为实体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之一弗里德曼认为，每年以固定的速度缓慢而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是确保实体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这一想法根植于弗里德曼的“货币增长规则”，被他的门徒们一直坚持至今。只要增加货币供应，忘记其余所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政策会扰乱和妨碍货币增长规则。如果不遵守这一增长规则，衰退就会发生。
前面的例子只是就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比较。很明显，在自由市场或有效市场、限制政府支出（又名“紧缩”）或政府干预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税收对就业的影响、平衡政府预算等方面上，都显示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继承多少思想。在持续用歪曲了的“自由主义思想”面对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现实时，它从古典自由主义继承的那一点点东西也被彻底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