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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元凯小传]
尽管到今天，认识1946年出生的温元凯的人大多也已入暮年，而尚记得他的辉煌历史——他曾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直谏中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写作并出版1984年风靡全国的《中国的大趋势》，在全国近三百个城市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提出中国应制定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人大议案等等往事的人一定也不多，而若知晓他后来还办过公司，从而成功地由科学家转到思想家，又从思想家转到企业家的人，相信更是稀少，但温元凯却绝对是一个该被书写，被历史记住的人。
温元凯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也由此跟安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温元凯被辗转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1976年，正值推翻“四人帮”，于是温元凯在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也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6月，他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他的信以后，立刻给他回信，并推荐他参加由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温元凯一鸣惊人，大胆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当场接受，当年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恢复高考行动。温元凯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那个曾经建议派遣留学生的温元凯成为了第一批留学法国的新中国青年。
此后的温元凯一发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他的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这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由此温元凯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当然，温元凯的人生丰富度远远不止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他从一个科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同时，温元凯又不断出版图书，发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惊世语言——他说：“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图书《牛市一万点》中说：
“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一万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一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尽管这些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苍白与自大，但一个人能经历数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声音，也是价值所在。
□一个好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业工人，靠叔叔的接济生活。虽然家境清贫，从小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靠给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而有机会读到很多书。我看过的《居里夫人传》和《元素的故事》这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差不多从中学开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些书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学试验。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应该说，我是一个学习很勤奋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学来获取知识。大学二年级时，我对无机化学中的离子极化现象感兴趣，开始自学德语和俄语，钻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学文献，完成了两篇化学论文，后经南京大学著名无机化学权威戴安邦教授鉴评，认为水平已经超过吉林大学化学系两位讲师的同课题论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国通报“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对我予以表扬，共青团中央也给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开始了，我被迫离开了学校，下放到农村和军垦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到浙江绍兴长征塑料厂担任技术员。但我对化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止，其间进行了技术革新，开发了新产品“蓖麻油制造工程塑料尼龙11”。1973年，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被推荐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从此走上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后来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敢当，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化学家，我在化学上取得过一系列的学术成果。1974年，我就开始在“文革”后恢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给予报道。
□倡导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接电话时，我既不知道会议将讨论哪些主题，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加，更不知道将由谁来主持。就这样有些懵懂地上了飞机，直到第二天在机场，见到当时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他告诉我，这个座谈会由刚刚复出五天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将讨论科教改革方面的话题。
那天我们人住北京饭店，我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辈，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三人，四十岁以下的仅有我一人。我当时三十一岁，是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普通讲师，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会议开始了，一身军装的邓小平同志走进来。尽管他在开场白中表示要当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让大家多反映问题。会议刚开始的气氛有些沉闷，大家还在习惯性地做自我检查，讲一些套话。中午，协助邓小平同志组织会议的童大林（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们几个年轻代表，让我们多谈谈当前科技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受到鼓励后，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抓住机会，大胆地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建议由原来的工农推荐改为自愿报考、择优录取。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并指示当年即开始实行。邓小平同志话音刚落，全场人员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务员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大家十分兴奋。在接下来的四天会议中，我又利用简报的形式提出恢复留学生制度和建立科学学派等建议。
恢复高考制度和留学生制度，改变了千千五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然这次会议也最终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会后，《人民日报》以《不怕扣自由主义帽子的温元凯》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于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也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也开始受邀去各地进行演讲。
1980年，我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留学，师从量子生物学世界级权威波尔曼教授夫妇，在此期间访问了美国和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出国前，我以阶级眼光来看待世界；出国后，我认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在进行量子化学研究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当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有了化学系这样一个舞台，我就有意识地在系内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就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科教体制改革大潮，从一个化学教研室弥漫开来。
□《中国的大趋势》风靡全国
当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席卷中国的知识界，全球信息化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我总结自己平时演讲的内容写成了《中国的大趋势》一书，讲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中国的大趋势》一书只有十几万字，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出版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它在1984年成为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被很多知识分子传阅，至今仍然有人告诉我说那本书影响了他的人生。
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在书中我首先讲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观念就需要更新，我们的社会体制需要改革，需要适应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社会。社会要信息化，主要的就是要推劝科技、教育、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和人才选拔制度改革。
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在酝酿着一股渴望进步、渴望变革的思潮，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对外面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渴望发展与机会，而当时的体制又存在着压制人才、压制自由精神的弊端，因此，我和我同时代的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着改革思想的启蒙，关注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者与观念孵化器的作用。
□五条战线同时作战
因为《中国的大趋势》的出版，我也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经济学者，被香港《明报》誉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后来又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同时在五条战线上作战：
第一条战线是教学。作为大学教授，上大课，带研究生。
第二条战线是科研。我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百零六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本学术专著。我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实验室。我们组织举办了第一届量子药理学、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的研讨会，前后一共召开了三届。
第三条战线是担任行政职务。当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兼职担任过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也曾担任过安庆化工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
第四条战线是参加社会活动。全国两百多所高校派人来科大参观，我也不断地应邀到全国各地去演讲，累计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一百多个城市的政府干部培训机构等进行演讲，宣传新技术革命浪潮，宣传思想观念变革。我的报告之所以受到听众欢迎，首先是因为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够开阔听众视野，提升他们的认识；其次是信息量大，融合了最新的国内外科技与管理成果；最后我也能够提出一系列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我来说，去做这些讲演报告多数是重复劳动，在各地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看到了讲演的影响力。在北大、清华和其他高校，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甚至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更有甚者爬到窗户上，一趴三个多小时，其情其景让人感动。
我上百次听人当面对我说：“温教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听了你的报告，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人生道路。”
当时大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对社会变革的观点如饥似渴，我的报告如此受到欢迎，对此我很欣慰。这也是我不能谢绝各地频繁邀请的原因。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在蛇口讲课那次。1984年6月14日，我访问蛇口工业区，给工业区干部、培训中心学员讲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对策的探讨》和《现在创造型人才及其培养》两课，并多次与听讲者座谈。在讲话和座谈中，我对蛇口工业区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的口号，第三次浪潮的口号应该是“信息就是资源，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资本”。工业区应该特别注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注意信息收集，克服因地理和交通原因而远离文化中心带来的弱点，要进一步注意从全国各地用各种方式和各种形式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包括智囊团、顾问团和咨询委员会；2．蛇口的干部比较精简，尤其经理人业务量大，忙于业务，存在着知识老化和缺乏新思想等问题；3．应该提高“知识和主意”的价值，蛇口工资改革中工资差别较小，这不是改革的方向，应扩大差别；4．特区应该加强内联，二线不应成为特区与内地关系的障碍，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应像三洋公司在世界各国有分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也可以有它的分公司，扩大业务范围。
第五条战线是在实务层面参与社会改革。我到过很多国家，知道破产对于企业进步是很重要的。因此当1984年曹思源提出制订《企业破产法》时，我就召集了三十二个人帮助曹思源来做这项工作，并把这项提议作为议案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时，我在中国最早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的立法提案，呼吁《专利法》的订立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还开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家科技公司。
□把科技转化为财富
198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文革”后中国第一家科技公司——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它主要从事技术转让活动，尝试着将科技转化为财富。大学创办科技公司在当时是个创举。象牙塔里的教授出来办企业赚钱，然后还用这笔收入来支持科研与教学，这是在当时铁板一块的教育科研机制下长出来的一株幼苗。
我们当时主要进行技术咨询与专利技术转让。我们没有向学校向国家要一分钱，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每一张桌椅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从两千元的咨询费做起。这种宝贵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我们的赖氨酸面包，让至少五百个个体户有了致富之路，最有名的是让一个合肥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面包厂起家成为身价几千万的富翁，这十分令人鼓舞。
我们是最早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富起来的实践者。我们系的老师因为有信息咨询费，收入得到明显改善，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钱来推动学术活动。我们在全国高校最早开展了自己出资的学术活动，组织了全国信息资源开发研讨会，主办了量子生物学和量子药理学研讨会，赞助了第124届国际天体物理学术交流会。
很多知识分子有让财富与科技相结合的想法，但我们是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说，后来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等，都受到过我们的影响。正是在创办了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我后来支持创办了《科技咨询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科技开发和科技咨询为主题的报纸，当时也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某种意义上，我是第一个鼓吹建立“中国硅谷”的人。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记者，他写了一本《硅谷人》的书，我把这本书的观念引进到大陆来。在我们这一批人的倡导下，后来中国大陆才有了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才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后来在全国建立的无数个高新技术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