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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小传]
步鑫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企业界最著名的改革典型人物之一。1983年秋，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
步鑫生本是浙江省海盐县里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他从三年前当上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有两个人甚至被开除。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很是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不过，由于他管理抓得紧，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很受欢迎。
步鑫生的命运被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记者改变。童在采访了步鑫生和他的厂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内参。谁也没有想到，11月6日，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这篇报道，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考察，步鑫生的事迹得到最高领导层的进一步肯定，很快，全国各大新闻单位闻风而动，“步鑫生热”平地而起。
步鑫生被选中为典型，有很偶然的戏剧性因素，却也似乎有必然性。当时国内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经济过热现象已被控制，治理整顿接近尾声，重新启动发展的列车，恢复人们的改革热精又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不大的衬衫厂及其有小缺点的经营者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脱颖而出成了“学习榜样”。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等等。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崇尚的企业精神。步鑫生的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步的民营企业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日后，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回忆说，正是步鑫生的这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炙手可热，据称，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
在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当一个人被中央指定为典型之后，他就很容易“偶像化”。本来就桀骜不驯、缺乏政治训练的步鑫生很快在热浪中迷失了自己，他像英雄一样地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他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话。而在领导和专家们的谋划下，类似“步鑫生服装生产托拉斯”之类的创意不断产生，很多项目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得到了批准并得以实施，步鑫生在看似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事实上却踏入了一连串的经营失误。海盐衬衫总厂到1985年就难以为继，而到了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48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被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到北京办厂三月，不成，再北漂辽宁盘锦，后来，甚至还去过俄罗斯。很快，他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些新朋旧友的帮助下，他一度有复出迹象，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必须承认的是，“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一时又成了主旋律。
□大刀阔斧搞改革
大家一说起我，就会想到海盐县衬衫总厂。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全厂只有固定资产两万多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我当上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改革，使工厂恢复生机；要么就是倒闭。我自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待事业，反对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喜欢敢闯敢干和创新进取。我勇于挑重担，不怕闲言碎语。
我确立了“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制订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业务方针。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鲜明地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奖金分配坚决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产品经营上，我们坚持创名牌战略，反复强调“靠名牌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将上海作为我们抢占“制高点”的首选城市，作为第一家打进上海市场的制衣企业。我们生产的“双燕牌”名牌衬衣于1980年冲进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这个“制高点”辐射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产品看样订货会，视客户为上帝，特地从上海租用了几辆轿车，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要晓得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而我们企业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有五辆。这五辆小轿车在小小的县城招摇过市，十分显眼。
同样，我们企业也会应邀去外地参加这样的订货会。有一次新疆有关企业邀请我专门参加看样订货，按常规安全得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时间耗不起，我就改乘飞机，来回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却属于“大逆不道”。有些人侧目而视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指责发难。对此，我做了具体分析，搞这些改革，谁高兴谁不高兴，谁赞成谁反对。我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推行改革对国家对集体对职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还是原来的步鑫生，我问心无愧，因而不为众多议论指责所动，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自办了专业消防队，还千方百计办起了上水平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确保职工生产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实施了一些看似与生产无关的举措。如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组织全国服装企业的第一家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我们去北京举行产品展销期间，时装表演队随展销团同去，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专场表演，引起轰动，对企业的服装展销产生了较好的良性作用。
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决心：大刀阔斧搞改革，呕心沥血抓发展，冒着风险排干扰，不创一流誓不休。“冒着风险排干扰”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来，更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项不是违规的“犯上”行为？改革，不冒这个风险行吗？不排除干扰行吗？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浙江日报》第二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我进行报道，这篇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调查组来我厂进行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并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道后来惊动了中央。
□“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
1983年11月5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特从大量的“内参”中挑出相关报道，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简称“中指委”）撰写了按语，授意新华社发重点消息。十天后，新华社便将这篇报道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于是11月16日全国所有党报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指委”的按语和新华社的报道。
当时，农村大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了将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引向城市，中央不失时机地肯定推广了我们的经验，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胡耀邦同志曾经先后两次对我做出批示。除了前面那次之外，第二次批示指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有人赞誉我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可见中央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和迫切。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雷锋的宣传。
就这样，我成了“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影响甚至到了国外，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当时，来参观访问的一批又一批，邀请我去做报告的应接不暇，来考察调研的上级领导也是络绎不绝。原国务委员、老革命家张劲夫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敢于打破平均主义的独到措施十分赞赏，兴奋地比画着手势：“你们这一做法，把这个原来封顶的平均主义大锅给捅穿了，好，好！”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盛名之下的清醒
在出名以后，我并没有自我陶醉或沾沾自喜，而是深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力劝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兢兢业业搞好改革和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和广大群众对我的期盼。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何兆丰先生，约我在上海静安宾馆会面。在简单地介绍了我们进行改革的情况后，我回答了他的提问。最后他表示希望我能去香港创业，说凭借我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我一定会搞出名堂来。他还说只要我肯去，创业所需的资金、厂房和设备等，全由他来解决。对此，我深表领情和谢意。
我诚恳地说：“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关心帮助下，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就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他听后表示理解，不再劝说，并说以后企业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我对自己是这样严格，而对别人都比较体谅。在我出名前的几年中，我先后接收了二十多名社会青年进厂，其中不少是劳改释放的。我认为他们既然已获释就不应该受到歧视，应该正常享受公民应有的劳动权利。所以当县劳动部门来找我商量时，我二话没说，照单全收。
□被免去厂长职务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是在好好差差、差差好好中迂回前进的。我们海盐衬衫总厂当然也不例外。由于遭遇市场急剧变化的严重挑战，企业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对此我们做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必紧张，关键是企业主要领导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经济形势，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企业重现生机。
就在我们千方百计克服暂时困难，力图重振衬衫总厂雄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8年1月16日上午，上级党委与主管部门的领导来到我厂，宣布上级党委对我处理的决定：免去我厂长职务，并要我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听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我不会去二轻公司报到。”说完我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事先也根本没有找我见面谈话，这完全是搞突然袭击。当天晚上，我含着眼泪，悲愤地大声呼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下去，可悲可叹啊！”此时我已泣不成声，在旁陪我的一位新华社记者也为之动容，暗暗流泪。
全国新闻界的许多记者再次云集海盐，进行公正客观的采访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一人沉浮千夫评说》，《中国青年》发表长篇报道《从高峰到狭谷》。其他媒体记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报道，从舆论上给予我大力支持。一位专业作家来采访时，专程走访了做出这个免职决定的有关领导成员，他们都推说这事自己并不知道。这位作家说：“明明参与讨论免职决定，为什么不承认？说明这个决定是错了，由于文件没有对你做党纪或行政上的处理，无反可平，这种不承认的方式，本质上你已得到了公道。”
被免职后我收到了上千封关心我的来信，写信的人包括企业的老总、大专院校的师生、部队指导员、农村基层干部等。社会名流邓旭初、温元凯、鲁冠球和徐孝纯等，除了在道义上进行声援外，还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关心支持。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关心的不是我步鑫生个人，而是关心着改革事业。
□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应友人之邀，含着眼泪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北去的道路，再次创业。我先后去了，北京、辽宁的盘锦、河北的秦皇岛。我北上这些地方，当地的党政领导对我十分器重，信任有加。通过我的努力帮助，改变了一些企业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离开海盐北上时，我连差旅费都有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而在北方奔波十年后决定退休时，我工作过的几家企业老总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尊重我定居上海的选择，出资帮我解决了买房的困难。
二十多年来我既有过喜悦的辉煌时刻，也有过痛苦不堪的烦恼。
以往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问题，在上海定居后，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去思考探索，慢慢领悟出一条十分重要的道理：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己对人只要用这个态度，就会心平气和。企业改革也是如此，改革无止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改革措施也必须与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