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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心理与大脑是一体两面。但大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它与身体其他部分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互动。所以相应地，大脑也并不是独立地产生心理活动。我们的心智实际上会受到大脑以外的各种生理机制的调控，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机制就是 激素（hormone，旧称荷尔蒙） 对心理活动的调控。
激素产生于分布在身体各处的内分泌腺（endocrine gland，包括脑下垂体、松果腺、胰腺、肝脏、胸腺、甲状腺、肾上腺、卵巢和睾丸等）中。激素生成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在体内循环，直到在目标组织或器官内与相应的受体结合，引发特定的生理或心理反应。在功能上，激素属于化学信使（chemical messenger），通过将化学信号从一个部位发送到另一个部位来促成身体不同部位之间的沟通。激素的调节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细胞和组织的生长发育、体温、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以及情绪的启动和维持等。
大脑不同区域中也遍布着各种激素受体，因此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自然受到激素的调控。激素对心理和行为的调控，呈现出这样一种普遍规律：
一种激素通常不会只与某一种特定的行为绑定，而是会围绕一个核心目标，视具体情况激发出多种不同的行为。激素的功能通常是与这个核心目标绑定的。激素很“懂得变通”，为了实现核心目标，激素能在不同的条件下激发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反应。
我们不妨把这个规律称为 “激素善于变通”原理 。下面以 睾酮 和 催产素 这两种激素为例，来看激素是如何通过变通的手段来实现它们的核心目标的。
激素能调控行为，但一种激素通常不止诱发一种行为。激素的功能通常并不与一种特定的行为绑定，而是与一个核心目标绑定。激素可以围绕这个核心目标，“变通地”诱发不同的行为。
睾酮（testosterone）
由男性的睾丸或女性的卵巢分泌（肾上腺也分泌少量睾酮），对男性和女性身体机能都有重要影响，性欲、力量、免疫功能及男性性征的发育等，都受到睾酮调节
。
睾酮是一种名声不太好的激素。因为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包括很多科学家也曾经这么认为）睾酮要为男性的暴力行为负责。乍一看，“睾酮导致暴力”的证据似乎相当充分——
在几乎整个动物王国和所有人类文化里，雄性都比雌性更加暴力，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恰恰比雌性拥有高得多的睾酮水平
，而且雄性恰好也是在睾酮水平最高时表现出最高水平的攻击性。比如，男性一生中睾酮水平最高的时期是青春期，而青春期恰好也是人类男性的“暴力行为高发期”
。个体之间的比较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有一项研究表明，攻击性较高的男性罪犯，其睾酮水平也相对较高
。
睾酮与暴力行为的联系还有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大脑的杏仁核（又是杏仁核）中有数量庞大的睾酮受体，所以杏仁核是睾酮的主要作用对象之一
。而我们已经知道，杏仁核在特定条件下与暴力行为密切相关。
不过，有经验的读者可能已经敏锐地发现，上述研究提供的都是“相关性”解释。睾酮水平与暴力行为相关，并不意味着两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使有，也无法说明因果方向。比如有证据表明，攻击性行为会刺激睾酮的分泌
。所以，有可能是那些男性罪犯“到处惹事、经常打架”的行为导致了更高的睾酮水平，而不是高水平的睾酮导致了攻击行为。
因此，要证明睾酮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家就得动用实验法：直接操纵实验对象体内的睾酮水平，然后观察他们在不同睾酮水平下的反应。但一系列实验数据揭示的结果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让人十分困惑。
在有的实验中，科学家的确找到了“高睾酮水平导致高攻击性”的证据。例如，动物实验表明，将雄性动物的睾丸切除（去势）之后，动物的攻击性显著下降；而如果给去势的动物人工补充睾酮，那么它们的攻击性就会回到去势之前的水平
。
但另一些实验得到的结论却与上述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托夫·艾森格（Christoph Eisenegger）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主持的一项研究
中，研究者让参与实验的男性受试者玩“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这是一种分配金钱的博弈游戏，由甲乙两人共同参与，研究者发给甲一笔金钱，由甲向乙提出一个分钱方案，分钱比例不受任何限制。甲既可以把钱平分，也可以做“大善人”，把大部分钱分给乙；当然也可以做“吝啬鬼”，自己拿下大头，只分小部分钱给乙。但在甲提出分钱方案后，乙有权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分钱方案。如果乙拒绝，所有钱就会被研究者收回，甲乙两败俱伤，颗粒无收。
苏黎世大学的这两位研究者在这个研究中想要考察的问题是：如果甲在参与游戏前摄入了一定剂量的睾酮，那他是会变得更像“大善人”，还是更像“吝啬鬼”呢？睾酮的作用假如真的是提高攻击性，把人变成“暴躁老哥”，那么此人应该会变得更加不友善，因而更可能提出苛刻、吝啬的分钱方案。但真实的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摄入睾酮之后，受试者反而变成了“大善人”，他们在分钱时反而比那些没有摄入睾酮的受试者更慷慨，愿意分更多的钱给对方。让渡自己的金钱利益给其他人，这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为什么明明该提高攻击性的睾酮反而助长了亲社会行为呢？
这是因为，睾酮实际上并不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睾酮真正的功能其实是——维护或者提升地位
。每当人类或其他动物产生“我需要维护或者提升我的地位”这种心理需求时，睾酮就会在不同情境下诱发不同的行为，来为“维护或者提升地位”这个核心目标服务。
睾酮的确会提升攻击性，但它提升的其实是那些能维护或者提升自身地位的攻击行为。侏长尾猴（Talapoin Monkey）这种灵长类动物有森严的等级结构，一个猴群中地位高的公猴对地位低的公猴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那么，在这个等级结构比较稳固（高地位的公猴身强体壮）时，如果让猴群里中等地位的公猴摄入睾酮，它们的攻击性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一项实验
发现，中等地位的公猴摄入睾酮后，攻击性会提高。但重要的是，它们并不会去攻击那些身强体壮的高地位公猴，而是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比自己地位低的公猴。在等级结构比较稳固的情境下，攻击高地位的公猴只会招致失败，导致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而攻击低地位的公猴却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见，睾酮诱发的攻击行为其实非常“功利”，它是为“维护或者提升地位”这个核心目标服务的。
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只有“做个好人”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时，睾酮引发的行为就会发生180度反转——它不但不会激发攻击行为，反而会诱发友好行为。这就是“最后通牒游戏”实验里发生的情况。先前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给出的提案被对方否决，此人就会感觉自己受到冒犯，继而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因此，在参加“最后通牒游戏”时，受试者其实非常担心自己的分钱方案被对方否决，于是他们摄入的睾酮诱发了更慷慨的举动，以便维护一个人受他人重视的自我感觉。睾酮所服务的核心目标——维护或提升地位——没有变，但诱发的行为却不再是攻击行为。
由此可见，睾酮这种激素的功能并不是与“攻击”这一特定行为绑定的，而是服务于“维护或者提升地位”这个核心目标。睾酮围绕这个核心目标，“变通地”诱发攻击行为或亲社会行为。睾酮对行为的调控视具体情境而定，时而展现“黑暗面”，时而展现“光明面”。这就是“激素善于变通”原理的体现。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原理是如何体现在另一种重要激素——催产素的功能表现上的。
催产素（oxytocin） 主要在下丘脑中产生，经由垂体后叶（posterior pituitary）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如果说睾酮被人广泛关注的是它的“黑暗面”的话，那么催产素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的“光明面”。催产素常被人称为“爱的荷尔蒙”，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催产素是跟“爱”这种情感绑定在一起的。
母亲在分娩婴儿时和哺乳期都会分泌大量催产素。母亲血液中催产素的含量越高，她就越会情不自禁地去抱婴儿，喜欢照看婴儿，朝着婴儿微笑。催产素其实就是母爱的根源，它制造了一条感情纽带，把母亲与婴儿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
。
对于成年人来说，催产素对维系亲密关系来说也必不可少。以色列巴伊兰大学露丝·费尔德曼（Ruth Feldman）的研究
发现，热恋期情侣体内的催产素水平甚至超过孕期妇女；而且，热恋时体内催产素水平最高的那些情侣，在六个月后仍然在一起的概率也显著高于其他情侣。
科学家后来还发现，催产素不但能增进亲人、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可以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亲密感。如果先在鼻腔里喷一些催产素（可以暂时提高血液里的催产素浓度），人们就会在接下来的实验任务里更容易信任一起参与实验的陌生人
。
总之，似乎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催产素让世界充满爱。于是，“爱的荷尔蒙”这个绰号声名鹊起。在一些西方国家，一度还出现了很多催产素商品（比如各种催产素鼻腔喷雾剂）。商家宣称，使用这些商品能大大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逐渐发现，催产素的作用并不那么简单。最让人惊讶的是，催产素并不只会催生“爱”，在某些情境下，它也会催生“恨”。催产素也有它的“黑暗面”。
有研究
发现，催产素实际上也会强化人们对那些负面社交经历的感受。比如说，你被老板当着同事的面训了一通，颜面扫地，这时你体内的催产素浓度也可能会飙升。而且催产素飙升得越高，你事后回忆起这件事就会觉得越痛苦，对老板也会越发痛恨。再如，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团队的一项研究里，两位受试者被置于一个两难局面中：他们既可以选择信任对方，采取合作的态度将两人的利益最大化；也可以先发制人出卖对方，从中获利
（详见第六章“原理24破解囚徒困境，建立合作”）。结果发现，在这种相互猜忌的不友好情境里，摄入催产素的那一方更有可能选择出卖对方，而非采取合作态度。
基于此类研究结果，有科学家提出，催产素真正的功能可能是放大各种社会经历的影响，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积极的社交环境里，我们把身边的其他人当作自己的伙伴，这时催产素放大了那些积极的感受，让我们与同伴之间建立起更牢固的、积极的情感纽带。这时候的催产素呈现出的面貌就是“爱的荷尔蒙”。但在消极的社交环境中，我们把身边的其他人当作对自己有威胁的敌人，这时催产素会放大那些消极的感受，让我们用更激烈的反应来对抗威胁。这时候，它呈现出的面貌就是“恐惧的荷尔蒙”和“仇恨的荷尔蒙”。
换句话说，催产素其实是为“区分敌我”这个核心目标服务的。围绕着核心目标，催产素会“变通地”诱发增进亲密的行为或者对抗威胁的行为。与睾酮类似，催产素对行为的调控也视具体情境而定，时而展现“光明面”，时而展现“黑暗面”。这也是“激素善于变通”原理的体现。
睾酮和催产素这两个案例让我们看到，激素对行为的调控相当微妙，它们并不与特定的行为绑定，而是围绕核心目标，依据情境“变通地”调整行为。
除了帮助我们理解激素调控行为的规律，“激素善于变通”原理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就如睾酮与攻击行为的关联是通过“维护地位”这个隐藏变量建立起来的，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背后，或许也存在各式各样的隐藏变量。当我们试图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除了考察直接的因果联系，也应该思考在它们之间是否还存在着一些隐藏变量。这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一个化繁为简的视角。
罗伯特·萨波尔斯基，《行为：暴力、竞争、利他，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 Behave：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Penguin Books，2018年
推荐理由：关于亲社会行为与暴力行为的百科全书式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