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成都市自解放到1989年，整整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成都已由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消费城市，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科技文教事业发达的、综合性的特大中心城市，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89年与1949年相比，全市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内外贸易、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学技术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40年来，成都市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全国、全省一样，是在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前进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末成都解放到1957年，共8年时间。这是成都市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的创立阶段，又可细分为三年经济恢复和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49年末到1952年，是全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全市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成都市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整顿交通运输，沟通城乡联系，“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调整工商企业，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在城郊农村，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互助合作；在城区，广泛推行民主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整顿和改造私营工商企业，迅速制止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通过3年的经济恢复，成都市初步建立起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工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67.82%，平均每年增长18.83%；全市农业总产值增长8.99%，平均每年增长2.91%，从而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

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把成都市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作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基础的156项重点骨干工程，在成都市兴建的就有9项。“一五”时期，成都市同全国、全省一样，上上下下都致力于经济建设，各项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定，计划管理机构和计划工作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起来。1954年7月6日成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代表市政府行使经济计划管理职能。全市国民经济第一个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先后于1953年和1954年由市财委和市计委正式编制。这一时期，无论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的编制，都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成都市经济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努力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的安排，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同时，又积极执行“公私兼顾”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行政、经济办法，发展城乡集体经济，改造私营经济，统筹安排好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等五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主要计划指标的安排，既考虑需要又兼顾可能，都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因而全市“一五”期间的各项计划都完成较好。1957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14.1万吨，完成计划的209.74%，比1952年增长1.55倍，平均每年增长20.67%；油菜籽达到6127.5吨，完成计划的276.14%，增长1.84倍，平均每年增长23.24%；全市市属工业总产值（不含手工业总产值）达到1.3亿元，完成计划的150.2%，增长2.53倍，平均每年增长24.25%，比计划增长高5.8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58年到1965年，共8年时间。这是成都市计划管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努力探索、曲折发展的阶段，又可细分为“二五”计划和三年经济调整时期。

1957年开始编制成都市“二五”计划，并形成了初步意见。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思想指导下，成都市也对原定计划目标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二五”计划的各项计划指标都安排过高。1959年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后，成都市再次修订“二五”计划指标，各项计划指标安排更高。196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计划达到59.62～62.8亿元，比1957年增长16.9～17.9倍，平均每年增长78.06%～ 80%；全市农业计划总产值达到1.62亿元，比1957年增长4.41倍，平均每年增长40.16%。由于“二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要求“全面大跃进”，工业上盲目追求高指标，大搞“钢铁元帅”升帐，计划安排远远超过客观可能；农村中急于实行公社化，加上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年下降，结果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资金急剧增长，全市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能源、交通、原材料全面紧张。1960年与1957年相比，全市重工业产值增长12.64倍，轻工业产值仅增长2倍，农业总产值反而下降了28.95%。196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960年的41.22%，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了23.77%，只为“二五”高指标计划的9.14%。1962年与1957年相比，全市农业总产值下降34.76%，平均每年减少9.18%；全市粮食总产量减少19.16%，平均每年减少9.58%。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年调整时期，成都市按照逐年理顺各种比例关系的要求，在严格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同时，工业方面，将过去转为全民所有制的绝大部分手工业企业又调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全市先后共关、停、并、转企业101个，精减职工6.79万人；农业方面，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划小核算单位，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分配问题；商业方面，既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又积极发展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理顺关系，疏通渠道，恢复网点，增加人员。经过3年调整，全市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全市工农业生产全面好转。按1957年价格计算，1965年与1962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26倍，平均每年增长31.19%；全市农业总产值增长5.55%，平均每年增长1 .82%。

第三阶段，1966年到1976年，共11年时间。这是全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大革命”打破了全市人民经过艰苦努力才取得的国民经济调整的大好经济形势，打乱了全市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正常进程。“文化大革命”11年，尤其是1967年和1968年，成都同全国、全省一样，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夺权”风影响下，成都市计划统计机构瘫痪，计划管理步履艰难，甚至连计划编制和执行都难以正常进行。1968年12月，市计委同其它市级机关绝大多数干部一道下放成都市西昌“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计划管理工作改由市革委生产指挥组计统组负责，加上计划安排上受到“以战备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干扰，因此，在这期间，尽管成都市被列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新建了一大批民用工厂和航天、航空、兵器、通讯、机械等国防生产、科研企事业单位，极大地增强了成都市的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影响，人心浮动，社会治安混乱，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在农村，又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砍杀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导致农业生产萎缩，供应紧张。成都市“三五”、“四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三起三落”，其低谷先后出现在1968、1974、1976年，全市国民经济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11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59%和3.5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下降的；而同期全市人口总数平均每年却增长了2.02%，与全市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的增幅2.97%相比只低0.95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77年到1989年，共13年时间。这是成都市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都市经济建设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粹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全市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1977～1978年，落实中共中央“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战略决策，成都市国民经济摆脱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1977年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76年增长8.33%；1978年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又比1977年增长5.74%。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50.33%和21.72%。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种种干扰破坏尚未完全清除，“两个凡是”论盛行，表现在全市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仍然是急于求成，要求在短期内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基本建设战线安排过长，因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还是很不协调。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1979年到1989年期间，成都市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断改进和完善计划管理体制，努力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性，坚持以科技进步为突破口，以搞活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中心环节，敞开城门，城乡一体，大力发展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形式多样的横向经济联合，不断增强成都的城市综合功能。改革开放11年来，全市计划管理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即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全市计划管理体制按照强化市场导向功能、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不断探索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途径，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的试验。一是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加速发展轻工业，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经济效益指标与发展目标同时下达和检查，促进了全市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健康发展。二是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到1989年，全市工业生产基本上转为以市场调节为主，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之比为1 ∶ 5 ∶ 7。三是计划调节和价值规律同时作用于计划管理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打破了计划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转向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向发展。1983年以后，全市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等逐步发展起来。到1989年，全市生产资料计划统配品种数只有47种，其余物资则全部是通过市场调节的。四是经济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开始运用减免税收、择优贷款、浮动价格等经济办法来调控经济活动，扶持重点项目，发展优质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以及调节需求。五是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市作为全国第一批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四川省采取扩大成都市经济管理权，下放在蓉省属企业，增大成都市财政超收分成比例等3条措施，为成都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成都市亦相应采取措施，扩大区（市）、县和企业的计划管理权限，计划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的状况进一步改变。特别是1989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市从1990年起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下放中央、省属在蓉企业给成都市管理，赋予成都市相当于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为成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国民经济的振兴。改革开放11年来，成都市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成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全市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29年。

第一，国民经济发展加快。1989年与1978年相比，按当年价格计算，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4.98亿元，增长3.83倍，平均每年增长15.39%，而前29年平均每年仅增长7.7%。全市国民收入达到122.91亿元，增长3.7倍，平均每年增长15.11%，比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高9.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1989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分别由29.45%、47.5%和23.05%变为22.35%、48.13%和29.52%。

第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89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农业总产值增加到52.09亿元，增长11.55倍，平均每年增长25.86%，比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9.7%高16.16个百分点。全市农产品商品率达到60.9%，11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业结构有所改善。全市农村已由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及饮食服务业全面发展。1989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已由1978年的76.86%下降为54.71%。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全市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1989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84.37亿元，为当年农业总产值的1.62倍。在农业内部，由种植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综合发展。1989年种植业比重已由1978年的73.98%下降到54.71%，而林、牧、副、渔业比重则上升了19.27个百分点。

第三，工业建设成就巨大。1978年到1989年间，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83.46亿元，占同期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1.45%，比前29年的总和还多。到1989年末，全市拥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4800个，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19.95亿元，比1978年增长1.38倍；占用流动资金114.04亿元，增长5.19倍。在国家划定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539个工业细类中，成都已有37个大类、183个细类，基本建成了以机械（含电子）、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五大支柱行业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108.11亿元，第一次跻身于全国工业总产值过百亿元大关的17个城市之列。按1989年现价计算，全市工业总产值达235.76亿元；主要产品中不少产品辐射全国和出口，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位置。1989年62天的全市工业生产总量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总和。全市轻、重工业的比重则分别由1978年的34.85%和65.15%变为41.9%和58.1%，轻、重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比重都有所调整。

第四，交通运输发展迅速。改革开放11年来，成都市交通邮电事业进入了成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时期。以公路、铁路、民航和管道为骨干的现代化运输网络初步形成，邮电通信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9年全市旅客发送量达12484万人次，货物吞吐量为10006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3.74倍和2.6倍，平均每年增长15.19%和12.35%。公路运输在成都占有重要位置，以经过成都的3条国道和以成都为中心的8条省级公路为骨干，加上60多条市级公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1989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为5180公里，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42公里，是全省公路平均密度的2.76倍。成都是西南铁路运输的枢纽和西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成都邮政电信发展迅速，不仅是西南地区的通信交换中心，而且是全国六大通信中心之一。1989年，全市邮电业务总量达6739万元，比1978年增长6.23倍，平均每年增长19.7%，高于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11.6个百分点。

第五，内外贸易日益繁荣。改革开放11年来，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指引下，成都市结合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不断调整商业网点布局，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初步形成了以国营批发为主导，大、中、小相结合，多层次，多形式，综合与专业配套，联系全国的批发、零售网络。1989年底，全市商业网点达11.62万个，饮食业网点2.72万个，服务业网点2.35万个，分别比1978年增长7.3、12.6、6.83倍。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资料、技术、信息、人才和劳务等市场相继建立，1989年末全市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达62.74万人，比1978年增长1.52倍。1989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81.12亿元，比1978年增长7.52倍，平均每年增长21.5%，而前29年平均每年只增长6.6%。1989年全市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额达5.68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7倍，平均每年增长24.43%，而1965年到1978年的13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4.82%。在此期间，全市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也发展迅速。

第六，城市面貌显著改善。改革开放11年来，在有计划地改造旧城区的同时逐步建设新城区，基础设施发展较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蜀都大道的建成，一环路扩建工程的竣工，形成了以横亘东西的蜀都大道、纵贯南北的人民南北路为主轴和环绕城区的一环路为边界的城区道路体系，加上九眼桥、府青路、衣冠庙立交桥以及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的新建，不仅缓解了交通拥塞状况，而且使成都更加美丽壮观。1989年末，全市城区道路达388公里，其中高级和次高级路面达379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32.96%和1.93倍。与此同时，在住宅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上，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实行综合开发，先后成片改造了新一村、新二村两个旧住宅区，开发新建了水碾河、新鸿路、李家坨、万年场、双林路、青羊小区、玉林小区、抚琴小区、白果林小区等10多处各种设施基本配套、环境质量较好的住宅区。1989年末，自来水日生产能力由1978年的28万吨增加到61.5万吨，增长1.2倍，平均每年增长7.43%；供水干管长度达548公里，城区自来水普及率高达99.9%；全年供水量为24273万吨，比1978年增长1.91倍，平均每年增长10.2%；城区民用天然气普及率由1980年的33.26%提高到67.2%；拥有公交营运车辆750辆，营运线路长度达1576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1.03倍和2.52倍，加上各种出租汽车1389辆，“乘车难”问题有所缓解。此外，还大力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美化市容。1984、1987年成都市两度荣获全国绿化先进城市称号。1989年城区园林绿化面积达15.51平方公里，比1978年增长8.69倍，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2.93%；绿化覆盖率则由1978年的4.2%提高到23.3%。

第七，科技文教事业逐步发展。改革开放11年来，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在全市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地位加强、份量加重，其面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1989年全市各类全日制学校共有4495所，在校学生120.66万人，专任教师8.26万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1.21倍、48.57%和89.02%。其中，高等学校19所，在校学生5.67万人，专任教师1.08万人，增长35.71%、1.95倍和56.52%；中等学校760所，在校学生42.12万人，专任教师3.14万人，增长1.18倍、49.46%和85.8%。11年累计，大学、中专各为国家培养毕业生9.83万人和6.98万人。1989年末，全市有中央、省、市等各类科研机构103个，拥有专业技术人员37.97万人，其中自然科学专业人员19.49万人，社会科学专业人员18.48万人。全市平均每万名职工中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515人，名列全国大城市之首。1989年末，全市拥有电影放映单位658个，电影院67个，观众达9979.4万人次；剧团21个，剧场27个，全年演出2569场，观众达130.92万人次；图书馆15个，藏书615.84万册；博物馆7个，藏品16.53万件；文化馆、站484个。在电视、广播方面，除中央、省、市台外，还有县、乡的广播台、站39个。1989年末，全市拥有卫生机构1647个，比1978年增加140个；病床3.43万张，增长1.26倍，平均每年增长7.69%；卫生技术人员4.71万人，增长1.02倍，平均每年增长6.6%。

第八，城乡人民生活改善。从收入看，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60元提高到1989年的1964元，增长1.98倍，平均每年增长10.44%，而1956年至1978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1.6%。全市农村每个居民平均年收入则由139元提高到693元，增长3.98倍，平均每年增长15.71%，而1965年至1978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1.5%。从消费看，改革开放11年来城、乡居民每人平均生活水平每年增长高达15.1%和17.8%。城市吃讲营养，穿讲美观，用讲高档，改革开放11年前未曾想到百姓人家也能用上的家用电器已基本普及。1989年末，城区居民每百户就拥有电视机121.3台（其中彩电79.3台），洗衣机85.7台，电风扇150.3台，电冰箱60.3台，收录机80台，照像机38.7架，而且居室装饰正在普及，吊灯、地毯、高级乐器、组合家俱、吸尘器等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农村家庭拥有的高档日用品也日益增长。1989年末，平均每百户农民就拥有自行车152.5辆，手表223.8只，缝纫机29.8架，收音机37部，电风扇28.5台，电视机58.9台，洗衣机7.6台，收录机17.7台。城区居民每人平均住房面积已由1978年的3.14平方米提高到1989年的7.4平方米。1989年末，郊县农民每人平均生活用房面积高达26.1平方米。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结余货币仍在不断上升。1989年末，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43.98亿元和12.4亿元，每人平均储蓄存款为1586元和196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0.85倍和2.29倍；城、乡居民每人平均手持现金70.73元和134.4元，分别比1980年和1983年增长4.6倍和4.1倍。

改革开放11年来，成都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还不够合理，具有成都优势和特色的拳头产品少；二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高不大，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