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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使我国更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价格可以更直接、更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变化，预示经济的基本走势，价格杠杆将更灵敏、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与成本。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水平、商品和服务价格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对市场价格管理的方法等势必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价格管理与WTO的要求基本适应，但由于体制、法律、职能和观念等原因，加入WTO仍然会对政府的价格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研究和重新认识我国价格管理的对象、管理内容，是加入WTO以后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以往的价格工作中，我们在放开价格，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政府价格管理“越位”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加入WTO以后，却进一步显露出我们在价格管理中存在着许多“缺位”、“不到位”问题，政府价格管理必须增加新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加强对全社会多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价格管理。过去我国所有制形式单一，价格管理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特别是入世以后，外资企业会全面地进入我国的经济生活，他们对价格调整经济利益的功能认识更为深刻，对价格管理的要求更高，更加关注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我们却缺乏面向他们开展工作的经验，如何适应新的管理对象的要求，应当成为价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要更加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低的时候，我国价格波动主要受国内供求变动影响。制定价格政策，基本立足国内，价格调控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给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重视不够。但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必然对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进行价格调控不仅要掌握国内市场行情，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综合分析预测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趋势，这也是我们以前很少做过的。
第三，政府定价要严格对成本的审查。《价格法》规定政府定价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供求状况和社会平均成本。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定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定价考虑比较多的是社会承受力和供求关系，成本并不是我们严格审查的最主要问题。对于许多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成本状况，定价常常是使用企业提供的数据，并通过与企业的谈判来制定的。而入世以后，面对着WTO的规则要求，政府定价中再不严格成本审查，定价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无法面对国内外的经营者。严格成本审查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新内容，而且在定价成本审查的法律依据、成本审查标准、成本审查队伍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工作要做。
第四，继续强化“定规则、当裁判”工作。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但从入世以后的工作要求来看，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规则不健全，裁判不到位，都给我们应对入世挑战带来困难。所以如何继续把工作的重点从“定调价”为主转变到“定规则、当裁判”为主上来，仍然是我们应当努力探索的工作内容，也是迎接入世挑战的新要求。
第五，加强对服务和要素价格的管理。过去，在物质产品匮乏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工作是围绕着解决物质产品供给进行的，价格管理也主要集中在商品价格上。但到了90年代后期，物质产品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政府管理的价格愈来愈少。现在紧缺主要集中服务和要素的供给上，如教育、旅游、医疗卫生、保健，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等。由于这些领域大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保留着政府定价或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方式。但是由于价格管理工作长期把重点放在商品价格的管理上，我们对服务领域的价格和收费缺乏深入研究。例如，高等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对知识分子劳动的价值怎么评估？这都是技术性非常强的问题。而入世以后进入我国服务领域的外资将愈来愈多，我们必须从从管理物质产品价格为主转为更加重视管理服务价格上来。
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也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改革。从目前看，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行政审批式管理，转变为科学的制度化管理。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理经济生活是计划经济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管得过多过滥。二是随意性大。三是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在价格管理方式上，主要依靠行政审批式的管理必须改变。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管理程序。从法律上讲，程序的科学才能保证实体的科学。譬如过去的审批价格是按行政层级进行，现在是要依据法定的程序审批。通过听证、专家评审、集体审价等，以此来保证定价结果的公平。其次，要有科学的制度保证。程序科学以后还要制度化。程序虽然科学，但是没有制度保证，随意性大，不能持续地做下去，仍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几年我们加强了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再次，要严格执行制度。要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格的问题。真正这样做了，价格管理工作才能适应入世的要求。
第二，由封闭式管理转向开放式管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的形式上，主要是通过“红头文件”进行内部运作。在价格几乎是政府全面管制的时期，封闭式的管理方式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价格由政府严格管制，转向绝大部分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二是随着群众民主参与意识提高，实行政府定价的价格也已经由政府部门的内部操作，转向全社会成员以不同方式参与。三是加入WTO也要求所有价格制定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公开、透明。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价格管理必须由封闭转向开放。近年来，我们在价格管理的公开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建立听证制度，重要商品调价要听取消费者意见；新闻发布会制度，重要的调价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要案件，也要向社会公布；价格决策专家咨询制度，面向社会听取专家意见；价格公告制度；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监督网络，聘请义务监督员等等。这些都是由封闭走向公开的重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并进一步法制化。
第三，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管理价格，转更加重视动员全社会力量管理价格。入世以后，价格管理的内容大量增加，而且管理难度也大大提高，但机构改革却使行政管理力量大量减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管理方式，要从传统的依靠系统内的管理力量进行管理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像许多企业一样，在全社会配置工作资源。如借用协会、中介机构、专业部门、媒体和专家、相关技术人员的力量等。这也是入世以后对价格管理方式的新要求。
WTO强调各成员国要制定公开、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规则，用法律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红头文件”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具体到价格部门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管价。
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上，主要的管理方式是在行政上进行上级对下级的人对人的管理，是行政部门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文件，对管理对象进行的单向管理，依靠人管人，依靠文件管事。在一定的意义上，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和企业具有几乎没有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管理肯定是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因为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经济活动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价格管理也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价格工作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区别。譬如我们现在仍然做着许多定价的工作，但同过去定价的区别就在于，同样是定价，过去主要是靠人定，而现在主要是靠规则定。过去和现在都搞价格检查，但区别就是过去的检查，人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而现在的检查，受各种各样的规定和制度约束，使检查行为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法律的规定之中。检查中更多的是靠法律的威慑，靠法定的程序，而不是主要靠人的作用。
依靠法律和法规来管理价格和价格行为，“人”必须依“法”行事。这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实际工作上，都给我们的价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