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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离京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雍正已经起了杀心。
对于年羹尧，雍正很有耐心，他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诛杀。雍正首先向李维钧透露了惩办年羹尧的意思，他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这几天年羹尧陈奏了一些事，朕怀疑他居心不良，大有耍弄聪明揽权扩势的意思。你和他关系密切是奉朕的意思，所以不必担心，不过要逐渐和他疏远。”
后来，湖广总督杨宗仁在奏折中夸奖年羹尧是纯臣，雍正很生气，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到底是什么人？根据你知道的，如实奏来。纯字可以用在年羹尧身上吗？朕以为不可以。这事一定得保密。”
雍正在王景灏的奏折上批：“年羹尧这次来见朕，态度非常乖张，好像朕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一样，不知道是他的精神颓败所致，抑或是功高志满，目无君上。你虽然是年羹尧推荐的，不必依附他，朕实在太了解年羹尧了，他没什么能耐。”
雍正还向李成龙交底：“近日年羹尧擅自作威作福，受贿逞奸，朕很反感。”雍正对宋可进说：“年羹尧很不喜欢你，你要多加防范，不要露出破绽，被他指摘。”
类似的批示相当多，雍正要求这些大臣和年羹尧、隆科多保持距离，以达到瓦解这两人的目的。
以上还只是前戏，真正对年羹尧下手是将他调离陕西。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雍正写了一份文书，劝说功臣要保全名节：“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雍正说：“自从你走后，有人说你立了大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听从。这人说话不知轻重，朕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雍正对年羹尧的公开批评是从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的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羹尧回到陕西后就让胡期恒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认为年羹尧就是搞朋党，党同伐异，因为金南瑛是允祥和朱轼推荐的，不属于年羹尧派系，所以年羹尧想整他。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祥瑞，大臣们纷纷上贺表称颂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年羹尧也上了一份贺表，但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关于年羹尧写错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写成了“夕阳朝乾”，另一种是说写成了“夕惕朝乾”，如果是后一种说法，文字的意思没变，语句也通，如果是前一种写法，不仅不通，而且是大不敬。
不管怎么说，文字狱只是个引子，点燃了雍正心中酝酿已久的火药。年羹尧辩解说自己写错了。雍正认为，年羹尧平时没这么粗心，显然是故意这样写的，不打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到自己名下。雍正认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功高，有大不敬的意思。
年羹尧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一场由错别字点燃的灾祸。
年羹尧开始厄运缠身，自己的心腹先后被撤职，先是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由岳钟琪兼任。紧接着，代理四川提督纳秦别调回京，由赵坤接手。朝堂之上又开始了站队活动，凡是支持和同情年羹尧的都受到了打击。将年羹尧的“同党”收拾得差不多了，雍正开始收拾年羹尧本人。
四月，雍正让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并调离陕西，前往杭州担任将军。年羹尧写了个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非常有意思，翻译一下大概是：“我听到有谣言说，三江口会出皇帝，嘉湖会变成战场。现在我让你在这里做官，而且你之前的奏折中也谈到浙江省天象之类的，如果你真想自称为帝，这是天意，我也无法挽回；如果你不肯自立为帝，统领几千兵在这里，你也不会容忍三江口有人称帝……我的心实在寒透了，上天在上，我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我，不知上天会如何惩罚你……”
年羹尧到了杭州后，立刻被严密监视，当时有人劝雍正不要对年羹尧惩治过严，担心激起年羹尧的叛变。雍正对此毫不理会，认为是浅陋之见，确实，清廷朝政经过雍正的铁手调整，已经没有人有资本可以和雍正抗衡了。
墙倒众人推。到了杭州后，官员们纷纷揭发年羹尧，年羹尧俨然变成了肉靶子。雍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皇帝，他把那些揭发年羹尧的奏折全部发给年羹尧，要他回奏。六月，年羹尧的儿子们全部被革职发配，老部下也纷纷被株连。
七月，九卿奏请将年羹尧就地正法，雍正没有这么做，而是革去他的将军之职，以闲散章京的身份安置在杭州。此时，年羹尧如同一头待宰的羔羊。
雍正在处死年羹尧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谨慎的一面：考虑到年羹尧是本朝功臣，诛杀他必须动用强大的舆论力量，给世人一种感觉，不是我雍正想他死，而是大家希望他死。
雍正召集各地方大员，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应该如何处置年羹尧。大家都是聪明人，急着表功。广西巡抚李绂就说：“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无礼，擅权已久，大逆不道，法理难容……”田文镜也说应该处死。
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又用了三个月罗列年羹尧九十二大罪。为了表示宽大，雍正勒令年羹尧自裁，父亲和兄弟革职，儿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子女发配到广西、云南等地。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在令年羹尧自裁的谕旨中居然说：“你自尽后，如果稍有怨恨之意，那么佛教中所谓永堕地狱万劫不复也不能消减你的罪孽。”
年羹尧被杀的首要原因还是他功高震主不知收敛，作威作福，触犯了雍正的大忌。第二个原因是年羹尧亲信和党羽太多，他们占据一些要职，对皇权构成了威胁。第三个原因是年羹尧聚敛财富，最后抄家从他家里抄出一百一十万两银子。就年羹尧的职位来说，这些银子真不算多。但雍正治贪是出了名的，他对贪官非常反感。
有意思的是，年羹尧案件还牵连到读书人。一个叫汪景祺的，浙江钱塘人，颇有文才，可惜仕途不顺，便寻思着投靠了年羹尧。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志得意满，汪景祺适时提醒他要低调内敛，为此他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给年羹尧，对他说功臣不好做，问题就出在皇帝身上，功臣为皇帝平乱，往往会遭到猜忌，因为皇帝认为能够平乱的人一定也能作乱；功臣封赏后，常常受到小人的嫉妒和中伤，要是仗着自己的功绩在君王面前提建议，往往被君主视为骄横。所以，功臣到最后总是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这篇文章时，年羹尧正逢人生最得意的时候，所以根本没理会汪景祺。后来抄年羹尧家时发现了这篇文章，反倒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此外，还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雍正看后，气得七窍生烟。汪景祺最后被砍头，妻子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五族内任公职的亲戚全部被革职。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跟年羹尧本来没什么关系，后来看到年羹尧发达了，就想攀附，为年羹尧写了几首谄媚的诗，将年羹尧比作周朝的召伯、汉代的卫青和霍去病。钱名世甚至鼓吹应该在青海为年羹尧立碑。雍正觉得钱名世简直是一个无耻文人，文人中的败类，但仅凭这些拍马屁奉承的诗，杀了他又不太合理。雍正想出了一个更毒的办法，亲笔写下“名教罪人”，让钱名世挂在自家大门上方，而且命令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每人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还让钱名世出钱刊印这本诗集，发往各地。雍正这招确实厉害。
威武一世的年大将军就这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论才干，年羹尧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惜没能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年羹尧也不是非死不可，如果他能知道进退，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淡泊权力，或许就不是那样的结局。
跟年羹尧犯了相同错误的还有隆科多，雍正的左膀右臂都没能逃脱卸磨杀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