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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说过：“如果有幸能够在位六十年，就禅位给儿子，不敢超过皇祖的在位时间。”
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啊，大家都听到了，所以不能不算数。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纪念日），乾隆在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正式宣布在次年元旦举行禅位大典。听到这个消息，永琰既惊喜又惶恐，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天，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值得注意。在乾隆公布这个消息之前，时任首席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要职的和珅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永琰。和珅还给永琰行了一个大礼，那意思是将来皇帝就是你了，你能当上皇帝有我和珅一份功劳啊，到时别忘了我啊！和珅自以为投机高明，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嘉庆平生最厌恶那些玩弄权术之人。再说了，你要投资也要长线投资啊，不能临时抱佛脚。
永琰的身份突然发生变化，欣喜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一份沉重。作为一个皇子，永琰虽然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但从他后来执政的表现来看，他还是一个有智慧、有头脑的皇帝，能够见微知著。此时，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清帝国的沉重，在乾隆后期，盛世正在不断衰退，嘉庆已经明显感到身上的压力。
乾隆主动禅位——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唐朝李渊虽说也做了太上皇，但毕竟是被迫的。永琰幸运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个在歌舞升平中当上皇帝的，以前新君的登基大典都是在国丧期间举行的。悲喜两重天，让那些大臣也非常难堪，既得为老皇帝悲痛，又得为新皇帝高兴，迫使他们一个个变成演技高超的实力派。
这回，大臣们不用这么痛苦了，普天同乐，只管高兴就行了。
嘉庆元年（1796年），紫禁城同时举行了禅位大典和登基大典，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这一天有三喜，既是春节，又是禅位大典和登基大典。典礼办得隆重豪华，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站在太和殿外恭敬等候，各外国使臣也位列其中。
太和殿外隐隐传来奏乐的声音，乾隆一行人身着朝服缓缓步入太和殿。随后，乾隆坐在金龙宝座上，太子永琰则西向侍立。
音乐声停止后，殿外传来清脆的鞭炮声，随后殿内奏响庆典音乐。永琰带着文武百官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两位大学士宣读表文，读完之后，大学士将“皇帝之宝”跪递给乾隆，乾隆接过宝玺之后，亲手将这象征着帝王权力的宝玺交给永琰。永琰接过之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宝玺交给身边的大学士。
禅让大典结束后，就是隆重的登基大典。典礼完成之后，接下来便是一些加恩赏赐、赦免、赈济孤寡等措施了。
随后几天就是吃吃喝喝的事情了，皇宫里吃吃喝喝跟其他地方吃吃喝喝没啥区别，只是礼仪烦琐一点，美酒佳肴丰盛一些。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举办了盛大的千叟宴。千叟宴在康熙朝时就举办过两次，分别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和六十一年（1722年）。不过，乾隆举办的千叟宴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康熙。乾隆也举办过两次，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还有就是这次了。
这次参加宴会的有三千零五十六人，列名邀赏的有五千人，合计八千多人。参加宴会的老人至少要六十岁，因为这是一个以老人为主题的宴会。参加宴会的，年纪最大的是百岁老人郭钟岳，在子孙的搀扶下赴宴。其间，乾隆亲自赐酒给一品大臣及年满九十岁的长者。
乾隆禅位只是形式，一个做了六十年皇帝的人，对权力太眷恋了，一时让他交出权力，他没法适应。
他很早就表示：“归政后，如果遇到军国大事和用人方面的要事，还是不能不过问的。新皇帝有很多地方不懂，还需要教诲，每天都要来朕这里听政。”
退位后，和珅建议乾隆仍然自称“太上皇帝”，而嘉庆则称为“嗣皇帝”，乾隆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乾隆还是皇帝，嘉庆不过是一个见习皇帝。
乾隆还要求年号共存，他在退位诏书中写道，退位以后，宫廷中仍用乾隆年号，地方各省用嘉庆年号。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毕沅征剿白莲教变乱时，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末尾写下了“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注盼捷音”的话，这本来是祝福歌颂的套话，但是敏感的乾隆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毕沅将歌颂嘉庆的话放到自己的前面，分明是没分清主次。此时，乾隆刚交出皇位二十天，立即大动干戈，下旨斥责毕沅，说军国大事自己仍旧亲理，嗣皇帝不过聆听教诲，学习经验。毕沅不遵旨办事，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乾隆仍然控制着朝政，嘉庆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每天对乾隆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外国使者看到这一幕，不明白嘉庆为什么整天不做事，只顾宴饮游乐，侍奉太上皇的时候，太上皇喜悦他也喜悦，太上皇笑他也笑，形同牵线木偶。
嘉庆皇帝忍耐功夫很强，也是个孝子，他不仅在乾隆面前低声下气，在和珅面前也大气不敢出。嘉庆表面上对谁都彬彬有礼，实际上内心有太多不快，他把这些全都藏在心里，颇有勾践卧薪尝胆的风范，只不过嘉庆没勾践那么狠。
忍了三年多，终于等到了乾隆归西的那天。弥留之际，乾隆仍然抱怨说：“可惜军务没有处理完，留下了大遗憾。”临死前，乾隆紧紧攥着嘉庆的手，眼睛望着正在打仗的西南方。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