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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按风、雅、颂三部分编排的，《风》分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小雅》和《大雅》两种。《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种，分别为三十一篇、四篇和五篇。共四十篇。《诗经》总共有三百零五篇。
解释风、雅、颂，首先要从《诗经》的“六诗”和“六义”说起。
“六诗”之说始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又把六诗称为“六义”。一般的理解是：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作法。例如，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所谓“体”“形”就是指整体的类别区分，所谓“辞”“用”是指具体的语言使用。后人论“六义”的，大多采用孔颖达的说法。朱熹就是用“三经”“三纬”来比喻《诗》的分类和作法的。
在《诗经》研究史上，对“六义”的解释，意见分歧很大。赋、比、兴暂且不说，单就风、雅、颂的分类而言，就有好几家不同的看法。譬如自宋以来，就有人把二《南》从《风》中独立出来，以为《诗》分为南、风、雅、颂四类。宋人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崔述《读风偶识》，近人梁启超《释四诗名义》，以及罗根泽、陆侃如等人都主此说。他们的主要根据有：
《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僭，是乱的意思。把“南”和“雅”对举，说明“南”与“雅”一样可单独为体。
《左传》记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意思是，看见舞《象》而配以箭。“南”是一种曲名。
《论语·阳货》记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人如果不好好学习《周南》《召南》，那么就会如同有堵墙立在你面前，使你无法前行。）单独把二南从《风》诗中独立出来加以评说。
《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
他们以为，这些论据显示的特点是：“南”或者与“雅”对举，或者特别标出，表明了“南”的音乐特色有独异于“风”的地方，当与“风”分开。
不过，这种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清代的陈启源、魏源、胡承珙、方玉润以及现代不少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驳难，其理由约有：
《周礼》大师（太师）教国子以“六诗”，没有南、风、雅、颂的说法。
（2）《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风》有《采蘩》《采
》，《雅》有《行苇》《泂酌》。”《采蘩》《采
》都是《召南》中的篇章，可见《左传》的作者认为二南同属于“风”，而没有把“南”从“风”中分离出来单独看待。
《礼记·乐记》的叙述，也是分风、雅、颂三类。
《荀子·儒效》篇论《诗》也是分风、雅、颂三类。
在甲骨文中，南是一种乐器，形似后代的铃。 （见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南篇》） 《周礼·春官·笙师》云：“笙师教龡竽、笙、埙……应、雅。”郑玄注引郑众云：“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可见雅也是乐器名。如此，则《鼓钟》诗和《礼记》中的南、雅，可以解释为乐器，不一定指二南、二雅。
总的说来，把“南”作为《诗经》中一类的观点是缺少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的。仅仅以“南”与“雅”“颂”对举，就证明“南”当从“风”中分开，还不如直接找些“南”与“风”对举的例证才显得更有分量，但古书中绝无此例。《国语》《左传》中也有单举“郑诗”“曹诗”的，当然不能因为它单举就把它单独作为一类。况且，风、雅、颂的分法是春秋战国人的一致认识，他们与《诗经》的年代颇为接近，对于《诗》教，当比宋朝人更为熟悉；特别是《诗经》风、雅、颂分类的大问题，想来先人是不至于糊涂立说的。
风、雅、颂的解释虽然较多，概而言之，可分三端：一是就诗篇内容不同而进行的划分。《诗大序》说可为代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也就是说，风是个人对家国之事的感慨，雅是对王政兴衰的反映，颂是歌颂君王盛德以告神祇的。二是根据诗篇作者不同而进行的划分。郑樵《六经奥论》说可为代表：“《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郑樵只说《风》是闾巷歌谣，是平民百姓所作，《雅》是典正之辞，是朝廷士大夫所作，《颂》的作者未有明说，看来是朝廷列官所作。三是根据音调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清惠周惕《诗说》：“《风》《雅》《颂》以音别也。”他还以《乐记》师乙论《诗》、《左传》季札观乐为例，作了论证。以上所述三说，如果逐篇考校，都有一些难通之处。这是因为《诗经》的具体篇章所显示的种种特性是复杂多样的，很难用几个概念术语简单又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现在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风、雅、颂的内涵。
风，除了上面三种说法以外，《诗大序》还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也就是教化。近人章太炎还以为风是吟咏和背诵的意思。不过，现在一般人都同意“风”是曲调的观点。其论据有：
《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其风肆好，就是它的曲调很好听。
《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见楚囚钟仪，让他操琴弹唱，范文子说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这是说，他依旧弹唱的是南方楚国的土调，表明他还心系祖国。
《左传》襄公十八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北风就是北方的曲调，南风就是南方的曲调。
《山海经·大荒西经》：“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制乐风曲也。”《海内经》：“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郭璞注：“作乐之曲制。”
古人讲乐，常常“八风”连称。《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曰……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昭公二十五年，子产曰：“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说：“五声和，八风平。”《礼记·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可见，八风就是八种曲调。
曲调又为什么称作“风”呢？
现代学者高亨先生说：这是由于风声本是自然的音乐。《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曾说五声、六律、七音、八风等有“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的分别，风声有这样的不同变化也是包括其中的。庄子所说的“天籁”“地籁”，本质上就是一种音乐，如何去感觉这种音乐呢？就是通过可感的风声去体会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
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
（《齐物论》）
的确，风声就是自然的音乐，那么人们所创作的音乐曲调也称作风，就不奇怪了。但乐歌都有曲调，为什么《雅》《颂》不称“风”，独《国风》称“风”呢？高亨说，雅诗也可称风，如《崧高》诗本是《大雅》中的诗篇，但本诗说“其风肆好”，此为称风之一例。《国风》称“风”，是因为它们自成一类，与《雅》《颂》对立，为便于称呼才总称为《国风》，简称《风》，久而久之，风字就由曲调的通名转为风诗的专名，这如同“书”本是书籍的通称而转为《尚书》的专名。“诗”本是诗歌的通名而转为《诗经》的专名，其例正同。
（《诗经引论》一）
高亨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以为歌谣、教化等其他说法都没有探得“风”名的原始含义。
在我们看来，《诗经》中“风”的原始含义应当是土风、风谣，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地方民歌、民间歌谣。郑樵说：“风土之言曰风。” （《六经奥论》） 朱熹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 （《诗集传》） 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汉书·五行志》引《左传》：“天子省风以作乐”，应劭注：“风，土地风俗也。”风作一般的引申就是歌声、曲调了。上面许多例句中的“风”，既可解释为曲调，也可解释为民歌，后者更为妥当和准确。例如楚囚钟仪弹奏“土风”，以致让人感到他“不忘旧也”。要表达出这种效果，最合适的当是带有浓厚地方特点的民歌民谣。如果作一般曲调解释，就显得含糊了。再如“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此例中的“风”也当指民歌民谣，因为民歌民谣显示了民心的向背，所以才从中能看出“楚必无功”。单以曲调来辨别民心向背，是较为困难的。
民歌的特点，就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汉代人又把《诗经》用于政治批评，这样，“风”又有了风谏、风教这样新的含义。《毛诗正义》解释《诗大序》的“风教”说：“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
可见，对于“风”的解释，其曲调、讽谏的含义都是从民歌民谣这一本义引申开来的。
关于雅，有种观点认为雅的本字当作夏。清代王引之在论荀子时说：“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非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 （王念孙《读书杂志》引） 近人梁启超把此说运用到《诗经》大小雅的解释上：“依我看，《大小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释四诗名义》）
高亨作了进一步论证，其根据是：（一）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歌，所以《国语·晋语》和《楚辞》中引用《小雅·皇皇者华》《大雅·节南山》《大雅·灵台》等，都称其为“周诗”。所谓“周诗”并不是出于东周王畿的王风，而是出于西周王畿的二雅。（二）西周的国域曾是夏人居住的地方，原来就有夏的名称，如《尚书》康诰、君奭、立政等篇，就有西周人自称为夏的例子。（三）《诗经》都是按照地域名作标题，二雅当也代表地域。（四）《墨子·天志下》篇引《大夏》诗“帝谓文王”等六句，其实是《大雅·文王》诗，那么，先秦时代的《诗经》，二雅有的本子作《大夏》《小夏》也毫无疑问。《左传》记季札观乐，乐工为之歌《秦》，他说：“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周王朝东迁后，西周王畿为秦占有，《秦风》就是东周时代西周王畿地带的诗歌，季札称它为“夏声”，可见二雅原是夏声。
孔子在《论语》中还说过“雅言” （《述而》） 和“雅乐” （《阳货》） 的话，标准的非地方性的交际语言叫雅言，典雅的非通俗的乐曲叫雅乐。《诗经》中的“雅”当与“雅言”“雅乐”之“雅”义相同，它不是指地方性的民间曲调，而是指标准正统的宫廷乐歌，是与四方蛮夷的俗乐有显著区别的中原正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能看出它的作者是朝廷士大夫。大小雅的区别，《诗大序》说是缘于所反映王政的大小。从二雅内容分析，其中大多是政治诗和史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政。《大雅》全是政治诗和史诗（史诗同样也是以写先王业绩来表明当朝的政治态度），《小雅》基本上也是写王事的政治诗，也有少数几篇喜怨之作（它与《风》诗的格调不同，当也是王政的缩影）。这种编排，是否体现了王政的大小呢？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也许，有关“王政大小”的区别，先秦时人自有其当时的评判标准，只是我们现代的政治眼光与古人相比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差距，所以不易理解罢了。
大小雅的区别，有几种说法，这里略作简述。汉郑玄说：“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 （《诗谱·大小雅谱》） 南宋朱熹也发挥此说：“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 （《诗集传》） 这是按照用途不同进行的区分。实际情况，并非郑、朱所说的那样。例如《左传》文公四年记卫国宁武子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他还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所以才有了《彤弓》诗。这两首诗都是天子所用，但都在《小雅》中。第二种观点是按其音调来区分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二雅“诗体既异，乐音亦殊”。他是说，乐音不同是由体裁不同决定的。南宋程大昌《诗论》说：“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孔、程只是作出他们的推测，大小雅的音调是否真有类似大吕小吕那样的明显区别，从现存诗篇考察是难以作出定论的。第三种观点是根据内容而分。宋苏辙《诗集传》说：《小雅》有美恶，《大雅》有美无恶；《大雅》是写文王之德，《小雅》是写周德之衰。据苏辙的观点去读《大雅》，其中并非都是“有美无恶”的，《板》《荡》等讽刺诗就是明显的例证。今人还有以新旧区别立说的，认为新的雅乐出现后，便称旧有的雅乐为《大雅》，新出现的雅乐为《小雅》。以上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服人。因而我们不妨存疑。
颂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以《诗大序》为代表，以为《颂》是宫廷宗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神明的祭歌和赞歌。第二种以清代阮元为代表，他说：“‘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也。……岂知《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 （《揅经室集·释颂》） 第三种以王国维为代表，他说：“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声表之亦可也。……《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 （《观堂集林·说周颂》） 他并举出四个证据：（一）《颂》声缓，所以多无韵；（二）《颂》声缓，所以不分章，不叠句；（三）《颂》声缓，所以篇幅短；（四）《颂》声缓，所以《仪礼》记奏《周颂》礼节繁。
三说之中，以《诗大序》的见解最接近《诗经》本义。阮元以舞容释“颂”，只是一面之词。在先秦时代，《诗三百》既被之管弦，也应以舞蹈，所谓诗、乐、舞三者不分，合为一体。墨子就讲过“舞《诗三百》”的话。何以唯独三《颂》才有舞容呢？王国维的说法也很难成立，难道声缓就能“美盛德之形容”吗？声缓的特点在《周颂》较为突出，但声缓并不是三《颂》共有的特点。篇幅短，指《周颂》尚可，《鲁颂》《商颂》中却有较长的篇章，如《鲁颂·泮水》《鲁颂·
宫》和《商颂》中的《长发》，都可比《风》《雅》中那些很长的篇章。《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说《颂》诗须具备两方面的内容，有“美盛德”的赞歌，也有“告于神明”的祭歌。这大体是符合三《颂》诗篇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