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按风、雅、颂三部分编排的,《风》分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小雅》和《大雅》两种。《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种,分别为三十一篇、四篇和五篇。共四十篇。《诗经》总共有三百零五篇。
解释风、雅、颂,首先要从《诗经》的“六诗”和“六义”说起。
“六诗”之说始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又把六诗称为“六义”。一般的理解是: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作法。例如,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所谓“体”“形”就是指整体的类别区分,所谓“辞”“用”是指具体的语言使用。后人论“六义”的,大多采用孔颖达的说法。朱熹就是用“三经”“三纬”来比喻《诗》的分类和作法的。
在《诗经》研究史上,对“六义”的解释,意见分歧很大。赋、比、兴暂且不说,单就风、雅、颂的分类而言,就有好几家不同的看法。譬如自宋以来,就有人把二《南》从《风》中独立出来,以为《诗》分为南、风、雅、颂四类。宋人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崔述《读风偶识》,近人梁启超《释四诗名义》,以及罗根泽、陆侃如等人都主此说。他们的主要根据有:
《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僭,是乱的意思。把“南”和“雅”对举,说明“南”与“雅”一样可单独为体。
《左传》记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意思是,看见舞《象》而配以箭。“南”是一种曲名。
《论语·阳货》记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人如果不好好学习《周南》《召南》,那么就会如同有堵墙立在你面前,使你无法前行。)单独把二南从《风》诗中独立出来加以评说。
《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
他们以为,这些论据显示的特点是:“南”或者与“雅”对举,或者特别标出,表明了“南”的音乐特色有独异于“风”的地方,当与“风”分开。
不过,这种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清代的陈启源、魏源、胡承珙、方玉润以及现代不少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驳难,其理由约有:
《周礼》大师(太师)教国子以“六诗”,没有南、风、雅、颂的说法。
(2)《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风》有《采蘩》《采 》,《雅》有《行苇》《泂酌》。”《采蘩》《采 》都是《召南》中的篇章,可见《左传》的作者认为二南同属于“风”,而没有把“南”从“风”中分离出来单独看待。
《礼记·乐记》的叙述,也是分风、雅、颂三类。
《荀子·儒效》篇论《诗》也是分风、雅、颂三类。
在甲骨文中,南是一种乐器,形似后代的铃。 (见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南篇》) 《周礼·春官·笙师》云:“笙师教龡竽、笙、埙……应、雅。”郑玄注引郑众云:“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可见雅也是乐器名。如此,则《鼓钟》诗和《礼记》中的南、雅,可以解释为乐器,不一定指二南、二雅。
总的说来,把“南”作为《诗经》中一类的观点是缺少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的。仅仅以“南”与“雅”“颂”对举,就证明“南”当从“风”中分开,还不如直接找些“南”与“风”对举的例证才显得更有分量,但古书中绝无此例。《国语》《左传》中也有单举“郑诗”“曹诗”的,当然不能因为它单举就把它单独作为一类。况且,风、雅、颂的分法是春秋战国人的一致认识,他们与《诗经》的年代颇为接近,对于《诗》教,当比宋朝人更为熟悉;特别是《诗经》风、雅、颂分类的大问题,想来先人是不至于糊涂立说的。
风、雅、颂的解释虽然较多,概而言之,可分三端:一是就诗篇内容不同而进行的划分。《诗大序》说可为代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也就是说,风是个人对家国之事的感慨,雅是对王政兴衰的反映,颂是歌颂君王盛德以告神祇的。二是根据诗篇作者不同而进行的划分。郑樵《六经奥论》说可为代表:“《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郑樵只说《风》是闾巷歌谣,是平民百姓所作,《雅》是典正之辞,是朝廷士大夫所作,《颂》的作者未有明说,看来是朝廷列官所作。三是根据音调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清惠周惕《诗说》:“《风》《雅》《颂》以音别也。”他还以《乐记》师乙论《诗》、《左传》季札观乐为例,作了论证。以上所述三说,如果逐篇考校,都有一些难通之处。这是因为《诗经》的具体篇章所显示的种种特性是复杂多样的,很难用几个概念术语简单又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现在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风、雅、颂的内涵。
风,除了上面三种说法以外,《诗大序》还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也就是教化。近人章太炎还以为风是吟咏和背诵的意思。不过,现在一般人都同意“风”是曲调的观点。其论据有:
《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其风肆好,就是它的曲调很好听。
《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见楚囚钟仪,让他操琴弹唱,范文子说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这是说,他依旧弹唱的是南方楚国的土调,表明他还心系祖国。
《左传》襄公十八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北风就是北方的曲调,南风就是南方的曲调。
《山海经·大荒西经》:“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制乐风曲也。”《海内经》:“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郭璞注:“作乐之曲制。”
古人讲乐,常常“八风”连称。《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曰……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昭公二十五年,子产曰:“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说:“五声和,八风平。”《礼记·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可见,八风就是八种曲调。
曲调又为什么称作“风”呢?
现代学者高亨先生说:这是由于风声本是自然的音乐。《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曾说五声、六律、七音、八风等有“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的分别,风声有这样的不同变化也是包括其中的。庄子所说的“天籁”“地籁”,本质上就是一种音乐,如何去感觉这种音乐呢?就是通过可感的风声去体会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 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 (《齐物论》) 的确,风声就是自然的音乐,那么人们所创作的音乐曲调也称作风,就不奇怪了。但乐歌都有曲调,为什么《雅》《颂》不称“风”,独《国风》称“风”呢?高亨说,雅诗也可称风,如《崧高》诗本是《大雅》中的诗篇,但本诗说“其风肆好”,此为称风之一例。《国风》称“风”,是因为它们自成一类,与《雅》《颂》对立,为便于称呼才总称为《国风》,简称《风》,久而久之,风字就由曲调的通名转为风诗的专名,这如同“书”本是书籍的通称而转为《尚书》的专名。“诗”本是诗歌的通名而转为《诗经》的专名,其例正同。 (《诗经引论》一)
高亨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以为歌谣、教化等其他说法都没有探得“风”名的原始含义。
在我们看来,《诗经》中“风”的原始含义应当是土风、风谣,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地方民歌、民间歌谣。郑樵说:“风土之言曰风。” (《六经奥论》) 朱熹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 (《诗集传》) 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汉书·五行志》引《左传》:“天子省风以作乐”,应劭注:“风,土地风俗也。”风作一般的引申就是歌声、曲调了。上面许多例句中的“风”,既可解释为曲调,也可解释为民歌,后者更为妥当和准确。例如楚囚钟仪弹奏“土风”,以致让人感到他“不忘旧也”。要表达出这种效果,最合适的当是带有浓厚地方特点的民歌民谣。如果作一般曲调解释,就显得含糊了。再如“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此例中的“风”也当指民歌民谣,因为民歌民谣显示了民心的向背,所以才从中能看出“楚必无功”。单以曲调来辨别民心向背,是较为困难的。
民歌的特点,就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汉代人又把《诗经》用于政治批评,这样,“风”又有了风谏、风教这样新的含义。《毛诗正义》解释《诗大序》的“风教”说:“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
可见,对于“风”的解释,其曲调、讽谏的含义都是从民歌民谣这一本义引申开来的。
关于雅,有种观点认为雅的本字当作夏。清代王引之在论荀子时说:“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非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 (王念孙《读书杂志》引) 近人梁启超把此说运用到《诗经》大小雅的解释上:“依我看,《大小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释四诗名义》)
高亨作了进一步论证,其根据是:(一)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歌,所以《国语·晋语》和《楚辞》中引用《小雅·皇皇者华》《大雅·节南山》《大雅·灵台》等,都称其为“周诗”。所谓“周诗”并不是出于东周王畿的王风,而是出于西周王畿的二雅。(二)西周的国域曾是夏人居住的地方,原来就有夏的名称,如《尚书》康诰、君奭、立政等篇,就有西周人自称为夏的例子。(三)《诗经》都是按照地域名作标题,二雅当也代表地域。(四)《墨子·天志下》篇引《大夏》诗“帝谓文王”等六句,其实是《大雅·文王》诗,那么,先秦时代的《诗经》,二雅有的本子作《大夏》《小夏》也毫无疑问。《左传》记季札观乐,乐工为之歌《秦》,他说:“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周王朝东迁后,西周王畿为秦占有,《秦风》就是东周时代西周王畿地带的诗歌,季札称它为“夏声”,可见二雅原是夏声。
孔子在《论语》中还说过“雅言” (《述而》) 和“雅乐” (《阳货》) 的话,标准的非地方性的交际语言叫雅言,典雅的非通俗的乐曲叫雅乐。《诗经》中的“雅”当与“雅言”“雅乐”之“雅”义相同,它不是指地方性的民间曲调,而是指标准正统的宫廷乐歌,是与四方蛮夷的俗乐有显著区别的中原正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能看出它的作者是朝廷士大夫。大小雅的区别,《诗大序》说是缘于所反映王政的大小。从二雅内容分析,其中大多是政治诗和史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政。《大雅》全是政治诗和史诗(史诗同样也是以写先王业绩来表明当朝的政治态度),《小雅》基本上也是写王事的政治诗,也有少数几篇喜怨之作(它与《风》诗的格调不同,当也是王政的缩影)。这种编排,是否体现了王政的大小呢?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也许,有关“王政大小”的区别,先秦时人自有其当时的评判标准,只是我们现代的政治眼光与古人相比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差距,所以不易理解罢了。
大小雅的区别,有几种说法,这里略作简述。汉郑玄说:“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 (《诗谱·大小雅谱》) 南宋朱熹也发挥此说:“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 (《诗集传》) 这是按照用途不同进行的区分。实际情况,并非郑、朱所说的那样。例如《左传》文公四年记卫国宁武子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他还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所以才有了《彤弓》诗。这两首诗都是天子所用,但都在《小雅》中。第二种观点是按其音调来区分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二雅“诗体既异,乐音亦殊”。他是说,乐音不同是由体裁不同决定的。南宋程大昌《诗论》说:“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孔、程只是作出他们的推测,大小雅的音调是否真有类似大吕小吕那样的明显区别,从现存诗篇考察是难以作出定论的。第三种观点是根据内容而分。宋苏辙《诗集传》说:《小雅》有美恶,《大雅》有美无恶;《大雅》是写文王之德,《小雅》是写周德之衰。据苏辙的观点去读《大雅》,其中并非都是“有美无恶”的,《板》《荡》等讽刺诗就是明显的例证。今人还有以新旧区别立说的,认为新的雅乐出现后,便称旧有的雅乐为《大雅》,新出现的雅乐为《小雅》。以上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服人。因而我们不妨存疑。
颂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以《诗大序》为代表,以为《颂》是宫廷宗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神明的祭歌和赞歌。第二种以清代阮元为代表,他说:“‘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也。……岂知《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 (《揅经室集·释颂》) 第三种以王国维为代表,他说:“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声表之亦可也。……《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 (《观堂集林·说周颂》) 他并举出四个证据:(一)《颂》声缓,所以多无韵;(二)《颂》声缓,所以不分章,不叠句;(三)《颂》声缓,所以篇幅短;(四)《颂》声缓,所以《仪礼》记奏《周颂》礼节繁。
三说之中,以《诗大序》的见解最接近《诗经》本义。阮元以舞容释“颂”,只是一面之词。在先秦时代,《诗三百》既被之管弦,也应以舞蹈,所谓诗、乐、舞三者不分,合为一体。墨子就讲过“舞《诗三百》”的话。何以唯独三《颂》才有舞容呢?王国维的说法也很难成立,难道声缓就能“美盛德之形容”吗?声缓的特点在《周颂》较为突出,但声缓并不是三《颂》共有的特点。篇幅短,指《周颂》尚可,《鲁颂》《商颂》中却有较长的篇章,如《鲁颂·泮水》《鲁颂· 宫》和《商颂》中的《长发》,都可比《风》《雅》中那些很长的篇章。《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说《颂》诗须具备两方面的内容,有“美盛德”的赞歌,也有“告于神明”的祭歌。这大体是符合三《颂》诗篇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