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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诗产生年代不一。其最晚的作品可以考证的是《陈风·株林》，讽刺陈灵公与夏姬私通的丑事（事见《左传》）。据记载，陈灵公被杀在鲁宣公十年，即公元前599年，正是春秋中叶。也许《诗经》中还有较《株林》更晚的诗作，但由于缺少文献记载而不能确认。
《诗经》中最早的诗，历来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西周初期反映周公东征的《周颂》，大约写于公元前11世纪；一种认为是《商颂》，作于殷商时期，大约为公元前14世纪。后一种意见认定的最早诗篇比前一种早三百年。两种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商颂》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前一种意见认为《商颂》是东周春秋前期宋襄公时的作品，是宋大夫正考父作的，其主要依据是《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太史公的说法：
（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司马迁之后一直到清代的魏源、王国维及近人俞平伯先生都认为《商颂》作于春秋时期，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则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符合《商颂》的实际，即《商颂》是传于殷商时期的作品，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关《商颂》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国语·鲁语》：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这段话是鲁国大夫闵马父于鲁哀公八年说的，“校”即“校对”“核校”“考校”之意，并非《史记》所说的“作”。再者，“商之名颂”意为经过长时间流传从而为人所习知的商代著名颂歌，是“先圣王之传恭”，即先代圣王制作的垂训诗。闵马父的意思十分明确：正考父把流传下来的商代诗作送到周王朝太师（乐宫）那里核查校对了一番，并不是创作。
第二，正考父和宋襄公并不是同时代的人，正考父要比宋襄公早一百一十年以上，前者根本不可能作颂赞美后者。
第三，从诗篇的思想感情风格方面考查，《商颂》中所反映的殷商社会统治思想，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与《周颂》《鲁颂》所表现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不同的。
持《商颂》作于商代观点的近代代表学者为杨公骥先生，他的学生们又作了进一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其师的观点。
《商颂》作于商代，那么《诗经》则包括了从商代中后期到春秋中叶七百多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