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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经》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影响我们对《诗经》的阅读和评判，这个问题就是“郑声淫”所引起的争论。
“郑声淫”最先是由孔子提出的，《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要放逐禁绝“郑声”的理由就是“郑声淫”，那么孔子所谓“郑声淫”是什么意思呢？这在后代引起了不少争论。
先引几种观点如下。一种观点认为“郑声”即《诗经》中的郑诗。班固《白虎通义》卷二《礼乐》云：“乐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孔子曰‘郑声淫’者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许慎《五经异议》：“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郑樵、朱熹等对《郑风》多解释为淫奔之诗，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声”是专指音乐而言，“淫”是指音乐放纵，没有节制。《左传·昭公元年》有“烦手淫声”，孔颖达解释说：“所谓郑卫之声谓此也。”清代人主张此说的更多。陈乔枞说：“服虔注《左传》：‘烦手淫声为《郑》，重其手而声淫过。’是知郑声之淫，非但谓其淫于色而害于德也，亦谓声之过中耳。” （《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 马瑞辰说：“郑夹漈（樵）于诗序‘刺庄’‘刺忽’‘刺时’‘闵乱’之诗，尽改为淫奔之诗，盖误以郑声之淫惟在于色，不知郑之淫固在声而不在诗也。” （《毛诗传笺通释》卷八）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说：“夫子言‘郑声淫’耳，曷尝言‘郑诗淫’乎？声者，音乐也，非诗词也……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第三种观点是，王夫之《四书稗疏》说“郑声”之“郑”是郑重、重复之意，“郑，郑也，其非以郑国言之明矣”。第四种观点是今人的看法，以为郑声是当时一种流行乐调歌曲，情思比较放浪，节奏比较浮靡，不符合“乐而不淫”的审美标准，使听者为之沉湎。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世俗之乐，如同《孟子》记梁惠王所说“直好世俗之乐耳”。汉赵岐注“世俗之乐”：“谓郑声也。”今人观点的最早依据就在这里。
把“郑声淫”等同于“郑诗淫”是不妥当的。首先，它不符合《郑风》的实际内容，《郑风》诗章是不能用“淫奔之辞”进行概括和评价的。例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一首常为后人吟诵并作为典故使用的诗，格调之明快，情思之纯朴，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它不符合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第二种观点以为“郑声”单指音乐节奏，把诗词与音乐割裂开来，这也不符合孔子诗乐并重的论《诗》习惯。再说，单是音乐节奏的放纵，并不必然使人沉湎不起。第三种说法以为“郑”非指郑国，而是郑重、重复之意。古代郑卫之音常常并提，“郑声淫”之“郑”当指郑国，这是没有疑义的。最后一种观点，兼顾歌词和音乐两方面进行解释，比前面三说较为合情合理，所以一般人都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历史地考察“郑声淫”的文化背景，孔子“郑声淫”的批评当有其时代内容或特有所指。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种语言表达所显示的历史情形是：郑声与佞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指什么呢？
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汲汲于恢复“周礼”，反映了他对以诗乐为形式特征的等级制度的肯定。在周王朝，有天子之乐，有诸侯之乐，两者的礼节规格不同，绝不能混用。例如《左传·襄公四年》记穆叔到晋国，晋侯先用《肆夏》和《文王》两首诗乐来表示欢迎，穆叔不敢接受，原因是《肆夏》是天子之乐，是天子用来宴享高级诸侯的；《文王》是诸侯之乐，是诸侯相见时所用的诗乐，而穆叔的身份是大夫，所以不敢拜领晋侯的情意。这一礼乐滥用的事例，正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的缩影。一次，季氏在自己庭院中用八佾的规格奏乐跳舞，孔子听说后，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即八行，八八六十四人，这种规格只有天子才能用，诸侯只能用六佾，大夫只能用四佾，士人只能用二佾。季氏按理只能用四佾，而他居然僭用天子之乐，所以引起了孔子的愤怒。像季氏这样的人，就属于佞人之列。国有佞人，那就危险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文王夫人新寡，楚文王弟令尹子元就想诱惑她，在她的住处演奏《万舞》。《万舞》是武舞，子元却用它娱悦妇人，其“佞”态之可憎跃然纸上。这又是僭用礼乐之一例。
僭用是一个贬义词，换句话说，礼乐文化的下移是当时社会的必然趋势。学术文化也是如此，由“学在官府”，一变而为平民教育。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孔子想挽救和恢复周朝礼乐的等级尊严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他非常痛恨破坏这种秩序的佞人奸臣，“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郑声淫”是特指郑国佞人在运用《诗》乐时不遵守礼乐规定的放纵行为。支持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还有：孔子在《论语》中并不纯粹从音乐节奏上论《诗》，而往往着眼于道德礼节的评判。在汉人的记载中，多处将郑、卫之音并提，而《论语》中孔子论《诗》绝无此例。今人论“郑声淫”，大多是为牵合“郑卫之音”的所谓“事实”而稍作取舍，其立足点之不同，使得对“郑声淫”的诠释就有了不同的见解。司马迁在论“乐”时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还说：“淫佚生于无礼。” （《史记·乐书》） 这可谓是“郑声淫”的探本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