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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商末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先民是如何生活如何思想的，回答我们当时的社会结构怎样、人际关系怎样等问题。同时，《诗经》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化史上的知识，如货币、天文、职官、土地制度、饮食等等，这些记载是典章制度文献的宝贵补充，历史学家对它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文献。下面略作介绍。
《小雅·菁菁者莪》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朋”是什么？它是计算贝的单位。甲骨文中有“取贝二朋”的记载。那时海贝由南方运来，成为贵族珍贵的装饰品。用线把贝穿成一串就称为“朋”。到了《诗经》时代，贝就逐渐多起来了，贵族视为至宝，并把它作为货币来使用。由于贝是宝物，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所以在民间它还不是通货，民间贸易仍是以物易物，或以某些生产工具为货币，如后来作为货币的钱、镈（后写作布）、刀等都是由生产工具转化而成的。生产工具本身就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故而能转化成货币。但这种工具各家不可能储备很多，而且也不便零买零卖，粮食与布丝还是最常用的交易品。《小雅·小宛》：“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这里的粟就是占卜费。《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里的布不是货币，而是用麻织成的布。从已发现的文化遗址考察，到春秋晚期，晋国才有金属货币“空首布”。
再说天文。《诗经》在这方面的内容最为丰富。如《召南·小星》《鄘风·定之方中》《郑风·女曰鸡鸣》《小雅·大东》等都有相关记载。《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火，星名，又称大火，即心宿。在周代，各地存在着几种历法：夏历、殷历、周历等。传统的解释以为这句诗是指夏历七月，夏历五月的黄昏时候，火星在正南方，也就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过了六月就偏西向下了，这就叫流。王力以为清代戴震的说法最为准确。戴震依照岁差来解释，周时六月火星才到中天，到七月才向西流。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夏商周）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诗经》中许多有关天文星宿的诗句，作为谚语和成语一直流传到现在，“七月流火”就是其中的一例。
三代的职官，我们可以考之于《周礼》，但《诗经》的记载比《周礼》要早。《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卿士是官名，总管王朝政事，类似《周礼》中的冢宰和后代的宰相。司徒是主管地政和教育的官。宰也是官名，掌管王家内外事务。膳夫是主管国王后妃饮食的官。内史主管的是国王法令文件和封赏的策命等。趣马是主管豢养国王马匹的官职。师氏是掌守王门的武官。《诗经》中所记的官名以及管辖范围，我们可以与其他典籍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看看有哪些变化发展，从中可以找到沿革的线索。
土地制度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小雅·大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就是公田，又称甫田。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田亩多少收税，承认土地私有制，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大田》诗中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齐风·甫田》还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人耕种公田，莠草长得很茂盛。这里反映了农夫与主人之间的矛盾和井田制度的衰亡。农夫不种田，但“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豳风·七月》） 。即使捕得狐狸，也要交给主人做皮袄，而自己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当时没有棉花，布是用麻制的，褐更是粗麻织品。贵族穿丝帛，平民只能穿布衣，甚至连布衣也求不到。以后，布衣就成了平民的代称。
从《诗经》中还可以考察先民的饮食情况。例如诗中屡言“黍稷”：“黍稷彧彧” （《小雅·信南山》） ，“黍稷薿薿” （《小雅·甫田》） 。可见，黍稷是先民饮食生活中的主食。黍即今日北方的黍子，又叫黄米，状似小米，色黄而黏。稷即今天的小米，北方称为谷子。麦子的地位则没有黍稷那么突出，《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来，即麦。《豳风·七月》也提到“禾麻菽麦”。古人还以黍子造酒。《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古代的酒是米酒，不同于今天的白酒，所以一次喝上几斗，不是夸张。
此外如衣饰、住所、车马、地理以及鸟兽草木等名物，我们也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增加很多文化知识。先人由此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对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是巨大也是细微的。以上略举数例，可以看出《诗经》的内蕴是多么博大而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