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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诗经》中的作品，时间上悠久漫长，空间上纵横辽阔，作者的身份多种多样，那么这些作品是怎样收集起来的呢？我们今天只能依据《诗经》中作品的特点和典籍中的零星记载，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推测、判断。
大致说来，《诗经》的作品有三个来源。第一，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乐官们所保存的诗篇。如前文引《国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可见商之名颂是保存在周王朝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第二，朝廷公卿士大夫“献诗”。《国语·周语上》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晋语》也有“在列者献诗”的记载。献诗的对象是周天子，诗的内容可以是颂美，也可以是讽谏。献颂美诗，文献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这种“颂声”是歌颂周成王、周康王时政通人和的气象和周天子的功德的。如《大雅·文王有声》所记：“文王烝哉！”“王后烝哉！”“武王烝哉！”“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天烝哉！”《周颂·昊天有成命》所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周成王不敢安逸，日夜谋划出政教以安民。啊，好光明！尽了他的心。）其内容都是对朝廷的赞颂。讽谏诗是用来批评朝政的，如召公作《民劳》《荡》，卫武公作《抑》。据《尚书·金縢》篇记载，周公曾亲自作诗，以贻成王。讽刺诗内容有告诫，有批评，有讽刺。如《大雅·抑》说：“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哎呀小子！告诉你先王的旧礼。听信我的主意，希望没有大的后悔。）《大雅·板》说：“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政策上没有远见，所以我就进行大谏。）诗中还有“老夫灌灌”（老夫忠诚一心）的自我写照，可以看出此诗是一位年迈而又关注国事的士大夫的进谏诗。
献诗的记载都在西周，进入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献诗之制实际已不复存在，人们再提及此事，已成为昔日烟云。如范文子说：“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 （《国语·晋语六》） 可见春秋时人已把“献诗”之制作为先王的美政来怀念了。
第三，民间采诗。上古时代有采诗制度，由朝廷派出采诗官到各地去采集民歌民谣，带回朝廷交由乐官太师加以整理，然后演奏给天子。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诗的目的是从民歌民谣中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以考察民心。《礼记·王制》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就是这个意思。采诗之事先秦典籍已有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据前人的解释，“迹”当作“遒人”讲，也是采诗官之意。汉代另有一种解释，说采诗者并非朝廷命官，而是民间无子女的老人，官府给他们衣食，让他们从民间搜集诗歌，自下而上，最后传达到天子那里，让天子了解民情。《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我们认为，采诗的记载是可信的。在当时地域广阔而又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依赖于这种有目的的采集，才使这些民间无名氏的作品得以保存至今，而不至于遭到其他民间文学自生自灭的命运。
当初由各种途径（宗庙保存、献诗、采诗）汇集到太师手中的诗肯定比今本《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要多得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先秦典籍中所见今本《诗经》的逸诗得到证明。另外，《国语·鲁语》所记周太师曾存有“商之名颂”十二篇，而今本《诗经》的《商颂》却只有五篇。这些都说明，在诗歌汇集起来之后，曾经进行过一番删选编定的工作。
在《诗经》研究史上，有“孔子删诗”的说法。这一说法，始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历代有人相信，有人反对。司马迁说：古代诗有三千余篇，到了孔子，重复的删去，合乎礼义的留下，所以只剩下三百零五篇。孔子删诗的问题，经过历代学者的辩驳，基本上予以了否定。理由是：（一）孔子自己未曾讲过删诗之类的话。人们往往把孔子说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 作为删诗的自述，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驳道：孔子返回鲁国，时年已六十九岁，如果他删诗，也在这个时候，为何在此之前他常说“诗三百”不说“诗三千”呢？（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是年吴国公子季札曾到鲁国“观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所演奏的十五国风名及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这一年孔子才八岁，是不可能删诗的。
孔子不曾删《诗》，但对《诗经》进行整理订正工作是很有可能的。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所谓“乐正”，就是指整理乐曲，审音协律，它也必然涉及诗歌文字的斟酌调整，以与乐曲相谐和。《论语·述而》还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当时通行的标准语言，犹如现在的普通话。意思是说，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在春秋时期，列国语言文字不统一，孔子用“雅言”来歌诵诸国的诗篇，就可能对其中方言性的词句作了改动和加工，使之规范化，让众人都能接受。
由此看来，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成书应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果进一步问《诗经》成书于何年，则是一个令研究者十分困惑的事。前文说过，《诗经》中最晚的诗篇是反映公元前598年陈灵公事的《株林》，按常理，《诗经》的编定应在此年之后，但我们在对先秦典籍进行一番考察后，便会产生一些怀疑。
《左传》《国语》等史籍中记载了大量“赋诗言志”的事例，即在春秋时期，周朝公卿以及各诸侯国士大夫们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引用《诗》来代替自己的语言。在外交场合上点一首现成的诗，叫乐工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个别诗句，暗示自己的意见、要求和态度，听诗者也会立刻心领神会，达到交流的目的。换言之，外交官们在借用《诗》中句子进行会谈。仅就这一现象来看，当时的人们对《诗》十分熟悉，对《诗》的理解甚至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和认同。因而我们推断，《诗》在“赋诗言志”的现象发生前就应该已编订成册，天下共习；反之则是不可思议的。令人不解的是，“赋诗言志”的事情不仅在公元前598年以后有，即《诗》中最晚的诗产生后有，在此之前也有。据《左传》记载，“赋诗言志”之事最早可见于桓公六年（前706）。
既然此时人们对《诗》已达到“赋诗言志”的高度熟悉，说明在此之前《诗》就应该已编定，并有通行本了。但此年距《株林》之本事尚有一百零七年。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在缺乏文献资证的情况下只能加以揣度：《诗》的编定可能最晚在公元前706年以前就已完成，并已作为教材教授贵族子弟，传诵于各诸侯国的公卿大夫们之口。但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常有所增删，不断有新的诗篇补充进去，将旧有的删除一部分。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可理解为何直到战国末仍有不少逸诗出现在诸子如《荀子》《庄子》及史书如《战国策》之中。《诗三百》在春秋和战国时期一直流传，但春秋初年，孔子时期及战国时《诗》的篇目并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