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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喜欢引用一句西方谚语：“阳光下面没有新事物。”可以说，今天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规范大多来源于罗马文明，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以及后来蜕变出的帝制），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当今的西方社会。无论是从空间范围还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罗马文明对于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对于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务虚的文化形态方面，如神话、文学、艺术、哲学等；而罗马文明的影响则主要在于务实的制度形态方面，如政治体制、法律规范、行政管理、军事建制以及公共工程等。在当今这个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一下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必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格局的历史根源和未来走向。
两千多年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庞然帝国，那就是旧大陆（亚欧大陆）最西端的罗马帝国。无独有偶，在旧大陆东端，也挺立着一个超级大国，这就是汉帝国。这两个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它们是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结果。
人类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旧大陆，即亚欧大陆与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北非地区连接而成的地理板块上发生的。虽然新大陆（美洲大陆）也曾经出现过古老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但是这些囿于一隅的孤立文明对于人类整个文明历程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它们或者是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就已经自生自灭了，或者是在不久后就被西班牙人彻底毁灭了，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持续性的影响。
然而，旧大陆上所发生的古老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代中国文明——却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其中除了古埃及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绝嗣”的“木乃伊”和“金字塔”（即墓冢）之外，其他四大文明体系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化，一直到当今世界仍然在争妍斗艳。这些古老的文明在经历了萌发阶段的初期生长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所谓的“轴心时代”的精神变革之后，纷纷进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青春期，从西到东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印度孔雀王朝和贵霜王朝，以及中华秦汉帝国等，其中最强盛的就是旧大陆东西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
从文明形态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分踞旧大陆两端的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青春期，这个时候的文明国家就如同青年时代的人一样，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昂扬状态，国家兴旺发达，人民意气风发，而且崇尚武力。无论是“秦王扫六合”、汉武辟西域，还是罗马人统一地中海、发动帕提亚战争，都表明了那个时代盛行的尚武精神，这与此前西周和春秋尊礼敬德的礼乐文化、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分离主义迥然相异。
旧大陆东端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的发展之后，产生了秦汉帝国这个历史结果。虽然一统天下的秦朝二世而亡，但是气势如虹的汉帝国却随之而兴。中国古代曾有“雄汉盛唐”之说，汉帝国正是因为其国力强盛和崇尚军功——有卫青和霍去病荡击匈奴、“飞将军”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班超投笔从戎、马援马革裹尸等英雄业绩——而辉映千秋，正如唐朝是由于其博大胸襟、万国来朝的繁盛景象而闻名于世一样。而在旧大陆西边，罗马从七丘之城的蕞尔小国如同吹气球一般迅猛膨胀，至公元之交时已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将偌大的地中海周边地域全部囊括在内。据今人估算，图拉真时代（公元2世纪初）的罗马帝国疆域已达到590万平方公里，而同时代的东汉帝国版图大约为600万平方公里，二者可谓伯仲之间。
无论是西方的罗马帝国，还是东方的秦汉帝国，二者在文明萌发之初都曾经历过一种分离状态。在罗马文明崛起之前，希腊文明在经历了古老的爱琴文明之后，进入光芒四射的希腊城邦文明阶段。希腊城邦的特点就是典型的小国寡民，一个城邦的公民不过几千上万人，占地面积不过几十上百平方公里。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星罗棋布，遍布在爱琴海的漫长海岸线上，并广泛地扩展到南意大利、西西里岛、法国马西利亚（即马赛）、西班牙安普里亚斯，以及北非突尼斯、利比亚等广大地区，这种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就是西方最初的国家形态。
在旧大陆各古老文明中，最早开始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是波斯。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就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后来又在进一步的扩张过程中把兵锋推向了小亚细亚和希腊，引发了两次希波战争。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奉行分离主义政治观念和自由主义生活态度的希腊人是不知大帝国为何物的，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爱琴海沿岸，悠然自得地享受着阳光和海水，既不想去侵略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统治。分离主义和帝国形态是一对反义词，分离主义的特点是维持独立自主的状态，而帝国形态的特点则是要不断地对外扩张，征服越来越多的地区、统治越来越多的人民。
当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始作俑者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大帝国时，希腊人正沉浸在分离主义的城邦状态中，罗马还只是台伯河畔（Tiber River）的一个蕞尔小国，而中国尚处于天下分裂的春秋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希波战争中，彼此分离的希腊城邦团结起来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但是帝国形态本身却如同传染病一样传到了希腊，于是希腊各大城邦——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也开始效法波斯帝国，彼此之间展开了争强斗狠的称霸战。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底比斯与斯巴达之战等一系列城邦内耗之后，北方的马其顿异军突起，坐收渔利，战胜和慑服了希腊各大城邦，建立了一个以马其顿为盟主的科林斯同盟。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遇刺身亡，雄姿英发的亚历山大在其父所奠立的基业上，将一个松散的科林斯同盟整合为一个强大的马其顿帝国，然后将金戈铁马推向了东方，在相继征服了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之后，消灭了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亚历山大帝国。
然而，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帝国只在历史的天空中一闪而过。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回师巴比伦后英年早逝，他的帝国也迅即土崩瓦解。但是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却衍生了一种“亚历山大综合征”，感召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雄心大志者——就在希腊人黯然谢幕不久，罗马人就轰轰烈烈地上场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帝国只是昙花一现，那么罗马帝国却堪称长治久安。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数百年的扩张过程中，罗马从一个9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罗马人不仅善于扩张，而且擅长治理。罗马帝国国运强盛、国祚延绵，统治地中海世界达千年之久（至东罗马帝国），并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城邦在地理上是呈点状分布的，彼此独立；而罗马帝国则呈现为片状扩展的态势，从台伯河畔的七丘之城迅猛膨胀为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从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到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再到长治久安的罗马帝国，古代西方文明就这样实现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转变。
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
无独有偶，在东西方并未发生任何直接交往和联系的情况下，中国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在国家形态方面也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转变。从现今通行的中国编年史来看，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夏朝，距今大约有4100年之久，在夏朝之后又经历了商朝和周朝。这三个王朝起源于西部仰韶文化和东部龙山文化，被统称为先秦文明，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和古文献学的充分确定。
夏商周虽然都是古代的文明国家，但是它们却完全不同于秦汉以降的国家形态，它们所统治的地区和人口相当有限，在王权统辖的范围之外，还有着许多由王室分封而自成一统的诸侯领地，以及一些各自为政的部落集团，这些封建领地的诸侯虽然承认夏商周的宗主国地位，并向天子称臣纳贡，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地位。就此而言，夏商周的天子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的盟主，而不同于秦汉以后一统天下的专制君王。这种情况就如同荷马史诗中所表现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一样，他虽然可以号令希腊各国国王在他的麾下参加特洛伊战争，却不能临制其人民，管辖其国土。希波战争以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的情况也是如此，雅典充其量只是同盟盟主，而不是各盟邦的实际统治者。
例如在商周更迭之际，商朝周边的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纷纷在武王伐纣之后，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开始向周朝称臣纳贡。周王室取代商王室之后，又重新分封了一些同姓或异姓的诸侯，但是这些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利。因此，所谓商周之变不过是以有周为盟主的新政治-军事同盟取代了以殷商为盟主的旧政治-军事同盟而已。
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逐渐松散，诸侯蜂起，问鼎中原，于是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有十多个，如齐国、晋国、鲁国、宋国、郑国、楚国、燕国、秦国、吴国、越国等。这些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承认周天子的盟主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却开始摆脱周王室的节制，夏商周三代传承的军事同盟制实际上已经瓦解了，所以孔子才会感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经过几百年的诸侯争锋，最后秦王嬴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嬴政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36个郡，郡下辖县，确立了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郡县制；并通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改革措施实现了华夏文化的统一。秦朝的郡县与夏商周的诸侯国不同，郡县是直接受朝廷节制的，郡县中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郡守、县令等）进行管理，下级对上级负责，地方对中央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从这种意义上说，秦朝不仅统一了天下，而且还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取代了诸侯分治的天子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华夏大帝国。
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位。由于秦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激起了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群雄纷纷响应，推翻暴秦，最后经楚汉相争，刘邦完成了天下统一，建立了汉朝。汉朝在政治方面仍然继承了秦朝体制，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当年的楚汉相争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西楚霸王项羽想要恢复春秋旧制，自己成为新的周天子，对麾下群臣进行分封；而刘邦则要继续推进秦朝的政治制度，实行中央集权。所以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随即就开始清剿各地分封的诸侯，并且与重臣盟誓约定了“非刘姓者不得封王”的新规；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对同姓诸侯进行整肃，形成了“封土而不临民”的行政规范，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
由此可见，在亚欧大陆东部，从夏商周时期分封天下的天子制或封建制，经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战、逐鹿中原，到秦汉实现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古代中国文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转变过程。
罗马人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完成意大利统一之后走向地中海（以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为标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扩张，罗马迅猛成长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而中国的秦始皇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都经历了从分离主义到帝国形态的历史变迁，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秦虽二世而亡，但是继之而兴的汉朝却继承发扬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将国家版图进一步拓展。中国史学界素有所谓的“周秦之争”，意思是中国曾经实行过两种迥异的政治制度，一种是周朝确立的分封制，另一种则是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虽然这两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后世历史中也曾有过互相渗透的情况，但是周制在秦汉以降基本上处于下风，而主流则是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制。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就是地方服从中央，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员都要听从上级的指令，一切权力最终都归于皇帝和朝廷。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并且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
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版图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政治文化中心，诸侯领地则广泛地分布于巴蜀以下的长江流域和华东、江南等地。所谓“华夏”，即文明开化、地处中央之意，而四边蒙沌未开的族群则被称为“夷”“蛮”“戎”“狄”，在中文里面均为贬义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统辖的疆域即为此前七国版图之和，再加上五岭以南的南越之地。到了汉代，中国的西部疆界迅猛拓展，汉武帝派出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破击匈奴，开辟河西走廊，据两关（阳关、玉门关），列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设置西域都护府，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疆域版图。
分封天下的春秋诸国
一统天下的西汉帝国
公元之交，亚欧大陆的两个大帝国雄踞东西。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这两个大帝国都由于种种内外原因，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衰落。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由于军人干政而陷入内乱，不久以后又开始面临北方蛮族的入侵威胁，深陷内忧外患之中，乱象丛生，每况愈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在临终前把帝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就一分为二，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不久以后，日耳曼各部落在东北方袭来的匈奴人的威逼之下，纷纷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侵入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小罗慕路斯于公元476年被蛮族雇佣兵首领废黜，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至此终结，其版图也被大卸八块，出现了一些画地为牢的蛮族王国。这些蛮族王国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攻城略地，烧杀掳掠，整个古典文明饱受涂炭，西方社会倒退到蒙昧的蛮荒状态，陷入了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黑暗时代”。
与西方文明从统一再度走向分裂的历史情景相类似，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也陷入裂变与混乱之中，汉帝国在内部纷争的情形下土崩瓦解。但是相比起西罗马帝国来说，中国社会至少还没有倒退到“黑暗时代”，华夏文明仍然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
东汉末年，黄巾、绿林等农民起义迭起，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天下大乱。公元220年，魏王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结束了汉室四百多年的气数，建立了曹魏政权。紧接着刘备在成都、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相继建立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分裂格局。半个世纪之后，三家归晋，司马氏建立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西晋王朝积弱不振，国运衰微，内有八王之乱，外遭胡马入侵，很快就灰飞烟灭。公元316年，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起兵攻陷长安，西晋很快灭亡。晋室世族和大量百姓南渡黄河，皇族司马睿次年在建康称帝，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从此以后，匈奴、鲜卑、羯、羌、氐（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占据了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而汉人政权只能偏安黄河以南，由此形成了东晋十六国以及稍后的南北朝的政治对峙，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达两百多年之久。
这种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末叶，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丞相杨坚（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今西安）。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隋朝不仅再次实现了华夏的统一，继承了秦汉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并且还开创了专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朝廷彀中，对于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隋朝国祚虽短（37载而亡），但是继起的唐朝却国运长久，繁荣昌盛，再次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巅峰，形成了万世称道的“汉唐气象”。
在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汉人政权只能偏安河南苟延残喘。而在亚欧大陆西部，则出现了一支支日耳曼部族瓜分西罗马帝国的情况——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先后控制了意大利，汪达尔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据了北非，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在高卢建立了王国，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主不列颠。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各自为政的蛮族王国，与仍然维系着统一的东罗马帝国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南北分裂或者东西分治的情形在东方和西方的大地上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陷入一片乱象之中。但是再往后，东西方文明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自隋唐以后重新恢复了天下一统，此后虽有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国家版图也时大时小，但是以合为主的基本格局却不可移易，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大趋势一以贯之。重新统一后的中国政权历经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即便是蒙古人、满人入主中原，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依旧通过“以夏变夷”的强大机制，在改造、同化外来文化的同时，稳固地传承华夏文化的历史血脉，维系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而西欧社会自从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始终未能改变天下分裂的基本态势。一千多年来虽有查理大帝、奥托一世、拿破仑等雄才大略的人物凭借金戈铁马建立了帝国，但是这些帝国很快就灰飞烟灭、梦断西窗，想要一统天下的“亚历山大综合征”成为穿越时空的千古绝唱，在欧洲的上空萦回荡漾。时至今日，欧洲仍然分裂成几十个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欧盟的和平统一理想也难以真正实现。
《三国演义》有言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东西方大帝国再度陷入分裂，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二者走出了迥然不同的历史道路——中国自隋唐重新统一之后始终坚持以“合”为主的基本路向，而欧洲却形成了以“分”为主的历史主旋律。
这种国家“合”与“分”的不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文明殊异的历史命运。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使得皇权和朝廷权力始终强大，地方力量相对薄弱。朝堂有科层隶属的官僚系统，乡野有井然有序的宗法社会，而科举制度则打通朝野，实现了学而优则仕。儒家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集团的忠诚意识强、管理效率高，平民百姓也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忠君孝亲观念深入人心，修齐治平之道成为普遍的人生理想。这些因素都强有力地维系了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基本格局，使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而西方长期的分裂格局则导致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出现，国家多如牛毛，层层封爵建藩，人民只认其领主，不知其国家。近代以后，西方虽然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和主权意识，但是地方自治传统仍然十分强劲，王权受制于诸侯约法或议会立法（“王在法下”），中央政府与州郡势力相互博弈，最终形成了各种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相比起国家的整体利益，西方公民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和整体意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样，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渊源。然而，与有效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恪守“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的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大幅度的激烈变动，出现过文明中断的“黑暗时代”，其间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融会、斑驳陆离。综合而言，作为历史结果的现代西方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根基，三者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根基就是希腊的文化形态。希腊人开创的各种文化形态，如神话、史诗、雕塑、悲剧、哲学以及奥林匹亚竞技会等都具有美轮美奂的特点，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和睿智水平，为后世西方文明树立了永恒的典范。例如，古希腊人营造了以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神祇为代表的充满人形、人性特点的奥林匹斯神话或宗教，这种宗教与后来出现的基督教一样，构成了西方人从古至今所信仰的两种主要宗教之一，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面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不仅被列为西方四大史诗之首（另外三部史诗分别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和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而且成为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西方人所赞誉的四位悲剧大师，其中有三位都是雅典城邦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今天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体育竞技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也是起源于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巴黎卢浮宫中所谓的“镇馆三宝”，竟然有两件是古希腊的雕塑品——《米诺的阿佛洛狄忒》（即我们所说的《断臂的维纳斯》）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是成为后世西方哲学的活水源头。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两千多年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做的一个注脚，正如同中国博大精深的经学传统只不过是对孔孟之道的注疏阐释而已。
古希腊文明在神话、文学、艺术、哲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文化领域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文化形态方面的光辉成就，虽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水平，从而极大地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尽管希腊城邦始终停留在小国寡民的分离状态，但是希腊人却为后世西方社会充分展示了自由的个性和浪漫的理想，在务虚的文化形态中焕发出启迪性灵的熠耀之光。
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根基就是罗马人所开创的各种务实的制度形态，包括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公共管理、工程技术等，它们都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极大地推进了国家的强大和经济的繁荣。与超逸浪漫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的文化特点是功利务实，他们对于那些“小资情调”的文学艺术和抽象高深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而是把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开疆拓土、安邦治国的实践领域中，从而开创了各种治理国家、统御四海的制度、设施和技能。时至今日，西方现代国家的重要政制设置——如两院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等——源于罗马共和体制；欧洲大陆各国奉行的法律规范主要来自罗马法；现代西方国家的兵役制度、税收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等也深受罗马人的影响；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则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现代翻版。正是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和实用技术保证了罗马帝国的蓬勃发展和长治久安，使其得以岿然屹立于亚欧大陆西端的广阔大地上，威震寰宇。这些务实的制度形态也通过历史的传承，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得以确立的重要根基。
有人把当今影响世界格局的美国称为新罗马帝国，事实上，在数百年的近代历史中，罗马帝国的阴魂不断地再现于西方大国的兴衰变更过程中。从16世纪以来相继崛起的西班牙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操纵欧洲格局乃至建立世界霸权的大英帝国，再到今天试图称霸全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无不希望重温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辉煌旧梦。如果说希腊人的文化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个人的自由性灵，那么罗马人的政治抱负则穿越时空不断激励着一些大国的勃勃野心。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现代人受罗马文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许多人都在关心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却很少关注内心世界的恬静与快乐。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像罗马人一样风驰电掣般地奔向永无止境的功利与辉煌，却很少有人像希腊人那样自由自在地徜徉于爱琴海岸，仰望星空，陶醉于美景，思考一些无用、无聊且永无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由此可见，罗马文明无疑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重要根基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是继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文明体系，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仍然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信仰最初是在罗马帝国的躯体之内悄然发展的，它吸取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大量文化因素，终于羽毛丰满，彻底取代了希腊罗马多神教（即奥林匹斯宗教）；并借助日耳曼蛮族的力量，摧毁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十字架的神圣感召之下，将四分五裂的西欧社会（以及仍然维持统一的东欧社会）带入一种新的文明状态中。
按照西方历史学的划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过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重新称帝，基督教文明才全面取代了罗马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广泛地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基督教是一神教信仰，只信仰基督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不同于希腊罗马多神教，将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加以人格化并予以崇拜。直到今日，基督教信仰仍然是西方人的基本信仰和安身立命之本，西方社会的重要建筑是基督教堂，主要节庆是圣诞节、复活节、逾越节等基督教节日，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纪元方式和礼拜（星期）制度也是源于基督教信仰。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之深。
基督教不仅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带来了一套相应的价值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如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平等、自由、博爱”观念、天国信念、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以及“基督王国”（教会）与“恺撒王国”（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这些价值观念对于西方人的精神理念和现实生活影响至深。
基督教的信仰经典《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就是两部契约，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前者是犹太人与神订立的契约，后者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表所有信仰者与神订立的契约。基督教特别强调契约关系，既然人与神之间订立了契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各种契约关系，如经济上的合同关系、政治上的宪约关系。按照西方政治学中流行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这种社会契约表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它是全体缔约者共同订立和遵守的。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契约叫圣约，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叫宪约，后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它的终极保证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圣约。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必须面对国旗和手按《圣经》，他既要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选民们履行职责，也要对信仰中的上帝负责，在他的身上同时承担着两种契约关系：宪约和圣约。
西方人的诚信意识也不同于中国人的诚信意识，中国人传统的诚信意识——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西方人的诚信意识则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和对契约的责任之上，它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而非自觉性的特点。
此外，西方近代社会强调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也是从基督教信仰中生发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奴隶制度，人被分成了不同的权利等级。而基督教最初是在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它试图以一种平等公义的社会理想来超越罗马帝国弱肉强食的悲惨现实，所以基督教的初期信仰中充满了平等观念、自由理想和博爱精神。尽管中世纪基督教会——表现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背离它的最初理想，但是到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信仰又开始回归初心，重新发扬光大原初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这些重放异彩的价值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国信念也颇有特色，相比起希腊人、罗马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最初在苦难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更加向往彼岸的幸福。基督教的典型象征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这个充满痛楚的文化象征，展现了肉体与灵魂、人间与天国、苦难与幸福、屈辱与荣耀等一系列对立价值之间的巨大张力。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道：“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就在那痛苦的极乐之中！”十字架就是一个将痛苦和极乐进行转换的地方，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吊诡方式把人间的苦难罪孽与天国的幸福荣耀进行了转换。这种关于天国的信念对于早期基督徒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屠刀前赴后继地走向殉道的十字架；在中世纪的黑暗蒙昧和普遍绝望中，这种对于天国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之后，人们开始越来越珍视现世生活，但是对于天国的憧憬依然未曾消解，从而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批判和理想变迁。
基督教非常注重家庭关系，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就是源于基督教信仰。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最初就是一夫一妻，他们按照自然方式相结合而衍生出整个人类，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超越始祖。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的婚姻关系是比较混乱的，当时的两性放纵和同性恋关系非常盛行。但是自从基督教文明确立之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就被固定下来，不仅是平民百姓，即使是帝王贵胄，也只能是一夫一妻，而且不得随意离婚。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它是近代英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因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而起。而且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同性恋关系都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到了21世纪初，荷兰等少数国家才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情爱关系及其对对方和孩子的家庭责任，同样也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在许多奉行新教伦理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如果总统、首相、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出现了绯闻，就会遭到议会和人民的强烈抨击，甚至会因此而下台。
最后，在西方文明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张力关系。耶稣受难于罗马帝国的十字架，而耶稣的信徒们却在信仰的感召下，借助日耳曼人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罗马帝国。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坚如磐石的罗马教会与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不断地展开明争暗斗，“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之间的教俗之争构成了贯穿西方历史的一条红线。与中国传统社会皇权独大的情形不同，西方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二元权力关系。虽然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仍然强劲地存在，宗教信仰和教会势力对于国家政治的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以上都是基督教信仰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
希腊的文化形态、罗马的制度形态，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三大根基。这三者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不仅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而且彼此在文化内涵上也差异巨大。三者之中，罗马文明正好处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具有重要的起承转合意义。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却受到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希腊沦为罗马的政治殖民地，那么罗马就蜕化为希腊的文化殖民地。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同样诡异神奇，罗马帝国统治者杀死了基督，基督的信徒们却颠覆了罗马帝国；而且二者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同藤蔓缠绕一般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共同塑造了西方文明独特的历史面貌。
西方文明这三大根基之间的关系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涉及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
我素来喜欢把文明看作一个有机体或者活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由各个部件拼接而成的机器。希腊文明也好，罗马文明也好，基督教文明也好，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及相互嫁接的过程，经历了“生老病死”的发展演化。在这本关于罗马文明的书中，我经常会提及罗马与希腊的关系，也会兼顾稍后出现的基督教的相关因素。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虽然可以分别进行考察和论述，但是它们的历史血脉却是相互渗透和融合更新的。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条条大道通罗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仅仅对这句话进行一种简单的空间上的理解，即罗马时代的所有大道——主干道8万公里，加上支道一共15万公里——都是通向帝国首都罗马城的；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对这句话进行一种时间上的理解，即后世西方文明的许多制度、规范、设施、技术等都是来自罗马，罗马文明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永不衰竭的活水源头。只有从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深刻含义。
在本书中，我将系统地讲述罗马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解析作为西方政治典范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权力架构和基本特点，展示罗马帝国迅猛扩张的过程和成就，分析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转化的内外原因并重现其间轰轰烈烈的历史场景，介绍罗马帝制诸王朝的演变情况和帝国的衰亡历程，并对罗马的各种文化形态（宗教、法律、建筑、艺术、文学等）进行分门别类的阐述。本书既展现了罗马帝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和激扬人心的英雄业绩，也揭示了庞大的超级帝国在内外交困中萎靡沉沦的历史教训，更致力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出鲜活的人性和崇高的美德。除了文字之外，本书还展现了大量的图像资料，以便引领读者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古罗马帝国的恢宏气度和历史情景。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的历史影响也不会由于帝国宏宇的坍毁而消失。气势磅礴的罗马帝国将如同美轮美奂的希腊文明一样，永远在人类历史的星空中绽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