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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农民高度分化，不同类型的农民与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分野。伴随农民的离土出村，他们与土地和村庄的黏性松解，尤其是在农二代成为迁移的主力后，他们不仅离土出村，而且不返农、不回村，在大城市、县城和乡镇就业成为其归宿，乡土成故土、乡村变故乡，农业在告别过密化的同时也在多功能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结构形态已经告别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城镇化从单向转向城乡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城乡两个文明彼此需要与共生共荣，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构成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成熟形态的城市中国相比，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城乡中国将成为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阶段。
在城乡中国阶段，首先要矫正单纯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相当长时期的一个误区是，将城镇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标，以为城镇化能带来乡村问题顺其自然的解决。事实上，单向城镇化的结果不仅导致大量的“城市病”，而且导致乡村问题加剧。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市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将作为结果的城市中国作为进程中的政策安排导致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二元体制的存在使中国在转向城市中国的过程中扭曲更大。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因此，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