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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政权，又依靠对农民的改造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体制改革使农民回归主体地位、向农民开放权利，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使农民参与了工业化、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命运，也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过半，农民的行为特征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是，理论和政策仍然固守着对农民的传统定义和思维，农民的他者地位没有改变，这带来了农民群体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和部分“三农”政策的扭曲。农民和乡村的未来既取决于这一群体卷入结构革命的变质，也取决于理论和政策回归对农民真实的认知。长期以来，中国关于小农的认识与政策取向受两种观念主导：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农民观，认为小农与大生产格格不入，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被改造的对象，这一观念不仅贯穿于整个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而且存在于包产到户后对小农特征的各种批评中和未来农业制度变革的想象中；另一种是朴素的小农观，和将小农等同于完全市场中的企业人完全对立，前者对小农的优势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小农长存，后者理想化地以为小农在不完善的市场中和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能顽强突围。本章在对理念化的小农范式进行评论的基础上，试图还原中国典型小农的基本特征，呈现小农对对其影响最大的两项变革即制度和结构变革的反应，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