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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常被概括为城市化过程。按照诺瑟姆曲线描述的城市化进程，城乡转型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25%，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城市化加速阶段，城镇化率从25%增长到50%～70%，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成熟阶段，城镇化率超过70%，并在达到80%左右时趋于稳定（陈明星等，2011）。在城市化成熟阶段，西方国家出现了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现象，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郊区、远郊、小城镇和乡村迁移的现象。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城乡融合的阶段，本质上是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表现出与快速城市化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城乡融合。
首先，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单向集聚于城市转变为城乡双向扩散。在郊区化阶段，人口、企业和工作场所不断从更密集的地方向更不密集的地方移动，从中心向偏远的地方移动（Hesse & Siedentop，2018）。郊区化不仅包括人口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或远郊乡村迁移，也伴随着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郊区乡村的扩散，即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外溢（White，1976；Walker，2001）。郊区化之后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和经济活动向更偏远的小城市和远郊的扩散，远郊化不是郊区扩张的延续，而是非大都市（乡村地区）的增长。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出现，再次证明了城乡转型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再城市化的现象，但没有证据证明郊区在人口增长方面会输给中心城市，却有证据证明部分国家在城市中心人口复苏的同时，郊区的人口并未减少，郊区的人口增长仍然高于城市（Rerat，2012）。所谓的“再城市化”现象并没有成为发达经济体城市体系的显著特征，关于这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心城市复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西方城市形式的根本变化，还未有定论（Champion，2001）。
其次，城市之外的郊区、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在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阶段，随着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互动，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小城镇和乡村获得了发展。二战以后，欧洲国家的农村地区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发展转变：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70—90年代，欧洲部分“农业农村”被“工业乡村”所取代，农业产业化是当时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21世纪以后，技术进步减少了农村地区的传统弊病，出现农业部门以外的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新倾向，农村地区出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包括农业和工业让位于服务业、社会设施和自然设施融合、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融合、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融合（Sotte et al.，2012）。乡村不仅是食物的重要生产地，同时也是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场所。美国许多农村地区如海洋和山区度假区、退休社区、文化或历史遗址、国家公园和休闲区等已经成为消费的场所，农村商品和服务主要面向与城市和大城市有密切联系的人群，而且消费比例非常高。以便利设施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吸引了移民，这些移民提高了人力资本，为振兴当地社区组织和公民文化提供了助力（Brown & Glasgow，2008）。
再次，郊区、小城镇和远郊乡村发展的结果是城乡边界模糊，实现从城乡分割的社会向城乡连续体的转变。经合组织（1979）指出，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实际扩张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城市边界内，能够延伸到城市周围更广阔的区域，形成保留农村特点的“城市边缘区”（Iaquinta & Drescher，2000）。在“城市边缘区”或“郊区”，交通系统的变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却仍然与城市保持密切联系，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扩散到郊区，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变得难以区分。郊区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农村，它履行了打破城市中心和农村腹地对立关系的重要功能。正如城市和郊区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一样，郊区和远处的农村也很难划清界限，城市、郊区与乡村逐渐融为一体（Rajagopalan，1961）。这种“郊区化”超越了区分城市与农村或大都市与非大都市地区的传统地理分类方案，郊区是一种“混合空间，其中农村和城市的价值、文化和景观已经融合”（Woods，2009）。
最后，城乡居民的观念和认知差异逐渐缩小。涉及政府经济活动、劳工事务、国家关系、各种公共问题以及个人信仰和满意度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的回答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回答是重叠的（Beers，1953）。在政治观念上，城乡连续体上各定居点的居民也表现出连续性，虽有城乡差异，但这种政治观念的城乡差异的“临界点”实际上发生在小型都市圈的郊区，那里的居民在保守意识形态和对政党的立场上与农村居民非常相似（Scala & Johnson，2017）。在环境问题上，与所有农村受访者相比，城市受访者并不总是表现出对环境的最大关注；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态度的差异并不是由城乡居住地的差异导致的，更多的是由土地所有权和农业职业决定的（Williams Jr.& Moore，1991）。
（1）人口融合。城乡融合阶段的人口流动趋势与城乡二分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城市中心不再是人口迁移唯一的目的地，广阔的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是人口迁移的新方向，居住在郊区、通勤在城市中心是大都市生活的常态。1）郊区人口持续性增长。1930年以后，美国大都市中心城区长期属于人口净迁出区，郊区长期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2019—2020年，都市核心区净流失了250万人，但郊区却净流入259.5万人。
在英国，1965年城市集中水平为33%，1990年下降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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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量人口迁移到乡村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乡村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2019—2020年，95.6万人迁入都市区，86.1万人迁入乡村地区。
近年来，迁入英国乡村地区的人口也不断增加，2011年44100人迁入主要乡村地区，2019年96700人迁入英国主要乡村地区。
结果是，美国和英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分布在郊区和乡村地区，尤其是美国。2010年，仅有29.30%的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市，郊区人口占比过半，达到54.10%，乡村人口也有16.60%。
2019年，73.56%的英国人居住在主要城市地区，22.60%的人居住在郊区和小城镇，3.84%的人居住在乡村地区。
郊区和乡村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广阔的开放土地和相对低廉的房价对人口的吸引力，便利的交通打破了郊区与城市中心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服务的空间障碍，解决了在郊区生活的后顾之忧。二是经济机会的提供。农村地区的农业加工、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以及其他部门提供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Kandel & Parrado，2005）。三是不输于城市的设施建设。人口迁移受到自然设施和生活设施双重影响，郊区在接受城市影响的过程中，其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足以媲美城市地区，部分大都市区郊区的基础设施甚至优于城市（Partridge，2010；Chi & Marcouiller，2013）。
（2）经济融合。一是城乡产业结构差异缩小。城乡高度融合的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特征与城市地区的日益趋同，农业占比较小，而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在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均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在美国非都市区就业岗位中，农业仅占1.56%，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占比高达37.34%；制造业占比11.47%，零售业占比11.05%，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占比7.42%。
英国的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很高，从产业结构上已经难以辨别区域的城乡属性。2020年，英国建造业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13.04%，城市地区占比11.75%；教育、健康和社会工作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11.83%，城市地区占比15.72%；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2.69%，城市地区占比1.33%；信息与通信业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7.00%，城市地区占比10.84%。
二是郊区和乡村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小的比重。伴随着居住人口不断迁移到郊区和乡村，郊区和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动也不断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75%的就业和57%的居民分布在中心城区，20世纪60年代，中心城区的居民减少到49%，就业减少到63%，到1990年，中心城区的居民减少到37%，就业减少到45%（Mieszkowski & Mills，1993）。2019年，美国有36%的就业分布在中心城区，51%分布在郊区，12%分布在乡村地区。
在英国，2019年15.3%的总增加值（GVA）分布在主要乡村地区，12.5%分布在有显著乡村的城市地区，44.7%分布在主要城市地区（不含伦敦），27.5%分布在伦敦。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美国都市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非都市区，近50年来，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波动，但始终低于1.5倍。2019年，美国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为58650美元，非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为43025美元，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是非都市区的1.36倍。
英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小，近10年来始终低于1.10。2019年，英国主要乡村地区居民年收入22500英镑，主要城市地区居民年总收入24300英镑，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08。
此外，从收入增长情况来看，乡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快于城市地区。2019年，美国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较上年增加了3.42%，非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略高于都市区，为3.53%。2019年，英国主要乡村地区的居民收入较2009年增长了17.19%，主要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较2009年增长了16.27%。
四是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在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城市和乡村在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尽管存在着污染、拥挤等重要的城市问题，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仍大大高于农村；但在高发展水平经济体中，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趋于消失，人们对农村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接近或超过城市（Easterlin et al.，2011）。通过对欧盟各经济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考察发现，欧盟最富裕的国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而在东部和南部较贫穷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感知福利和生活质量水平要低得多，即便如此，城乡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差异（Shucksmith et al.，2009）。
（3）空间融合。一是土地利用。在城乡连续体的城乡交汇处，土地利用多样而混合，形成了一套乡村、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的土地利用系统（Allen，2003）。以欧洲为例，欧洲的大部分实际空间不符合典型的“城市—农村”类型，属于一种“中间领土”，城市和乡村的特征相互交织，是一种典型的城乡连续体（Wandl et al.，2014）。在欧洲这种城乡混合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覆盖变化最为明显，然后是社会经济变化、土地使用变化、规划过程变化、土地管理变化和环境变化（Shaw et al.，2020）。在变化的过程中，土地用途的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大多数土地用途的变化以小规模增长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大规模农村土地突然变成城市土地（Van Vliet et al.，2019）。还有部分土地在官方数据上依旧保持着“农业用地”的记录，但实际用途已经变成多功能的半城市化地区，由一些业余农民在这些过去作为专职农民的生产用地的空地上开展新的经济活动（Bomans et al.，2010）。
二是出现了明显的城乡连续体空间形态。在城乡融合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进行重新分类，虽然标准不同，但都以城乡连续体特征来进行。美国公布的城乡连续体代码（2013）
根据人口规模和与都市区的距离将美国的县划分为都市县、非都市县两大类，共9小类。其中，都市县包括中心城区和郊区两大类，非都市县则主要指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英国将整个社会空间划分为6大类，分别是主要是农村（农村人口占比大于80%）、大乡村（农村人口占比50%～79%）、有显著乡村区域的城市（农村人口占比26%～49%）、有城市和镇的城市、小城市群、大都市城市。其中，主要是农村和大乡村又可以统称为主要乡村地区，有城市和镇的城市、小城市群和大都市城市可以统称为主要城市地区。
[1] World Bank（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2.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Table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