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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转型进入城乡融合阶段，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尝试新的范式来分析这种新的形态，他们运用经济、社会的多维指标将其刻画为城乡连续体，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对城乡融合下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城乡连续体范式抛开简单地将社会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类的传统范式，揭示了城乡融合阶段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为认识城乡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乡连续体范式认为，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城乡融合阶段以后，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互动增强，经济和社会特征不断相互渗透，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不仅在于某一地区的居民人口，而且在于人口数量、密度和具有明显异质性的人类交往的模式。随着城乡的不断融合，无法按照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将社会精确地划分为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城市”和“乡村”应被视为城乡连续体上的点，而非二分法下的两个独立分割的社会。城乡连续体范式将社会定义为一个城乡融合的连续体，与城乡二分范式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是城乡二分范式过于强调城乡之间的对比，而城乡连续体范式则着重理解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和乡村特征的地区的发展；二是城乡连续体范式反对城市的主导地位，强调城乡的相互依存性。城乡连续体范式将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关注城市、乡村内部差异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Lichter & Brown，2011），它不对城市或乡村进行截然对立的划分和单独分析，而是试图理解城乡连续体上不同等级区域出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及其存因。代表性的研究有：Von Braun（2007）将城乡连续体概念与区域网络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城乡连续体上的要素流动。要素在城乡连续体上的流动主要受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或政策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的影响。随着这些成本的降低，空间整合将增进，引起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贸易增加，从而提高城乡联系水平。
城乡连续体范式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城乡连续体范畴的界定。关于城乡连续体的最常用定义由Duncan（1957）提出。他认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分，而是存在一个连续的层次，人类社区沿着这个城乡连续体进行排列，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一致的变化（Rajagopalan，1961）。在完全农村地区和完全城市化地区之间存在一个以连续等级呈现的连续体，所有人类社区都可以根据经验被放置在连续体的某个点上（Yuan，1964）。按照Redfield（1947）的定义，城乡连续体的乡村一极有以下特点：“小，孤立，没有文化，同质，具有强烈的群体团结感；生活方式被常规化为文化的连贯系统；行为是传统的、自发的、非批判的和个人的；没有出于智力目的进行实验和反思的立法或习惯；在亲属关系方面，其关系和机构是经验型的，家族是行动的单元；神圣胜过世俗；经济依赖于地位而不是市场。”城市一极由Wirth（1938）所定义，是指“相对较大、密集且永久的异质个体聚居地”。在城乡连续体范式之前，Redfield（1947）和Wirth（1938）所定义的城乡社会代表了城乡差异的全部，如今它们仅仅是城乡连续体上的两个端点，完全城市化地区和完全乡村地区之间的部分，就成为城市特征和乡村特征融合的区域，难以用城市或乡村两种标准来进行明确的界定。如何对城乡融合社会进行科学的划分，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经合组织用人口密度对这种形态进行划分，美国统计部门的划分标准则综合考虑了人口密度和地理位置，其他学者的划分标准还包括土地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心理等多项指标。
城乡融合下的城乡连续体范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城乡连续体范式与城乡融合阶段具有更高的适配性。由于这一范式认识到大部分地区兼具城市特征和乡村特征，区别在于各类特征程度上的差异，就避免了城乡二分范式针对城市或乡村地区涉及的政策走向中心城市或偏狭村庄的两个极端（Pateman，2011）。其次，城乡连续体范式修正了以城市化为导向的发展战略。Fisher和Weber（2004）对美国城乡连续体资产贫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活在中心大都市县和非大都市地区的居民都将面临更高的资产贫困风险。Requena（2016）利用城乡连续体范式对欧洲29个国家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在较富裕的国家，生活在农村比生活在城市能创造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从不太富裕的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对立向富裕国家连续统一体过渡的国家，主观幸福感会增加。Thiede等（2020）对1970—2016年美国城乡连续体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大都市区内中心县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与边缘县的缓慢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城市发展并不一定优于乡村地区，单纯依靠城市化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最后，以城乡连续体范式为依据的农村发展政策不仅仅是农业发展政策，而且是关于整个农村的综合发展政策。以OECD为例，OECD的农村发展政策强调，支持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利用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空间连续性和功能关系为公共投资和方案设计提供信息，实施联合战略促进双赢的城乡伙伴关系，以实现综合发展（OECD，2019）。
城乡融合阶段的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表现出高度的重叠与融合，城乡连续体越来越成为城乡融合阶段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单位，但如何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分类以及分类的标准并未形成共识。在城乡连续体概念发端之时，Dewey（1960）提出了由匿名、分工、异质性、客观的及正式的关系和独立于个人认识的身份象征定义的连续体的两极。但Dewey的分类方式难以量化。近年来，随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了可量化的连续体分类标准。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单一指标和多维度指标。单一指标以人口规模为主，多维度指标在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增加了与都市区的距离、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等其他指标。
一是单一指标。（1）人口规模是划分城乡融合社会城乡连续体最常用的标准之一。经合组织以特定空间实体内的人口密度阈值为标准，将城乡连续体划分为4个等级：①农村，人口密度低于150人/平方公里；②主要是城市的区域（PU），居住在农村地方单位的人口比例低于15%；③中间区域（IN），居住在农村地方单位的人口比例为15%~50%；④主要是农村的区域（PR），居住在农村地方单位的人口比例高于50%（Wandl et al.，2014）。Golding和Winkler（2020）同样以人口为标准建立城乡梯度（RUG），对城乡连续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①大都市核心，包括2000年人口普查时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地区的主要城市（或双城）的县；②郊区，人口达到100万及以上大都市区域内剩余的（非核心）县（除了那些已经被定义为远郊的县）；③中型都市，拥有25万~100万居民的大都市地区的县；④小型都市，人口不到25万的大都市地区的县；⑤城市远郊，在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从由“农村”重新分类为“都市”的县中选择特定的县来确定；⑥与都市相邻的农村，邻近大都市区的非大都市区县；⑦微型都市，不与大都市地区相邻的非大都市县，但其城市至少有20 000人；⑧偏远农村，不与大都市地区（偏远地区）相邻的非大都市县，人口少于20 000。（2）其他指标。利用单位面积中邮政地址的数量，荷兰的城乡连续体可被划分为五个等级：高度城市化（大于2500个地址/平方千米）；城市化（1500～2500个地址/平方千米）；弱城市化（1000～1500个地址/平方千米）；农村（500~1000个地址/平方千米）；完全乡村（小于500个地址/平方千米）（Bouwman & Voogd，2005）。
二是多维度指标。（1）人口规模和与都市区的距离。美国统计部门公布的城乡连续体代码（2013）根据人口规模和与都市区的距离将美国的县划分为都市县和非都市县，不少研究都曾借鉴这一分类方法（Chi & Marcouiller，2013；Scala & Johnson，2017；Thiede et al.，2020）。其中，都市县包括人口在100万以上的都会区县、人口在25万~100万的都会区县、人口不足25万的都会区县；非都市县包括城市人口达到20 000或以上且邻近都会区的县、城市人口达到20 000或以上且不与都会区相邻的县、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间且毗邻都会区的县、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间且不毗邻都会区的县、完全是农村地区或城市人口少于2500且毗邻都会区的县、完全是农村地区或城市人口少于2500且不毗邻都会区的县。（2）Millward和Spinney（2011）根据居住密度、已开发地区的比例、与城市化地区的通勤联系来划分城乡连续体：内城，较早（1960年前）开发地区，位于市区步行范围（约5公里）内；郊区，城市服务范围内（由中央给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服务的区域）的其他连续建筑（“城市化”）区域；内部通勤带，距离市区25公里以内的所有其他区域；外勤区，距市区或另一个大城镇（人口超过10000）的道路距离在25~50公里之间的区域；偏远农村距市区或其他大城镇50公里，人口不到5000，多数就业是在当地资源行业（渔业、农业和林业）。（3）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和社会心理等多重指标。Pagliacci（2017）通过模糊逻辑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连续的乡村性指标（FRI）。FRI利用农业部门增加值比重、农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农业区或森林或其他半自然地区比重、人口密度、人工区域覆盖比重以及森林和其他半自然区域覆盖比重等一系列变量来定义城乡融合社会的城乡连续体特征，改善了常规指标仅依赖人口密度的不完善性。城市地区，FRI≤0.25；轻微城市地区，0.25<FRI≤0.5；轻微农村地区，0.5<FRI≤0.75；农村地区，FRI>0.75。Iaquinta和Drescher（2000）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结合区域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将城乡融合区域划分为五种类型：具有城市意识的农村地区，即乡村型半城市化地区；扩散型半城市化地区，特点是种族差异更大，制度安排和信仰更加多样化；连锁型半城市化地区，特点是种族同质性很高；原地型半城市化地区，部分靠近城市的地区通过接受城市的自然扩张和农村移民，本地的公共行政区逐渐城市化；吸收型半城市化地区，靠近城市或在城市范围内，保留了一些传统习惯和制度，但在行政、政治和社会心理等宏观层面越来越融入城市环境中。
一是东亚地区的城乡融合。Yuan（1964）利用城乡连续体方法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对农业的依赖性、种族异质性、人口流动、文盲和职业构成等变量在预期方向上与城乡连续体高度相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以日本为代表的“Desakota”形态研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乡融合形态。“Desakota”通过便利的运输轴与主要城市中心相连，其商业性农业和非农经济活动比纯农村地区密集得多。“Desakota”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它强调的是城乡生计、通信、交通和经济系统的紧密相连。在这一新兴体系中，很大一部分人口经营着混合家庭经济，跨越城市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部门（Dadashpoor & Ahani，2019）。
二是欠发达地区的城乡问题是城乡不连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地区则表现出明显的城乡不连续。在印度，村庄和中央政府是两个世界，既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也没有相同的文化；在中非铜带上，到镇上的移民的社会制度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移民在部落和城市体系两个世界之间流动（Pahl，1966）。在印度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会明显受到城市的影响，但许多小村庄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模式，这些村庄的居民很少离开他们的居住地，更不用说与城市有任何联系了（Rajagopalan，1961）。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城乡连续平缓的过渡，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过渡更为明显。由于城乡连续体的战略位置及其功能的多样性，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连续体农业用地明显减少，这种下降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会导致人口结构不平衡、城市结构恶化、服务缺乏和分配不良、工业用地占主导地位、牺牲其他用途、环境变化加剧等严峻问题（Abdelkarim et al.，2020）。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城乡不连续性到底是规律使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城市偏见”模型认为，欠发达国家政府将资源倾斜到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低于市场“标准”价格，但由城市流向农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却过高，本质上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发展城市，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严重不连续。通过与发达国家城乡连续体的对比，能够发现欠发达国家在城乡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即便城乡连续体的概念无法很好地适用于欠发达国家，但其背后隐含的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依然值得欠发达国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进行思考和借鉴。
自城乡连续体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就从城乡连续体的基本假设、真实性、实用性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城乡连续体的城市一极的特征主要基于Wirth（1938）的界定，乡村一极的特征主要基于Redfield（1947）的界定，城市一极与乡村一极的特征是否符合假设是质疑者们的重点关注方向。Pahl（1966）就对城市一极和乡村一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他以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城中村为例，抨击将城市中心作为连续体的城市一极的假设，这些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中心，却依然保留着各种“乡村”文化价值观，居民并未实现真正的城市化。Pahl（1966）也反对将乡村看成是农民的居住地，新的乡村包括富有土地的大地主、居住在乡村的工薪阶层、有一定资金的退休城市工人、资本/收入有限的城市工人、农村工人阶级通勤者、传统的农村居民等多种类型人口。在本章看来，Pahl（1966）对城乡连续体的批评恰恰是对城乡连续体的有力证明，不论是“城中村”还是农村人口的新构成，都反映了城乡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共生，正是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人口特征方面的不可分，印证了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的价值。
批评者认为城乡连续体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城乡连续体难以度量。城乡连续体上的变化需要参照其他变量来验证，而这些变量又是复杂多样的，并且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Rajagopalan，1961）。城乡连续体的构建缺乏一个基本标准，这既是时间的限制，也是文化的限制。因此，对城乡连续体的有用性和适用性的混淆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Lupri，1967）。在笔者看来，这种批判已经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攻自破，现有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文献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实证上的划分与测量，包括但不限于人口规模、地理距离、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和社会心理等具体指标。
总之，城乡连续体范式的运用代表西方世界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从城乡对立转变为城乡融合。在城乡二分法下，城乡的差异与对立是共识，对社会构成的认识就是“城市”与“非城市”（乡村）。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析范式下，对城乡问题的认识难免陷入“城市主义”或“乡村主义”的偏见之中。城乡连续体范式则将整个社会看成统一、连续的整体，意味着农村和城市之间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相互对立，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融合关系。城乡连续体的先决条件是农村和城市在质量上没有根本区别，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空间、时间或数量上发生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质的变化。城乡融合下的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意味着城乡转型的结果不是单向的城市化或回归乡村，而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连续体是对城乡融合的社会更恰当的描述。因此，“城乡连续体”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显著的理论性的和系统性的进步，是对传统城乡认识方法的颠覆性改变，超越了过去的静态两极社区类型的概念，既不是旧观念的新标签，也不是对传统城乡二分法的简单修正，而是实际上的完全逆转（Rajagopalan，1961）。越来越多的学者宣称，用“城乡连续体”的概念取代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将促进乡村研究和理论进步（Haer，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