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统计表明，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转折点约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前，经济增长极为缓慢，此后，则进入快速通道。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一转折与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基本上是同步的。正因如此，众多研究才都把工业化与国家崛起联系起来（罗宾逊等，1982；钱纳里等，198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基本已成为各国决策者的普遍共识。不过，恰如罗斯托（1962）指出的，只有超过一定门槛的投资率（至少10%）才能抵消人口增长压力，使人均经济产出显著增加。由此，能否使传统社会不到5%的储蓄率提高到门槛值以上，是各国工业起飞与否的关键。罗斯托曾识别出，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约分别在1783—1802年、1830—1860年、1843—1860年、1850—1873年、1878—1900年起飞。
由于工业化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因此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都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来加速积累。对早发工业化国家来说，海外贸易与殖民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如布罗代尔（1982）曾指出，新大陆的矿产、种植园与奴隶贸易为欧洲工业革命贡献了数量非常可观的资本。虽然如此，农业的作用还是得到了极高的认可。如保罗·贝罗奇（1989）就认为，英国之所以较法国、德国等一些国家更早地发生工业革命，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较后者更早地发生了农业革命（约在1690—1700年），也就是各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顺序相关。根据古典理论，资本家储蓄是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一旦粮食价格上涨引发工人工资上涨，或原料价格上涨引发生产成本上涨，最终都会侵蚀资本收益，使工业生产掉入“李嘉图陷阱”中。除了上述粮食和原料贡献外，加塔克和英格森（1987）还补充了农业的另两个贡献，认为农产品出口不仅能为工业生产中的设备和技术进口提供外汇支持，农业发展的引致性需求还能为国内工业品提供市场。与早发工业化国家相比，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国内外压力下更急迫地选择通过重工业赶超战略加速推动工业化。林毅夫等（2004）指出，这些国家的重工业发展面临建设周期长与资本禀赋不足、设备来源依赖进口与外汇支付能力弱、投资规模大与资金动员能力差等诸多矛盾。因此，在传统二元经济条件下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这些国家农业贡献的规模及社会的组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上述四种传统的农业贡献方式中，粮食贡献要求有尽可能多的产品剩余，原料贡献要求各国根据本国工业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外汇贡献要求各国根据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情况布局农业生产。在基本消费水平稳定的前提下，扩大农产品剩余的主要方式是增产，但实际上，根据基本的消费理论，在能够自主决策的前提下，虽然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在长期中居民随收入的增长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趋于下降，但短期内收入效应仍可能使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因此，增产后的分配与剩余的提高密切相关。最后，对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个体生产者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也很可能滞后于国家的需要。因此，很多国家最终形成了如下农村、农业发展思路：首先在严格调控结构的同时全力推动增产，其次干预产品分配，最后再通过显性税收和隐性不等价交换完成转移。
在上述思路中，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农民利益相容的。但相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的强调，各国早期的农业发展往往是制度和要素驱动的，因此，相对于对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良种及先进耕作技术推广的重视而言，它们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人力资本提升及技术进步有关的投入往往不足，使得各国对农业的支持表现出明显的与要素产出弹性相依的特征，最终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偏向。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储蓄决策、税率及相对交易价格等的干预，在国家选定的工业化战略框架下，很难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因此，最终往往都要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对农村政治发展给予压制，这恐怕是很多后发国家即便选择向西方学习，但政治上都较为保守的原因（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欧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中，根据马克思的观察，在生产要素和产业向城市集中的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统治农村的政治集中。根据上述逻辑，我们可以把各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农村、农业发展中的政策结构归纳如图3-1所示。
图3-1 工业化早期的农村和农业政策
注：该图参考了林毅夫等（2004）。
基于此，也就有了“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的趋向”的论断。但伴随各国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第一，在剥夺政策下，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同时在给定体制下，农业生产力水平释放殆尽，农业的进一步增产面临瓶颈。第二，已有经验表明，在国际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一些大国来说，国内市场需求（特别是庞大的农业部门）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陈佳贵等，2012；黄泰岩和王检贵，2001），如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但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长期受限，农业的市场贡献作用难以实现。因此，从推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角度看，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改进传统政策已刻不容缓。安德森和速水佑次郎（1996）还指出，随着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及农民组织能力的增强，一系列呼吁加强农业保护的政治活动也开始出现，也能使政策改革具有主观上的动力。这两方面条件相结合，将有助于推动农村、农业政策由剥夺转向保护。当然，在工业化有一定的基础后，各国资本积累对农业的依赖也会下降，国家也具备了确保政策转变的财力。由此，也就有了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另一个普遍性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