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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4—2005年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的传播，学术界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悲观的预期。笔者认为，转折点的到来仅仅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劳动力会变成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事实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几十年前就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它们目前所面临的，恰恰不是劳动力短缺的困扰，而是高失业率的困扰。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劳动力资源大国，即便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是短缺的，只是劳动力的稀缺性会增加，实现充分就业仍将是我国要面对的主要政策目标。
当然，自2005年以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但是由于转折点未到，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可以支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动力不足。随着2009年以后“刘易斯转折点”由东至西的逐次到来，我国开始不具备支撑传统增长方式的富余劳动力条件了。因此，在转折点到来之后，我国在新型人力资本培养、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必须具备相当的紧迫性。笔者认为，转折点的到来将使得我国面临如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挑战：
第一，我国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难以适应这一战略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地区高中阶段适龄学生辍学严重，难以成为人力资本存量。据调查，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潜力大的贫困地区，只有20%～30%的学生上普通高中，40%的学生高中辍学甚至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教育绩效不佳，学生不仅没有学到技能，而且丧失了学习能力。农村职业教育并没有让学生学到有用技能，而是使学生大量辍学或“混文凭”，过早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三是成人再教育体系缺乏。随着产业转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些群体未来的就业转型将面临困境，但现阶段的继续教育体系难以承担这一重任。四是大学教育知识与产业发展不适应，造成高学历、低能力，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教育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
第二，工业化、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基础性条件。我国上一轮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以农业现代化滞后为代价的。阻碍农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项制度，影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剧了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竞争劣势。在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无论是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内地工业化加速，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将更加迫切，因为不存在一个区域为另一个区域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低价粮食供给的条件，地区之间争夺劳动力和发展机会的局面还会加剧。
第三，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不容乐观，供求紧平衡格局没有改变。2013年12月10—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提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预计粮食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加，粮食自给率有可能跌破90%，未来可能还会有所下降。但是，粮食安全对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的产业转型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创新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由于由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主导的新增长模式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同时粮食安全对保障城镇化推进和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尽快制定适应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的发展战略。
为应对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到来，我国必须制定人力资本培育国家战略和实施纲要。具体来讲，一是将目前的9年义务教育延长为涵盖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质量提升。二是制订在职劳动者再教育计划，对未来有可能因产业升级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者进行再培训，不仅包括城市就业者，也应包括农民工等在职就业者。三是改革高等教育培养结构，在保留一定比例研究型院校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一批专业性高校，培养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四是制定专业技术评价、晋升和薪酬体系，建立技术立国政策和制度保障。五是放开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机构，形成以企业为主的按需职业培养体系。
一是客观把握农业要素投入变化的新特点，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包括：提高农业要素利用效率，促进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改变以增加土地生产率为主的投入结构，促进化肥、农药等产业的改造、升级与转移；制定和实施与农地经营规模和核心产业相适应的农业机械发展战略。二是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行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强化对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利保护；在坚持家庭经营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多种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规模化、专业化水平。
落实新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对粮食安全保障区域和农户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分。一是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中部地区不仅在我国主粮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第一产业和粮食生产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不仅不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粮食总产出，而且其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未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的空间还非常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提高中部地区主粮安全保障能力，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应当更加向这些地区聚焦，整合各类资金，加大中部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二是提高纯农户继续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的粮食安全保障，必须正视农户分化的现实，制定目的性更强的政策，使纯农户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从粮食生产中获益，包括提高纯农户经营规模，提高规模经营收益；增加纯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补贴，提高农业补贴与粮食提供的关联度；强化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为纯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提供专门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