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与结果

这里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度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及其区域差异。

（一）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

按照刘易斯的原意，转折点可以将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转折点到来前的第一阶段，农村蕴藏着无限多的富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降低，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一个长期稳定的低水平生存工资。在转折点到来之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开始大于零。在这一阶段，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将会降低农业总产出。城市部门要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则需要提高工资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说，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理论判断标准是：在保持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当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由零变为大于零时，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长期不变转为上升时，则表明该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

但是，发展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理论对转折点进行测度时，碰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一方面，在转折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可能大于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作物良种的使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等，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在转折点到来之前也会逐步提高。因此，在现实中无法以“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以及是否存在一个长期不变的农业生存工资来判断。例如，日本经济学家测算了1915—1963年的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在其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边际生产率不仅大于零，而且还保持着上升趋势（见表2-1）。

资料来源：Minami（1968）。

日本经济学家Minami（1968）认为，在转折点到来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上升而不是缓慢的上升；另外，在转折点到来时，投入结构、工资水平与农业生产方式也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1]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判断转折点的准确性，除观察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发生急剧的上升以外，还需要综合观察农业生产其他特征的变化（比如农业工资水平是否出现急剧上升、农业劳动力总量是否出现急剧下降、农业投入方式是否出现明显转变等），将其作为判断转折点的补充依据。

基于上述方法，Minami（1968）测算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发现它在1915—1950年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到了1960年，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上升，因此，他判断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左右到达。 ^[2] 同时，日本的实际农业工资水平在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到了1960年的转折点时，实际农业工资水平也同样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上升，与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在1960年才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另外，Minami（1968）还发现，从1960年开始，日本的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而机械设备和化肥的使用则明显上升。 ^[3] 这些因素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到来。

（二）主要发现与结论

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2003—2012年全国约7万抽样农户的调查数据，寻找自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变动中的急剧上升点，并将其作为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

从表2-2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学术界流行的2004—2005年我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表2-2的数据表明：第一，2003—2005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确实在提高，3年内共上升了46%。2005—2007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继续上升，3年内又提高了33%。但是，2007—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明显下降，3年内仅提高了8%。也就是说，2004年左右，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开始提高，但并没有出现非常急剧的上升。第二，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为109%，年均增幅为13.04%；而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72.8%，年均增幅为20%。与2009年前相比，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而且这个上升比2004年左右出现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因此，从全国总体来看，依据边际生产率这个关键指标的变动状态，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10年前后已经基本到来。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样本计算。

但是，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达到转折点的时间很有可能是不同步的，表2-3中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一判断。在东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35%，年均增幅为15.3%；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78.22%，年均增幅为21.24%。据此判断，东部地区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在中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01%，年均增幅为12.36%；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64.83%，年均增幅为18.13%。对于西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为97.53%，年均增幅为12.01%；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63.17%，年均增幅为17.73%。上述数据意味着，2009—2012年，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没有出现东部地区那么明显的急剧上升，因此，中西部地区可能还有一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存量，但其间其边际生产率的较快上升表明中西部地区正在向“刘易斯转折点”逼近。上述结论与许庆等（2013）及Minami和Ma（2010）的研究结论类似，即东部地区首先到达转折点，并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样本计算。

另外，转折点的到来还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里将进一步考察2010年左右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表2-4提供的数据表明，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样本农户年均购买的机械设备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但是，2003—2009年的增速并不明显，2009—2012年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样本计算。

表2-5进一步反映了不同地区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的增加。从增速看，2006—2012年，东、中、西部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分别增长了80%、114%和159%。从绝对量看，2006—2012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始终高于中部地区的农户。这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倾向，而中部地区由于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富余劳动力，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尽管也在进行，但其速度慢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3》。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对农业生存工资的度量，虽然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可以找到农村雇工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会同时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非来自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不能根据该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来进一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

[1] Minami，R.（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3）：380-402.

[2] Minami，R.（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3）：380-402.

[3] Minami，R.（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3）：380-402. tuY3g/InzwkJBcGjZXcl2jkkDJ2qpbEfj53SBVoyBGPCY2k3J0+Wl8qK1oete6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