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节介绍的作为微系统的平台分析模型,将系统划分为两个层次和六个构成要素。然而这些单个要素并非该模型的解释目标,要解释的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元素和层次的相互依赖表现在记录用户交互的算法、校准内容的服务,以及引导界面架构的商业模式中。每个平台都实施了复杂的编码和品牌策略方案,以塑造特定的在线社交领域。只有通过拆分平台的构成要素,才能看到它们的整体性能。但是,改变界面或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定很难是独立的选择;相反,平台所有者将它们作为战略工具,开辟了竞争平台的利基市场。一个公司将其平台塑造成更大的竞争和协作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在更大的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以及传统媒体的背景下,仔细研究微系统如何相互响应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生态系统最突出的特点是平台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操作性。如果在所有平台上对这六个构成要素进行一致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揭示生态系统中的特定模式。分享、趋势、关注和收藏这些意义不同的按钮功能背后也有共同的逻辑;竞争平台的按钮的通用不仅是一次技术调整,还是流量和渗透用户习惯的战略行动。例如,推特的“趋势”按钮将许多提升用户平台及电视新闻和娱乐等传统媒体整合起来,这个做法深刻地影响了记者的专业实践和其他用户的使用习惯。技术的跨平台集成以及用户和内容的“相塑”让独立针对某一微系统的研究很难展开。
在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中竞争与合作是两种可能产生矛盾的决定性力量。竞争与合作不仅限于公司或管理层面,在技术和用户层面上也相互作用。
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体现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在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中竞争与合作是两种可能产生矛盾的决定性力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竞争主要与网络的公司结构有关,可用以解释商品化的过程。
竞争还与全球信息和通信市场的发展相关联,以描述创新过程(Cowhey&Aronson,2009)。竞争与合作不仅限于公司或管理层面,在技术和用户层面上也相互作用。互惠的数据交换或互斥的编码特征可能最终会形成分配渠道和流量的流动性,或者可以用来定义由谁访问了哪些内容。各国政府和公民确立其政策和法律战略时,必须在相互依存的微系统的整体动态中确定这些模式。
分析特定的平台,然后重新组合其构成要素以发现生态系统中更大的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引发了关于社交形成和社会更广泛的问题。计算机代码和商业模式重新配置了社会规范;反过来,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也会重塑网站的运作方式。平台通过编码以及品牌化的在线社交活动来设计连通性和连接性,但这些过程不会使任何其所涉及的代理保持完整。2013年的用户和所有者与2006年或2002年的不同;商业模式和内容随着管理政策和界面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单一的平台调整都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规范和监管变革方案。这些平台相互占据什么样的私人、公共和企业空间,它们的交集如何影响我们对这些空间的相对概念?各种平台的架构和监管协议如何影响社会的法律规范,影响信任或隐私观?平台如何回应在货币化方案中彼此的变化,以及共享数据的机制是什么?简而言之,这种分析模型并没有揭示在线社交是什么,而是旨在解释平台和社交是如何相互构成的。
研究社交媒体现象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它涉及多种探究角度,每个角度都需要不同的学术专长。如果认真对待上述问题,我们至少需要从信息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经济学、法律和政治传播这六个视角来洞察社交媒体的全貌。这很可能导致每个视角只突出显示该现象的一个方面。信息科学家致力于探索由YouTube或Flickr提供的大型数据集,以便分析和设计算法;社会科学家研究数据以检测用户的行为模式;来自人文学科的学者通常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审视内容和文化形式上;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硕士们关注商业模式;法律学者关注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关注社交媒体对更大范围内的信息秩序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学科的许多观点都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引人入胜的见解。
然而问题在于,每个学科都在各不相容的词汇和方法论的轨道上运行。
研究社交媒体现象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它涉及多种探究角度,每个角度都需要不同的学术专长。如果认真对待上述问题,我们至少需要从信息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经济学、法律和政治传播这六个视角来洞察社交媒体的全貌。这很可能导致每个视角只突出显示该现象的一个方面。
我提出了一种理论方法的结合,部分是实验性的,部分基于已验证的见解,以解决社交媒体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这是一种将拉图尔的技术文化和卡斯特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混合而成的多层次分析模型,可能会引发反对,认为其标准不一致或解释不充分,也有些人因这种方法过于大胆或其折中倾向而提出质疑。然而,正如法律学者朱莉·科恩(Julie Cohen)恰当指出的那样:“任何关于法律在网络信息社会中的作用的严肃研究中,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不是放纵,而是必要的。”(Cohen,2012:20)虽然提出的模型既不完美也不全面,然而我对折中主义的偏爱是有理由的。我需要采用务实的分析方法,一种可以为经济学家、律师、政策制定者和信息科学家提供新视角的模型,通过这种模型可以看到深深根植于争论背后的文化假设和不断变化的规范。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将使用这个多层次分析模型,首先将五个不同维度的单一平台(Facebook、Twitter、Flickr、YouTube和Wikipedia)一一拆解,然后在其相互支撑的环境和赖以前进的连接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组装。通过事后仔细审查平台的构建,我们应该对过去十年中网络社交的演变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单个微系统的总和,更是一个动态的基础设施概念,它可以塑造文化,也会被总体上的文化塑造。这种分析既不中庸也不武断:它引发了与支撑这一生态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关的各类问题。我希望,这次对连接文化的研究能明确网络空间中有关地理和政治的涉及信息控制的重大问题。
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单个微系统的总和,更是一个动态的基础设施概念,它可以塑造文化,也会被总体上的文化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