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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种方法的结合

在研究媒介网络的复杂动态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前者集中在共同发展的人和技术的网络上,而后者则强调经济和法治基础作为网络发展的条件。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开发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支持将平台视为社会技术集合和表现行为的基础设施。行动者网络理论没有对“社会”本身进行研究,而是旨在描绘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解释这些关系如何既具物质性又具符号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它同时承认由机构帮助塑造互动过程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这一过程具有偶然性和诠释弹性。在这个图景中,平台不会被视为构件,而是一组不断运行的关系;所有类型的行动者都将意义归因于平台。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原则,一项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研究引发了诸如以下问题:“哪些机构会被援引?它们被赋予了哪些形象?它们采用了哪些行动方式?我们是在谈论原因及其中介还是关于介质的连接?”(Latour,2005:62)。鉴于这些原因,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审视连接媒体演变形成阶段的社交时,会是一个有用的灵感来源。

尽管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其自身优势,但在分析范围方面也受到限制。首先,拉图尔的观点否定了技术与其社会维度(用户自主性)之间的先验区别。当然我在本体论层面上赞同这种观点,但出于分析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解释它们不可分割但不断变化的关系,区分这些行动者通常是有用的。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很少关注技术和用户建设中的内容或文化形式。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内容和形式是重要因素,正如我们从上面的苹果音乐播放软件iPod示例中学到的:单曲和随机播放可以同时被视为技术、用法和内容的属性。最后,批评者反对说,从技术产生的经济和法律矩阵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几乎无法解释现有的权力结构;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我认为在社交媒体平台环境下,从一开始就将经济和法律结构整合为形成因素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支持者选择组织结构作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他们将平台和数字网络视为机构生产者和个体消费者之间权力关系的表现。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1997,1998)借鉴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将信息网络可以发展成为强大工业参与者这一认识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了理论化。卡斯特(Castells,2009)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认为,Web 2.0充满了主张交流和创造自由的用户和限制用户拥有新技术力量的平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当他建议理论应该确定“具体的社会行动者是权力持有者”并“检视他们的全球网络及其本土运作”时(Castells,2009:430),他的分析更多地涉及机构代理而非用户活动。机构行动者可能涉及参与商业计划(收购、合并)或法律程序(诉讼、监管)的政府或企业,但也可能涉及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对抗权力手段的政治基层群体。控制社交媒体领域的斗争是由称为“程序员”和“转换者”的权力持有者领导的,“程序员”指的是那些为网络和平台编程的人,“转换者”指的是那些有能力连接并确保不同的网络可以合作的人。换句话说,个人、群体和组织都可以抵制权力持有者。

卡斯特关于网络的政治经济学恰恰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经济与法律方面的补充。然而,尽管卡斯特的方法解释了先前存在的权力结构,但他的方法缺乏行动者网络理论解释如何通过技术和运算系统——如用于文件共享的接口或编码系统——行使权力的能力。而虽然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身及其与人类互动的整合提供了必要的分析工具,但卡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又能够直接进入权力运用的制度层面。 此外,尽管卡斯特的理论工具有很多优势,但它永远无法洞察社交:社交媒体的“社交”是什么?平台如何塑造和渗透不同类型的社交?当“权力持有者”声称他们想要使网络更具社交性,而隐私只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规范时,这意味着什么?“程序员”实际上是如何编码社交的,以及用户又是如何抵制或屈从被赋予的定义的?换句话说,仅凭制度权力结构并不能让人们深入了解平台如何与其用户和内容同步发展;经过必要的修正后,仅凭社会技术集合本身也不能解释更大的权力关系对其发展的重要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社会技术层面提供了卓越的见解,但它将其行动者的范围限制为技术和用户,从而忽视了内容和组织结构。就政治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关注的是所有者和用户之间的社会经济权力斗争,但技术和内容很可能会逃过他们的视线。此外,这两种方法都低估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则构成了在这一领域争夺主导地位的支柱。

这让我回到本书的重点:在勃兴的连接文化的背景下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和社交的协同演变。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法各自提供了对平台动态复杂性的部分分析。将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并将这种共生性与其他一些附加元素相互补充,可能有助于多层模型的建立。该模型的第一部分集中于对作为技术文化建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个体平台(微系统)的剖析。这两个层次中的每个层次都将聚焦于三个构成要素或行动者:将平台视为技术文化建构,我们需要密切分析技术、用户和内容;突出平台的社会经济结构属性,我们将仔细审视其所有权状况、管理和商业模式(见图2.1)。

图2.1 分拆作为微系统的平台

在我们系统地将微系统的层次连接到更大的生态系统之前,本书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更详细地描述这六个组成元素中的每一个。 Zna05lec7RWRA1bkfk2tL1bnvgGx4OCqCNy/gNb5KZtch3NfnY3cC73ehpbXo9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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