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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史蒂夫·乔布斯于2001年1月推出iTunes时，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款音乐管理软件，而会把计算机变成数字中心。
八个月后，苹果音乐播放器（iPod）的诞生使一种全新的播放收听唱片音乐的社交习惯具体化了，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索尼随身听所引领的收听体验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在控制终端用户体验方面，苹果公司展示了硬件和软件集成开发的优势。iPod/iTunes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这是自慢转唱片专辑以来，单曲第一次成为音乐录制的首选单元，因为该设备倾向于用户编辑播放列表和随机“播放”，而不是传统的播放形式。换句话说，技术如硬件、软件和设计的发展，与不断变化的用户体验和内容的重新定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事后看来，iTunes和iPod引发了音乐产业的重大转变，包括其传统的盈利模式。在2003年，当MP3播放器还是消费者最受欢迎的产品时，iTunes商店就开启了它的虚拟时代。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遗余力地劝诱音乐界的艺术家、内容生产者和版权所有者加入，以打击像Napster这样的网络音乐软件爆发式的非法下载行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了：每首歌99美分，消费者可以下载任意歌曲到他们的移动设备中，这导致了在线收听的消费文化的转变。在随后的几年里，除了iTunes之外，用户生成内容服务商和在线分销商还包括聚友网（Myspace）（2003）、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2006）、线上音乐分享平台SoundCloud（2007）、谷歌音乐（Google Music）（2011）以及一大批小型平台，这彻底改变了音乐制作和发行的格局。它们不仅相互竞争，而且与传统的音乐产业、艺术家和消费者建立了新的关系。iTunes平台在推出十年后，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流行音乐供应商。
社交媒体所呈现的多层面特性对现有的媒体分析模式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微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很难用单一理论或分析框架来精确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法为分析技术和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它们的结合为启发式模型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这个微系统的短暂历史说明了为什么新技术的开发与用户实践和内容的兴起密不可分，以及平台组织层面的重要作用。如果苹果公司没有同时推动社会经济环境的改革，iTunes和iPod的商业模式和在线“商店”概念——在定制用户资料的同时规范大规模的分销——很容易被证明是失败的。在开发平台的过程中，苹果公司还帮助改变了音乐制作和发行的市场和法律条件。iTunes在许多其他新兴平台中为自己获得了新的利基市场。一个微系统最终对更大的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平台适应了内容制作和发行的创新，其新的商业模式反过来影响除音乐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出版、电视和新闻。
微系统和生态系统的“互塑”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社交媒体所呈现的多层面特性对现有的媒介分析模式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释的那样，现有分析模式倾向于将用户技术交互与组织社会经济结构分开，而这两个层面的密切联系，以及微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很难用单一理论或分析框架来精确描述。启发本书灵感的两种理论方法，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法，为分析技术和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它们的结合为启发式模型的设计提供了依据。该模型包括两个配置：第一个有助于分拆微系统，通过将单一平台分拆为其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平台上的观点结合起来作为技术文化结构和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分拆平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重新组合交互操作平台的生态系统，以便识别哪些规范和机制促进了社会性和创造性的构建。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组合所产生的更大的文化矩阵，那么一种旨在分拆平台和重新组合社交的连接方法就很难成功。平台上的每一次调整都会波及包括现有和新的媒体播放器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iTunes一例就是明证。当然，即使应用了多层分析，它也不可能对整个系统进行彻底的审视，因为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缺陷。然而，如果我们不选择这种综合分析方法，而仅仅将视角限制在一两个特定元素或一两个特定平台和公司，我们就很难把握社交媒体和连接文化的相互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