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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索福克勒斯的其他颂诗（譬如《俄狄浦斯王》的第二合唱歌）引发了诸多争论，却没有哪一首能够比《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更受人钦佩 [2] 。这首颂歌对于人类功绩的列举，语气上似有现代格调，它感染了很多人，以至于任何合唱颂歌选集的辑录者想必都会中意它。
然而讽刺的是，批评家们或许觉得第一合唱歌在一部希腊弦琴诗选集中所具有的位置，要比它在《安提戈涅》本身之中更加不可动摇。尽管这首颂诗作为孤立的作品多受人钦佩，它在将全剧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学者当中所引起的关注却远逊于前者。多数阐释聚焦于它存有争议的结论（第365—375行）并否定前三歌节（strophes）。本文将聚焦于前三歌节，讨论它们如何嵌入公元前5世纪40年代雅典的智识氛围，以及本剧更广阔的语境。将要得到论证的是，第一合唱歌与克瑞翁的关联要较多数阐释者所觉察到的密切得多，并且也对克瑞翁在本剧前段的人物刻画有着重要贡献。
这首合唱歌以一则精心斟酌的模糊论断开篇（第332—333行）：πολλὰ τὰ δεινὰ κοὐδὲν ἀνθρώπου δεινότερον πέλει【“有许多事物是δεινός的，却无一能较人类更甚”】。具有δεινός【形容词阳性单数】属性的事物是“可怕的”（fearful）或“糟糕的”（terrible） [3] 。承受或做出δεινά【δεινός的中性复数形式】之事是一桩严肃事件。但δεινός用于形容人的时候则总体上是个褒义词：在荷马诗歌中，当神或英雄激起恐惧时，他们是δεινός的 [4] ，词组δεινός τ᾽ αἰδοῖός τε是名望的表征 [5] 。在公元前5世纪，形容词δεινός仍被用于指称应受重视之人 [6] ，但它也意味着此人聪颖超群 [7] 。通过把人类比作δεινά的 事物 ，索福克勒斯诉诸这一单词大体上泾渭分明的两面，二者各自对整体意义有其贡献 [8] 。
索福克勒斯很可能是沿袭了埃斯库罗斯《奠酒人》第585行及随后诸行的先例，其开头为：πολλὰ μὲν γᾶ τρέφει δεινὰ δειμάτων ἄχη【“大地产生出众多可怕恐怖的灾难”】。从字面上来看，二者的联系并不算特别紧密 [9] ，但两首颂诗都从对于众多δεινά之事物的一般讨论转向对人的讨论。
在《奠酒人》中，歌队（以隐晦的希腊文）提醒我们，大地、海洋、天空产生出了δεινὰ δειμάτων ἄχη 【“可怕恐怖的灾难”】 [10] ，但是，尽管它们是坏的，“又有谁能形容尽男人鲁莽的骄傲和不计后果的女人的残忍激情呢？” [11] 这组形式上的衬托枚举（priamel）在其高潮指向了凡人所为的可怕之事。歌队提及了男人和女人的罪愆，因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她与埃吉斯托斯的奸情和她在谋杀阿伽门农一事中的参与，是首先浮现于他们的脑海的。此处的信息是清楚的：凡人的邪恶行径既无界限，也无节制。
不管埃斯库罗斯的合唱歌究竟是其来源还是与之相似，它都对《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解读者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本剧的多数评论者都假定，当歌队列举人类的δεινότης【由δεινός衍生出的阴性名词，指代其数重含义所对应的属性与品质】时，他们所想的乃是埋葬了波吕涅刻斯的那个人。因此，这些评论者把《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解读为与《奠酒人》第585行及随后诸行相类似，是在着重描述人类犯下罪行的无限机巧与能力 [12] 。
在第四歌节（第368—375行），歌队所想之人肯定是违背克瑞翁而埋葬波吕涅刻斯的那个人。他们转向不法行为的危险：任何不支持νόμοι χθονός【“大地的律法”】或者θεῶν ἔνορκος δίκη 【“众神以誓言奠立的正义”】者，或者任何出于τόλμη 【“鲁莽”】而追求τὸ μὴ καλόν 【“不美善的事物”】者，都将处于无城邦的状态（ἄπολις） [13] 。歌队明确无疑地拒绝了这个人。他们的措辞当然是讽刺的：歌队没有意识到，是安提戈涅埋葬了波吕涅刻斯；此外，若克瑞翁当真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之中，在这一阶段也定会被视为ὑψίπολις【“在城邦中居于崇高地位”】的人，但他终将代表歌队所谴责的反社会行径。作为读者的我们意识到，如是陈述尽管是正确的，却有着与说话人之所思截然不同的意味 [14] 。
但颂歌的前三歌节秉持着一种不同的语气。它们不强调人或其罪愆的严重性；它们庆祝人的成就：人敢于航行于狂暴的海洋（第334—337行）；人耕种土地（第337—341行）；飞鸟、走兽、游鱼是其猎物（第342—347行）；人凭借诡计战胜了野兽、驯化了马和牛（第347—352行）；人发展出语言并学会了建造城市（第353—360行）；人能医治疾病，唯独除了死亡本身（第360—364行）。
这首颂诗积极的、人本位的特征，对现代读者而言尚且语出惊人，更何况将其与希腊古风诗歌，甚至是索福克勒斯本人所表述的对于人类的公认观点相比 [15] 。《安提戈涅》接下来的那首颂歌以一句εὐδαίμονες οἷσι κακῶν ἄγευστος αἰών 【“那些于生命中未曾品尝苦难的人是幸运的”】（第583行）开篇，进而勾留于更传统的人类弱点的诸方面：当θεῶν τις【“众神中的某一位”】发起袭击时，一个家族无从逃脱（第594—597行）；没有人能胜过宙斯的威能（第604行及以下）；对于未来，我们一无所知（第617—620行）；一旦神将我们引向ἄτη 【“盲目”】，我们罔辨善恶、旋堕灾祸（第620—625行）。剧中稍后（第1155—1172行），第一位报信人对他即将描述的灾祸做出了道德说教：克瑞翁的命数展现了人类时运的脆弱；身居高位却缺乏寻常欢愉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他的道德说教与梭伦在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中所提出的纲领性见解如出一辙 [16] 。
在第一合唱歌中，歌队的确承认了人类尚未寻得逃脱死亡的办法（第361—362行：Αἵδα ...φεῦξιν）并因此，如梭伦（ fr .13.57—60 West）和品达（《皮托凯歌》 3.55—62）那样，为医药这一具体方面和笼统意义上的人类能力设定了限制。但相似性只是突出了占据首要地位的差异性。梭伦残篇13的主导情绪是阴郁的。医生们可以在一些时候医治凡人（第61—62行），但他们的力量充其量是有限的（第58行 τοῖς οὐδὲν ἔπεστιτέλος）【“没有定数许予他们”】，他们经常失败（第59—60行），而无物可将我们救离δῶρα θεῶν 【“诸神的赠礼”】，无论它们是好是坏（第63—64行）。《皮托凯歌3》通篇都在告诫读者不要希求太多：不要渴望并未到手之物（第19行及以下，第59行及以下）。苦难主宰着人生：聪明人从中求取最善，愚者却连体面受难也做不到（第80—83行）。
但索福克勒斯并不是在宣扬人生苦短。人是παντοπόρος·ἄπορος ἐπ᾽ οὐδέν ἔρχεται | τὸ μέλλον 【“计谋多端的：对将至之事没有一件会束手无策”】（第360—361行）。 只有 （μόνον，362）逃离死亡是人所鞭长莫及的，着力点在于“只有”。无可逃避的死亡不是对于人之所不能的陪衬，而是作为人之全部其他所能的陪衬。这一语气的积极乐观是压倒性的。当第四节确乎介绍到更黑暗的议题时，一处简略却清晰的过渡段落（第365—367行）标志了语气的转变，并将第367行及随后诸行的诸种警告与颂歌的其余部分区隔开来。当前三节建立起人类之所能的宏大图景，它们仍然向我们展示了，若屈服于卑下的天性，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什么。第332—364行的光愈是明亮，第365—375行的影就愈是黑暗。
第一合唱歌的乐观主义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甩手不管，简单地否认歌队脑海里有任何特定的想法 [17] 。然而，如果歌队通篇所想皆是埋葬波吕涅刻斯者，那么前三节的盛赞则充其量是无关宏旨的。歌队并不钦佩埋葬波吕涅刻斯的那个人。《安提戈涅》的歌队应当像埃斯库罗斯《奠酒人》的歌队在第585行及随后诸行那样，强调人类的傲慢，可他们并没有。有学者提出，颂歌开篇的几节“从效果上来看，是一个长篇幅的让步从句”，引出了最后一节的警告 [18] 。但希腊弦琴诗通常以重提凡人有死来削弱胜利，却并不颂扬反派。希腊合唱歌根本不会去赞美他们明确谴责的对象 [19] 。
我们当然可以强调δεινός的含糊性，进而以晦暗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整首合唱歌 [20] 。或者，我们可以将第332—364行从全剧分割出去，将其标签为关于人类机巧的一个片段而不对其内容加以太仔细的审视 [21] 。但这两种权宜之计都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要么会矮化颂歌中明显的积极元素 [22] ，要么会将第332—364行作为整体弃置不顾 [23]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第一合唱歌作为残篇的有效性都要强于它作为全剧组成部分的有效性。
如果第一合唱歌与全剧其余部分的关系是成问题的，它与当时雅典的思想潮流的关系则要更为明确。普罗塔哥拉或者至少是普罗塔哥拉式的思想，清晰地存在于这首“人颂”的幕后。强调人类却与此同时缺少对神的强调、人类进步的观念和对政治技巧的强调都指向了普罗塔哥拉 [24] 。
此外，普罗塔哥拉和政府的观念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晚期非常相关。《安提戈涅》可能是在公元前442年上演的 [25] ，而雅典的图里（Thurii）殖民则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43年。尽管具体的日期未有定论，这一殖民地可以确定是建立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的 [26] 。
但图里殖民不仅仅是一桩近事。它是与众不同且引人注目的事件。不像在刻松半岛（Chersonnese）或爱琴海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并非一个为了疏散过剩人口或拓展雅典权威的雅典属地（cleruchy） [27] 。图里是一项泛希腊规划 [28] 。雅典市民仅代表了定居者的一小部分，可能占到人口的十分之一并统治着新城邦的十部落（phylai）中的一个 [29] 。它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所吸引的也不只是一文不名者。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米利都的著名城市规划家希波达马斯就参与其中 [30] 。迪奥多罗斯（12.11）告诉我们，雅典人选择了卡戎达斯（Charondas）作为νομοθέτης【“立法者”】，但蓬托斯（Pontus）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称是普罗塔格拉起草了图里的νόμοι 【“法律”】 [31] 。与此同时，米利都的希波达马斯——尽管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城市规划 [32] ——也有着关于市政组织的想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觉得法律需要持续不断的改进，并主张市民应当因市政改革而获得奖励。这一激进的想法，与推崇稳定的保守信仰相冲突，后来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尖锐批评 [33] 。
诸多细节，尽管模糊甚至矛盾，共同组成了一幅连贯的图景。面对着组织一种新殖民地的问题——这个殖民地不会简单地模仿通常的属地——政体理论在公元前5世纪40年代晚期尤为重要。一旦图里的政体成为一桩公共政策事务，雅典公民定然要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当整个希腊世界的殖民者都参与其中，图里的政体势必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不仅限于雅典。不同传统或许就何人对何事负责而说法纷纭，但皆表明图里的政体激起了当时知识领袖们的兴趣 [34] ，并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安提戈涅》的上演，距离图里创立不过几年。为它颁发头奖的雅典公民们自己就曾为殖民地的建立投过票，也必然——哪怕只是私下里——讨论过它所将采取的形式。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的政体讨论或许就源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 [35] ，可能同样不仅反映了一种对政治理论的公众兴趣，也反映了这种兴趣的激增 [36] 。
第一合唱歌对人、对其能力和其政治技巧的强调，显然引人想起当时广为流行的种种观点，而当时的雅典公民对它们已经特别敏感。但歌队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应该或不该怎样经营一个城邦的问题，政治在前三诗节中也没有扮演主要角色（第354—355行的ἀστυνόμοι ὀργαί【“持守城邦的性情”】是唯一一处对政治的提及）。歌队概述了人类的成就，而在这一主题中政治只是一个单一的部分。在之前的一场中，克瑞翁已经扼要勾勒了他预备施行的原则（第175—191行）。然而，图里和普罗塔哥拉至少是暂时地将政治与“进步”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关联有助于将这些诗节与剧中的行动联系起来。克瑞翁断言他将无畏地追求城邦的最佳利益（第182—191行）——这一观点中城邦占据绝对优先的位置，将城邦这一理念合乎逻辑地贯彻到底。当歌队以普罗塔哥拉式的语汇赞美人类的成就时，克瑞翁高调的无私姿态可能并不是开篇三节的“主题”，但它已然为歌队提供了出发点 [37] 。
虽然如此，如果说克瑞翁的理想准则合乎政治理论或者关于人的颂歌，却并不适合克瑞翁作为一位实际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他的地位实难维系，他的立场引出了他自己的弱点，并为他从一名改革者向一位僭主式独裁者的可悲转变提供了背景。
随着剧情的推进，克瑞翁变得愈发寡变通、重独裁，最终成为一名一意孤行的僭主，专横独断，对良谏充耳不闻 [38] 。克瑞翁在第175行——其首篇演说的第13行——及以下，就展现出了一种颇合乎僭主身份的态度：首要事项并非城邦福祉，而是他自己适于统治。此时他的专断孤行恐已初露端倪 [39] 。
但克瑞翁在这一演说中的表现是出色的。一个世纪以后，当抨击埃斯基涅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时，德莫斯提尼仍会将其与克瑞翁在第175—190行所表明的绝对无私相对比 [40] 。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那些有影响力的索福克勒斯作品的解读者们所接受的是一幅理想化的图景，然而在当时，阿里斯提得斯的公正与伯里克利的廉洁实属例外，也成为两人权威的主要来源 [41] 。第175—177行处的 gnome 【警句、箴言】重申了七哲之一、普里埃内城（Priene）的比亚斯（Bias）的名言：ἀρχή ἄνδρα δείξει 【“公职将彰显一个人的本质”】 [42] 。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0节，伯里克利表达了与克瑞翁在第178—190行同样的基本观点：对于市民而言城邦是所有福利的根基，因此远比任何个人更重要 [43] 。此时，即便拒绝埋葬波吕涅刻斯也并非明显失当 [44] 。在把公众利益置于私人关系之上一事中，克瑞翁遵从了当时最优的原则。他采取了一种进步的立场，而正是这一立场——并非那位埋葬波吕涅刻斯者的机巧，才激发了随后那首合唱歌的开篇。
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的政体讨论提供了判断克瑞翁的转变的一种尺度。奥塔涅斯（Otanes）以如下措辞总结了他反对君主制的讼 辩（3.80.5）：τὰ δὲ δὴ μέγιστα ἔρχομαι ἐρέων· νόμαιά τε κιτέειπάτρια καὶ βιᾶται γυναῖκας κτείνει τε ἀκρίτους【“而我将开始讲述他最恶劣的行径：他废止祖宗之法、强奸妇女、未经审判即杀戮”】。当克瑞翁松动了他的顽固态度而试图救出安提戈涅时，他尚未侵犯任何女性，但他已在没有正式庭审的情况下宣判了至少一人（即安提戈涅）的死亡ἄκριτος【“未经审判的”】，并已改变了τοὺς καθεστῶταςνόμους【“业已奠立的法律”】（第1113—1114行，另见于第191行）。因此，统而言之，他符合奥塔涅斯悲观地指派给僭主的角色 [45] 。
但作为僭主的克瑞翁仅在剧中的晚些时候才变得显著。在第一场中，克瑞翁所体现的是ὁ μόναρχος【“君主”】的一个非常不同的面向。大流士为君主制辩护（《历史》3.82），他第三个发言，说服了七位共谋者中的大多数（尽管并未说服希罗多德及其受众），进而赢得了辩论 [46] 。据大流士所言，寡头制和民主制都将发展为君主制。
克瑞翁恰恰体现了通向君主制的这两种路径。寡头制劣化为残忍的“内乱”（stasis），而埃特奥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两兄弟之间的“内乱”刚刚将一支敌军带引至忒拜城门前，留下克瑞翁作为一城之主。另一方面，民主制所导向的不是“内乱”，而是κακότης【“腐败”】和φιλίαι ἰσχυραί【“强大的友谊”】，即会让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回避法律的那种关系。在剧情早期克瑞翁夸示地将城邦置于家庭和朋友之上时，他反对这种倾向，选择了阿里斯提得斯（或者说至少是阿里斯提得斯的公众形象）而不是塞米斯托克利斯作为其典范 [47] 。克瑞翁在这样高尚而理想化的姿态下，可能恰恰代表了大流士所描绘的理想君主。这种相似性恐非偶然，而索福克勒斯也大概对希罗多德的篇章烂熟于心 [48] 。
传统僭主歪曲νόμοι 【“法律”】以媚私欲 [49] 。但克瑞翁并没有因为粗鲁地追求身体欲望而发展成为一位僭主。他的准则太严格禁欲，也太固执不屈。相比于νομοφύλαξ 【“法律的捍卫者”】，他更是νομοθέτης【“法律的奠立者”】 [50] ，他宣布城邦至上，它比恐惧或其他任何私人感情都更重要（第178—190行）。他宣称，这些是他将用以使城邦繁荣的那种νόμοι 【“法律”】（191：τοιοῖσδ᾽ ἐγὼ νόμοισι τήνδ᾽ αὔξωπόλιν）。当克瑞翁下令曝尸波吕涅刻斯时，他正是遵行着在第178行及随后诸行所阐明的原则（参见第192行的ἀδελφὰ τῶνδε 【“（已经遣使知会）两姐妹这些事情”】）。他自觉地阐释和更改城邦的νόμοι【“法律”】 [51] ，是一种不同的僭主：那种过分相信自己才智的人 [52] 。
普罗塔哥拉是这背后的一支主要力量，并可能已使自身成为这一时代政治理论的代名词。从一开始，克瑞翁就宣布，他将作为一名统治者志在必得地拥抱ἄριστα βουλεύματα 【“最佳的决策”】（第179行）。管理一座城邦的问题是贯穿此剧的主要议题。在一段较长的针对海蒙的谴责中，克瑞翁断言，一位统治者无论对错人们都应当服从他（第666—667行）。对比于πειθαρχία 【“服从命令”】之使城邦存续，没有什么比ἀναρχία 【“不服从”】更糟（第672行及以下）。当海蒙做出回答时（第683行及以下），他辩称若他的父亲能多加变通则将更有效地统治城邦。以名词εὐβουλία 【“好的决策”】和δυσβουλία 【“坏的决策”】为例，它们在《安提戈涅》中出现了四次，却未见于索福克勒斯的其他作品 [53] 。这样的措辞着实引人联想：若柏拉图是可靠的，普罗塔哥拉把他的主要论题总结为εὐβουλία，而且这位智术师很可能与这个普通术语有着格外紧密的联系 [54] 。
歌队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都是支持克瑞翁的：在第二合唱歌中（第582行及以下），他们立刻谴责并哀悼安提戈涅。在他们眼中（第781行及以下），是爱欲迫使海蒙支持安提戈涅。克瑞翁粗暴地对待看守人一事固然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他在随后的严厉，但他的表现不应被过度强调。席间坐满了老兵的雅典观众深知，当守卫没能合格履职时，惩罚是迅速、明确且必要的。当然，克瑞翁在第223行及随后诸行中对看守人的表现是严厉的，并且他迅速地假定他人怀有最卑下的动机 [55] ，但这些行为主要是在为僭主克瑞翁铺路。当歌队演唱第一合唱歌并应和普罗塔哥拉关于政府的观点时，他们是把克瑞翁——这位进步又高尚的统治者——与当时的进步观念相联系的。
但是，这部戏剧当然没有在第一合唱歌之后立即收场。灾难还在等着克瑞翁。颂歌中的乐观主义强化了最终的反转。但如果第332行及随后诸行是指向克瑞翁的，没有理由将这种积极的语气从阐释中移除，亦无理由轻视颂歌的任何部分：最初的前景愈是光明，最终的陨落则愈是冷酷无情 [56] 。
第一合唱歌至少同时在沿着两个方向运动。首先，颂歌选取并展开了政治这一主题，重述了之前一个场景中的主要发展。如果说克瑞翁是笼统地向统治城邦这一具体问题发起攻势，那么歌队则将政治置于当时一般的智识背景之中，将高尚的统治者与普罗塔哥拉所代表的进步思想者（至少是表面上如此）关联起来。在三个历数人类成功的积极诗节之后，最后一节以其更为沉暗的语气，让人想起能够侵袭政治成功的人类弱点。从胜利到危险的转变平行于从克瑞翁最初理想化的演说到有人违背克瑞翁法令一事被披露之间的转变。然而，与此同时，颂歌的结论预示着克瑞翁最终作为城邦中被遗弃者的身份。从理想化向黑暗的转变，指明了克瑞翁在这部戏剧中的个人发展。
如本篇解读所言，第一合唱歌作为一个整体作用于全剧。但如果这一解读能使第一合唱歌与全剧融为一体，它亦提出了有关索福克勒斯和其时代思想潮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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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钟一鸣，伦敦大学学院古典学系博士生）
[1] Gregory Crane，“Creon and the ‘Ode to Man’ in Sophocles’ Antigone ” ，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92（1992），pp.103–116.
[2] 译者按：Jebb和Kamerbeek的评注本在征引时仅以评注者姓名指代。为便读者检阅，现将作者在本脚注里所征引的文献集中整理为“征引书目”附于文后；对于原文中未作翻译的古希腊文词句，附译者所作之中译，以方括号标示，谨供参考。
[3] 有关δεινός在此诗中的综合讨论，参见Friedländer 1934及Segal 1981，p.441 n.4。
[4] 愤怒的神与英雄，或食人的怪物是δεινός的：阿瑞斯（ Il ，17.212）；斯库拉（ Od .12.119）；阿波罗在被特洛伊人激怒（ Il .4.498）或是追踪帕特洛克罗斯时（ Il .16.790）是δεινός的；奥德修斯警告他的部下，称赫利奥斯是一位δεινὸς θεός【“δεινός的神”】（ Od .12.323）；帕特洛克罗斯提醒涅斯托尔，称阿基琉斯是一位δεινός的、令人敬畏的人；在与求婚者的战斗后，奥德修斯是δεινὸς δ᾽ εἰς ὦπα ἰδέσθαι 【“看起来δεινὀς的”】（ Od .22.405）。
[5] 在《奥德赛》第8卷第22行，这一短语形容的是奥德修斯，是时他的外表被雅典娜改变；在《伊利亚特》第3卷第172行，海伦把它用于普里阿摩斯；伪装的奥德修斯撒谎说，自己在克里特家道殷实，自称曾是δεινός τ᾽ αἰδοῖός τε μετὰ Κρήτεσσι 【“在克里特人当中δεινός且受敬重”】（ Od .14.234）。
[6] 在索福克勒斯的其他文本中，埃阿斯于其巅峰时是δεινός的（ Ajax 205–206 ὁδεινὸς μέγας ὠμοκρατὴς / Αἴας）【“δεινός、孔武、勇猛不逊的埃阿斯”】，一如阿瑞斯/战争（ OC 1065）。另参见Aesch. Pers .28，40；Eur. Bacch .861（狄奥尼索斯将这一形容词用于自己）。
[7] 参考如下索福克勒斯的用法：一张面孔可以是δεινός/可怕的（fearful）（fr.865 Radt: δεινὸν τὸ τᾶς Πειθοῦς πρόσωπον）【“说服女神的面容是可怕的”】，一个人可以是δεινός可怖（fearful）于眼目的（ OC 141：δεινὸς μὲν ὁρᾶν，δεινὸς δὲ κλύειν）【“可怖于目睹，可怖于耳闻”】，但当直接用于人时，δεινός通常表示在“聪明”（clever）意义上的“令人敬畏”（formidable）。它有六次是用于形容一位说话者的聪明： Αnt .1046； OT 545； Phil .147（此处，涅俄普托勒摩斯讽刺地想起了奥德修斯在第130—131行的警告）； Phil .440； OC 806，1065。它有一次是用于形容一位熟练的雅典战车御者： El .731。
[8] 可与狄奥尼索斯相比较，后者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伴侣》第971行以玩弄δεινός的双重含义来奚落彭透斯：δεινὸς σὺ δεινὸς κἀπὶ δείν᾽ ἔρχῃ πάθη 【“δεινός之人啊，你这δεινός之人，你正迎向δείνη的苦难”】。
[9] 词组πολλὰ καὶ δεινά【“（以及）诸多糟糕之事”】是希腊散文中的常规表达，用于描述某人做出或遭受的糟糕之事，例如：Plato Crat .395D， Symp .197B， Alc2 138C； Isaeus 7.4；Demosth. De Corona 271， Or .19.3，9，91，189，240，257； Or .21.20，36等（共计21项）；Xenophon Anabasis 2.3.13， Cyr .7.1.40。
[10] δειμάτων是与ἄχη搭配的限定属格（defining genitive），参见Garvie对此处的评注。
[11] 第595—597行：ὑπέρτολμον ἀνδρὸς φρόνημα τίς λέγοι | καὶ γυναικῶν φρεσὶν τλημόνων| παντόλμους ἔρωτας.
[12] 参见Jebb：“歌队未曾料想，居然会有人冒着死亡的风险去埋葬那具尸体（220）。但这一行为确实发生了，并且没有留下一丝痕迹（252），而克瑞翁迫使猜测此事乃诸神所为者噤声（278）。这一系列思想在此颂歌中继续。它的主题是人类的胆量、创造性，以及顺乎其福祉的结果。”类似讨论另见于Bowra 1944，pp.84–86；Scodel 1984，p.55。
Burton（1980）颇花了一些篇幅来讨论第一合唱歌（pp.95–104），并假定歌队脑中所想的是埋葬波吕涅刻斯者的δεινότης（p.95）。在他看来，颂歌的前三节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例子（p.97）。他最终断言，据他的解读，第一合唱歌与全剧余下部分“有着紧密关联”，但在总结这种关联时他全然聚焦在了第四节（p.98）。
[13] 关于ὑψίπολις和ἄπολις的模糊性，除了各评注家以外，可参见例如Bona 1971和Knox 1982，pp.31–32的讨论。
[14] 关于此处的讽刺性，参见Gellie 1972，p.37。
[15] 参见譬如Opstelten 195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Müller 1967，p.87，后者主张，第一合唱歌反映了希腊古风诗歌的公认观点。
[16] 可比较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30节及之后，梭伦有关最幸福的凡人的选择和他给克洛伊索斯的建议——在任何一个人的死亡来临之前都不要认为他是幸福的。
[17] 譬如Pohlenz 1930，p.202；Linforth 1961，p.198：“在对于人类成就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确定地讲，这里并没有明显提及具体某个人。剧中没有人表现出了这里所描述的任何创造力或独创性。”另参见Kamerbeek p.13。
[18] Linforth 1961，p.199，与之呼应的有Segal 1981，p.441 n.3。
[19] Whitman（1951，p.91）认为整首合唱歌实际上是关于安提戈涅的。这就成全了起首一节的积极力量，因为安提戈涅——在整部戏剧的语境中——是值得嘉许的。然而，歌队并没有在悲剧的之后部分支持安提戈涅，并且对于谁是罪犯全无头绪。在如是解读之下，这首颂歌是讽刺性的，因为歌队由此赞扬了与他们以为自己所赞扬者截然不同的事物。可是，这就使得歌队此时究竟认为自己在讲什么的问题悬而未决。
[20] 譬如：Ronnet 1967；Nussbaum 1986 p.73 ff.。
[21] 参见第30页注④。
[22] Nussbaum（1986，p.73）直截了当地评论称“歌词的表层文本”是积极的，但辩论说，当我们把这部悲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我们就削弱了这个幸福的故事”。
[23] 于是，Reinhardt（1943）、Knox（1961，1964）和Winnington-Ingram（1980）很少或未曾试图把第一合唱歌与全剧作为整体联系在一起。但是参见Whitman 1951，他确实尝试着调和前三节与第四节。
[24] 参见Morrison 1941，pp.13–14；Burton 1980，pp.100–101。
[25] 有关演出年份，参见Kamerbeek 36；Ehrenberg 1954，pp.135–136。这一具体的年份判定的根据乃是记载于“剧情梗概”（Hypothesis）1末尾的掌故：由于《安提戈涅》这部戏剧，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40年被选为将军。将军们是在大酒神节之前选举的（因而公元前440年被排除在外），而在公元前441年是欧里庇得斯获得了头奖。《安提戈涅》的演出和索福克勒斯的στρατηγία 【“担任将军”】间的因果关联是存疑的，但暗示着这种因果关联的时间关联则是更有可能的，而这则掌故确实为《安提戈涅》于公元前440年不久前上演一事提供了合理证据。对这桩轶事持怀疑态度的讨论，见于Lefkowitz 1981，pp.81–83。
[26] 有关图里的进一步参考文献，可见Kagan 1969，pp.154–169，n.19。
[27] 参见例如Meiggs 1973，pp.260–262。
[28] Ehrenberg（1948）主张，泛希腊主义只是为了一次帝国主义行动采用的伪装（对此参见Kagan 1969，pp.162–163），但是这一殖民地的泛希腊面向是足够清晰的。
[29] 有关图里的十部落，参见Diodorus 12.11.3；Kagan 1969，p.163。
[30] 根据赫西基奥斯（Hesychius）的词条Ἱπποδάμου νέμησις 【“希波达马斯的份地”】（= 39 A 3 DK）：οὗτος δὲ ἦν καὶ ὁ μετοικήσας εἰς Θουριακοὺς Μιλήσιος ὤν【“这位米利都人（译者按：指的是希罗多德）也参与了图里的殖民”】。另参见饰词Θούριος【“图里的”】，古代注疏家在Aristoph. Equites 327（=39 A 4 DK）处把这一饰词用在了阿里斯托芬身上。
[31] 参见Protagoras 80 A 1 DK（= Diog.Laert.9.50; Heraclides Ponticus fr .150 Wehrli）：Ἡρακλείδης ὁ Ποντικὸς ...καὶ Θουρίοις νόμους γράψαι φησὶν αὐτόν 【“彭托斯的赫拉克利德斯……称他（即普罗塔哥拉——原注）曾为图里撰立律法”】。
[32] 参见Castagnoli 1971，pp.65–72。
[3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8b；有关νόμοι ἀκίνητοι【“稳定不变的法律”】，参见Braun 1953。
[34] 参见譬如Muir 1982。
[35] 参见Powell 1939，p.36；Evans 1981，p.84。无疑，如果《安提戈涅》第905—920行是真实可靠的，索福克勒斯便是在呼应英塔普列涅司（Intaphernes）妻子的故事（Herodotus 3.119），这一故事是紧接着政体辩论而出现的（3.80–82）。这表明，希罗多德《历史》的这一部分在《安提戈涅》上演的时代是广为人知的。
[36] Morrison（1941）强调了希罗多德的政体讨论和普罗塔哥拉之间的可能关联。
[37] 其他学者留意到克瑞翁和这首颂歌之间存在可能的关联，参见譬如Morrison 1941，pp.13–14。Goheen（1951，pp.53–56）诚然强调颂歌——尽管有所保留地——支持了克瑞翁的地位，但是他使用了常规的观点并把颂歌的开头与埋葬之事相关联（p.54）。Lesky（1972，pp.196–197）指出，颂歌与克瑞翁之间的联系要多于其与埋葬波吕涅刻斯者之间的联系，却并没有详细展开。他或许想表达，第四节更准确地适用于克瑞翁，但他并没有区分歌队所以为的真实和实际上存在的真实（而克瑞翁终将成为第四节所针对的反面人物）。Segal（1981，p.152）注意到，这首合唱歌“似乎……支持克瑞翁的地位，他作为智术师启蒙之世俗理性的化身而出场”，但进而得出结论称“再无论断能去真相更远”，指出“接下来的行动否定了颂歌所赞扬的几乎全部成就”。
[38] 参见Podlecki 1966。克瑞翁确实有辩护者，比如，Calder III 1968，pp.389–407；Hogan 1972，pp.93–100。
[39] Winnington-Ingram 1980，pp.124–125.
[40] Demosthenes， De falsa legatione 247.一些学者抨击克瑞翁的演说：Podlecki（1979，p.59）称之为“浮夸又冗长的陈述”，旨在从一开始便向我们展示克瑞翁的为人。但德莫斯提尼对于这篇演说的使用当使我们保持警醒，不要过度强调其中的负面元素。德莫斯提尼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显示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在雅典人看来总体是令人钦佩的。关于这一点，参见Knox 1964，p.181 n.52; 1982，p.15，n.14。
[41] 参见Knox 1964，pp.84–86，他辩称，没有人会公然把个人关系置于城邦利益之上。但是，一位贵族（比如客蒙）与其他希腊城邦中的同阶层者间的相似性，要大于他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的相似性。这恰恰解释了客蒙在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中施以援手的原因（Plut. Cimon 17）。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克瑞翁那种以城邦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会显得粗糙又庸俗。在天平的另一端，城邦公仆们显然是顾及自身利益的。可以留意Plut. Aristides 2.5–6中塞米斯托克利斯和阿里斯提德斯的对比；另参见 OT 249–251中的俄狄浦斯。伯里克利例外的正直（Thuc.2.65），反映出其同侪的情形，在程度上并不亚于他本人。关于公元前5世纪不尽然理想化的雅典政治现实，参见Connor 1971。
[42] 此句被引用于Aristotle Eth. N.5.3（=1130a1）。
[43] 可与Democritus 68 B 252 DK比较。
[44] 对此参见Rosivach 1983。
[45] 留意《酒神女伴侣》中的彭透斯，他以立即处死威胁那位神秘的陌生人（第239—241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但是他暗中监视酒神女祭司的淫亵倾向招致了他的灭亡。更为惊人的是，尽管狄奥尼索斯刚刚抵达忒拜，特瑞西阿斯却把狄奥尼索斯的宗教作为一种πάτριος παραδοχή【“祖制”】（第201行）来为其辩护。随后，在歌队口中，抵制一种新宗教的彭透斯也似乎在攻击业已奠立的习俗（第890—896行，另参Dodds的注释）。
[46] 有关希罗多德对 tyrannis 的态度，参见Stahl 1983。
[47] 参见第37页注释②。
[48] 如果我们采信其真实性，《安提戈涅》第905—920行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还有另一处细小但耐人寻味的证据可能表示这场波斯辩论是萦绕于索福克勒斯脑海的：简单的词组ἄριστα βουλεύματα【“最佳的决策”】出现于希罗多德3.81.3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179行，却未见于其他任何古典文本中。Podlecki（1966，pp.365–367）讨论了波斯辩论和《安提戈涅》之间其他的平行措辞。
[49] 这大概是奥塔涅斯在希罗多德《历史》3.80.5处所想的。欧里庇得斯在《请愿妇女》中描写得更为明确：僭主并不持守νόμοι | κοινοί【“公共的法律”】（第430—431行），却翦除有活力的年轻人（第442—446行）并强迫出身自由的女性服务于他的享乐（第452—455行）。有关僭主欺凌年轻女性的情况，另见于欧里庇得斯《请愿妇女》第945—948行。
[50] Jebb对第177行的讨论便持此论。
[51] 尤其参见第1113—1114行。
[52] 参见例如欧里庇得斯《请愿妇女》第216—219行忒修斯对于阿德拉斯托斯的尖锐批评。另应留意《酒神女伴侣》中具有争议的提法（第266—271行，特别是第424—432行），这里似乎将彭透斯比作某种智术师式的僭主，虽然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体现出多少智识上的自觉。
[53] δυσβουλίαν，第95、1269行；εύβουλία，第1050、1098行。来自εὐβουλ- 或δυσβουλ的其他合成词此外仅有《俄底浦斯在科罗诺斯》第947行的εὔβουλον。
[54] 如是表述见于柏拉图《普罗塔格拉》318E：τὸ δὲ μάθημά ἐστιν εὐβουλία περὶ τῶνοἰκείων，ὅπως ἂν ἄριστα τὴν αὑτοῦ οἰκίαν διοικοῖ，（319A）καὶ περὶ τῶν τῆς πόλεως，ὅπως τὰτῆς πόλεως δυνατώτατος ἂν εἴη καὶ πράττειν καὶ λέγειν.【“这种教学是关于家庭与城邦的最佳决策：关于前者，是如何最好地管理他的家庭；关于后者，是如何在行动和言说上都成为城邦事物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55] 参见例如Goheen 1951，pp.14–19；Winnington-Ingram 1980，p.126。
[56] 希腊悲剧的读者必须在头脑中同时考虑到一出悲剧的所有组成部分；一种特别容易产生的倾向是将角色均质化、将剧中的发展扁平化，因而削弱了戏剧性。一部统一且连续的戏剧，可以从大为不同的诸多视角向其观众去呈现某些相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