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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让朝我家走来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正在巷口无聊地追逐自己的影子，发现无论我动作多快，右脚永远踩不上右腿的影子。正在不甘心地胡乱踩踏，就见一片黑影叠加在了我的影子上，抬头一看，是个年轻的藏族人站在我面前，问道：“强巴家住在这里面吗？”还没等我问“谁是强巴”，藏族人就惊喜得“啊嘘”了一声：“像得很嘛，你和你阿爸。”又说他是从沁多县来的。我转身就跑：“阿妈，阿妈。”母亲出现了。年轻藏族人递过来一封信，就在母亲看信时，他从马背上抱下了一个藏族小孩。那孩子扎着红腰带，把皮袍全部堆在腰里，露出两只精赤的臂膀，头发披纷而下，红铜色的脸上皮肤显得很厚，就像戴了一层面具。他一手拽着垂下来的马鬃，一手拉着年轻藏族人同样下垂的皮袍，怯生生地望着我们。
母亲看了信就有些泪汪汪的，上前摸着小孩的头说：“这就是才让吗？”才让忽地抬起头，眼睛星星一样眨了一下。年轻藏族人说：“才让的耳朵关门啦，舌头变硬啦，听不见也说不出啦。”母亲说：“我知道，他是个聋哑人。信上说你是县政府的通信员果果，麻烦了，跑了这么远的路。”果果汉话不怎么流利，但表情达意足够了：“不是我跑，是马跑，公家养活我就是为了送信，不麻烦。”母亲又问：“他现在是副县长了？为什么改名叫强巴？”“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好着吧？”果果惊讶地问：“信上没说吗？”“说了说了。”“那就对啦，话是虚的，字是实的，姐姐看信就知道啦。”母亲让他去家里坐，他执意要走，说他来西宁每次都住在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去晚了就吃不上饭啦。要是有回信或者有什么东西带给强巴副县长，他明天上午来取。又叮嘱道：“才让就留下啦，他今天就吃了拇指大的一块馒头，姐姐摸摸肚子就知道啦。”在果果拉马离开时，才让下意识地跟了过去。母亲上前牵住他的手，对我说：“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大，看上去差不多。”我凑过去想跟他比个子。他吃惊得后退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阵风吹来，我的鼻子里顿时灌满了浓浓的酥油味。
这是一个星期天，已经下午了。斜射的阳光把小巷分割成了阴阳两半，风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才让走在阳光里，望着两边高高的土墙和前面深深的门洞，好几次都想停下来。母亲牢牢攥着他的手说：“你第一次来西宁吧？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后来才让告诉我，他当时忐忑极了，就像一只小羊闯进了陌生的羊群。不不，他比小羊更不幸，小羊在陌生的羊群里会高声咩叫着寻找母羊和熟悉的伴侣，他却只能一声不吭，连表示一下疑惑都不可能。他来自草原，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所有迎面而来的，对他都是无法判断优劣好坏的巨大未知。
我们进了院门，又进了我家居住的南房。姥姥惊讶得叫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娃娃，你怎么领进来了？”姥爷说：“别紧张，人家又不是来吃来喝的。”母亲说：“不吃不喝来家里干什么？”姥爷姥姥包括我都愣住了。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渐渐凸显的饥荒让谁也无法轻松面对家中来客这件事，连不到五岁的我都本能地有了沉甸甸的压力。大人们都说我聪明，聪明在这个时候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本来就吃不饱的食物又要从我们嘴里扒拉出去一些了。母亲又说：“他阿妈死了，洋洋他爸也差一点死掉。”然后拿着信念起来，还没念完，姥姥就哭了。她是一个谁死都会哭的人，何况是一个救了父亲命的人。她捯动着小脚过去，一手抱住才让的头，一手摸着他的光脊梁：“没娘的娃娃太孽障（可怜），大夏天还穿着皮袍，光身子上连个衬衣也没有。”说着又哭。母亲也抹起了眼泪。姥爷长叹一声说：“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我那时还不理解父亲信中的话，也不理解大人们的眼泪，只觉得家里来了一个小藏族人，他已经没有阿妈了。我警惕地想：是不是他没有了阿妈，就来这里找阿妈？这里的阿妈是我的阿妈。才让一看姥姥摸他的光脊梁，就懂事地把堆在腰里的皮袍提起来穿在了身上，而且像汉族人一样两只胳膊都套进了袖子。姥爷说：“别看他又聋又哑，心里明得像镜儿。”我走过去，站到姥姥跟前，想着姥姥的手也会放在我的肩膀上，但是姥姥没有。我于是解扣子脱衣服，也想露出光脊梁来。姥爷立刻制止了我。我哼一声，不服气地望着才让，突然看到他腰里吊着一把小藏刀，刀鞘是彩色的，刀柄是白色的。我走过去摸摸小藏刀，才让躲开了。
这天晚上，姥姥用一个小铁碗从面缸里挖出了一碗半面粉。一碗是平时全家四口人晚饭的用量，加一些蔓菁，煮一锅拌汤，一人足有两铁勺；半碗是专门给才让的。母亲说：“不够吧？他一天没吃了。”姥姥朝面缸里面看了又看，又挖出一点来说：“多放些蔓菁。”姥爷说：“不知道这娃娃吃不吃蔓菁，藏族人是要吃肉的。”姥姥说：“天上的事情别说到地上，再早两年，我能天天让他吃杂碎啃羊头。”吃饭时，大人们都忐忑不安地盯着才让。也许是饿了，才让吃得很香。大家松了一口气。姥姥说：“他只要吃蔓菁就好。”我看到才让碗里的比我碗里的稠，就说：“我要吃这个。”母亲打了我一下：“你吃你碗里的。”姥姥喝了两口自己的拌汤，把碗放到我面前说：“洋洋，这半碗也是你的。”饭后，母亲开始翻箱倒柜寻找衣服，几乎把我换洗的衣服包括衬衣衬裤全部翻了出来。我拿了这件又抓起那件：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母亲夺过去说：“洋洋，懂事些，不能让才让光身子上裹皮袍，穿了热，脱了冷，没有衬衣和外衣怎么行？”才让知道在说他，一眼不眨地盯着母亲的嘴。母亲又摸摸他蓬乱的头发和结了垢痂的耳朵后面，进厨房烧水去了。洗澡的时候，母亲要脱才让的皮袍，才让躲闪着。母亲说：“洋洋，你也脱。”我转眼精赤了，站到木盆里往身上撩水。才让看着，虽然还有些畏葸，却没有拒绝母亲解开他的皮袍腰带。后来我知道，这是才让第一次洗热水澡。
接下来，才让遇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住在房子里，第一次睡炕，第一次穿上衬衣衬裤，第一次盖被子，第一次需要去厕所方便。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睛上，看别人怎么做，尤其会盯着我，我的所有举动对他都是一种示范。可我并不喜欢这样，不止一次地说：“你别学我。”母亲说：“为什么？”我噘着嘴说：“他是外人。”母亲失望地说：“你咋是这样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在我对才让的排斥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嫉妒：凭什么他得到了大人们那么多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我？有一种可以用残忍来形容的优越和歧视：你不会说话，我会；你的耳朵是摆设，我不是；你没有阿妈，我有；你没有衬衣衬裤，我不仅有还可以多出来让给你。但才让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懊恼地发现，其实他拥有的比我更多，我甚至都不能跟他平起平坐——他有比我更明亮的眼睛，有比我更强壮的身体，有一件穿上去像个小大人的皮袍，有一双皮制的小靴子，有一种迅速理解对方的聪明和一学就会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股酥油味，皮袍上有，头发上有，肌肤上有，就算浑身上下洗了一遍，依然会浓浓地散发出来，好像他是一个被酥油孕育的生命、一个从温热的酥油河里捞出来的孩子，那种甜丝丝的腥香浸透在骨头中和血肉里。我喜欢酥油味，我恨我没有酥油味，更恨才让拥有酥油味。我问母亲：“才让为什么到我家？”母亲说：“你以后就知道了。”“才让什么时候走？”“不走了。”“为什么不走了？”“不走就是不走了。”我一脚蹬掉了被子，我说我不跟才让睡一个被窝。姥爷、姥姥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我：“不行。”母亲又说：“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我几乎要哭了。
就这样，才让成了我家的一员。他用极快的速度学会并适应着一切，包括每天洗脸刷牙，换下皮袍穿上短衣长裤，用筷子吃饭，把一块手绢叠起来装在身上用来擦鼻涕，上炕前脱掉靴子，等等。而且许多事一学会就比我做得更好，比如从一本无用的书上撕下一页来作手纸时，他会撕得整整齐齐；饭后他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而我却常常需要姥姥或姥爷拿过去再舔一遍。当然，他必须适应的还有我持续不断的对他的挑剔和不屑，还有对只能吃个半饱的忍耐，还有家里家外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次姥爷带着我们两个去理发铺理发，姥爷让我先来，我不知为什么死活不肯。才让以为我害怕，以为用刀剪搞掉头发会很疼，也害怕得抖起来。不该理发的姥爷只好让理发匠先在自己头上又剪又剃又刮。才让看到姥爷有说有笑，眼里的惊恐这才消失。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跟城里所有的男孩一样也有了一头短发时，呆钝了半晌，突然又轻轻笑了一下。
但对才让来说，真正需要适应的还是不停息地看病吃药。母亲是省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她把才让带到五官科找了几个医生会诊，又带才让去了中医院，去了紧挨西宁的湟中县，那儿有一个传说很厉害的民间中医。其间才让不断在吃药，有西药也有草药。每天早晨起来，母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才让，她期望能把才让从梦中叫醒。后来又叮嘱我：“你要多跟他说话，不管他听清听不清，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说：“我才不说。”但其实我没有少说，毕竟都是小孩，彼此的吸引不需要太多的掩饰。我经常对他发号施令：“我是大将你是喽啰，冲啊。”或者：“你有大刀，我有长枪，一二三开始。”空手胡乱比划着，最后推他一把，“我打败你了，你为什么不躺倒？”我发现只要我重复几遍，他差不多都能听懂。院子里还有别的小孩，我们混在一起玩，有时他们也会学我的样子对才让发号施令，我便说：“我家的才让，不准你命令他。”有时我们也会去巷口玩斗鸡，去街上赛跑，去更远的城墙根里打石头仗，去城门口拾钱——曾经我在这里拾到过一分钱，就觉得这里永远都有钱。才让跟我们一样开心，尽管他笑不出声来。还有时姥爷会带我们去城外的野地里寻找野菜，去西门口排长长的队买青海湖的干板鱼，去粮店购回越来越少的供应粮，去北门外在农民收获过的洋芋地里挖洋芋，在割过的麦地里捡麦穗。才让在逐渐适应之后很快就显示了比我更强的能力。
一次一个出售大萝卜的人拦住了我们，小声说：“要不要？就剩这些了，十块钱。”姥爷说：“你是偷来的吧？”那人不语。在城里十块一个，在这里十块一堆，怎么还能不要？立刻成交。可如何拿回去呢？才让悄没声地拿起两个大萝卜塞给姥爷，又拿起两个小萝卜塞给我，自己把外衣脱下来，包起剩下的全部，用袖子一拴，抱在了怀里。那么长的路，我空手走都会走累，他居然没有停歇，一口气抱回了家。姥爷姥姥都说：“你怎么这么大的力气？”之后他又频频显示了他的力气：把姥爷挑来的盛满水的水桶抱起来倒进缸里；帮姥爷从煤场抱回一背斗煤渣；姥爷在河滩挑了三块冬天腌酸菜用的大石头，他抱一块，我抱一块，才让抱一块，才让一路小跑，抱到家后又两次返回来接我们，结果三块石头都是才让一个人抱进家门的。姥姥心疼得直吸溜，抱着才让说：“你受了三个人的累，就得吃三个人的饭，晚饭不给他们吃。”后来我知道，草原上的牧人有抱牲畜的喜好，才让的力气是抱藏獒抱绵羊抱牛犊抱出来的。我服了，对才让再也不敢胡乱挑剔，动不动就不屑不理了，更不敢把他再当喽啰，随便发号施令了。相反，我开始信任他依赖他甚至感激他。那天姥爷带我们去西宁南山根里挖地软（地皮木耳），路过一片菜地时，一只大狼狗冲我们叫起来，我一害怕撒丫子就跑。接下来的情形是：大狼狗追我，才让追大狼狗。就在大狼狗扑向我时，才让揪住了大狼狗的尾巴。大狼狗放掉我，回头咬他，却突然又改变主意，尖尖地叫了几声，脱逃而去。姥爷跑过来说：“才让不光力气大，胆子也大，洋洋你要记住，人家救了你。”但在我的感觉里，才让除了胆子大，还有一种能让大狼狗害怕的神秘力量。我钦佩而感激地望着才让。才让却像什么事也没做，呆呆地望着南山腰里的庙宇，望着庙宇旁边的缓坡上，那些零零散散吃草的羊。
几天后才让离家出走了。他走时天刚亮，我还没起炕，以为他是去上厕所的。姥爷和我到处找，先是在街上，后来去了城外。当我喊着“才让才让”时，眼泪都出来了。姥姥看我们没把才让带回来，失望得一拍大腿就往外面走。她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一双小脚几乎走掉。下午，姥爷去医院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他是想家了吧？是不是一个人回牧区了？出了事咋办？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你赶紧去派出所报告警察。”一场虚惊，天黑以后才让回来了。他穿着衬衣，提着外衣，外衣里头包着东西，打开一看，全家人都惊叫起来：蕨麻？蕨麻我吃过，甜甜的，好吃极了，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不光口感好，营养也好，是藏族人款待贵客的上等食物。姥姥问：“哪里来的？”姥爷说：“还带着土，肯定是挖的呗，你去哪里挖了？”第二天，才让带着姥爷和我去了南山，路过庙宇时，他进去磕了头。姥爷和我等在门口，发现门廊的砖地上，晾晒着一席新鲜带泥的蕨麻。姥爷说：“这娃娃聪明，他昨天肯定是来磕头的，见人家晒蕨麻就知道山上有。”我们朝山上走去，在平阔的山顶，看到许多人都在那里挖蕨麻。此后一连几天我们都去挖蕨麻，直到挖得一干二净，南山顶光秃秃的成了和尚头。蕨麻给每天的拌汤增加了分量也增加了香甜。姥爷说：“才让多吃些，这娃娃脑子灵光。”
就在最后一次挖蕨麻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卖牛肉的肉贩子，他把装牛肉的麻袋藏在巷子里，自己走到马路上询问行人要不要。姥爷问他多少钱一斤，他说不要票子，要金子银子。姥爷想了想问：“一个银碗能换多少？”“那要看多大。”姥爷比划了一下。那人说：“看在娃娃的面子上，我给你两斤。”姥爷摇摇头，带着我们离开了，走了几步又回头问：“明天还在不？”“在哩。”这天晚上，姥爷从衣柜里找出了那只银碗，对姥姥说：“才让在草原上顿顿吃肉，到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连个肉渣渣都没见过，还是换掉吧？”“这是我的嫁妆，你当然不心疼。”姥姥拿起银碗看着，又去厨房拿来一对描金画龙的小瓷碗说，“要换你把这个换掉，这是我买下的。”“肚子要紧还是碗要紧？人家又没说要瓷碗。”生气归生气，姥姥最终还是妥协了，把银碗塞给姥爷说：“家是你的，你只要舍得，把什么换掉我都只当没看见。”然后摸了摸才让的头，“娃娃，你明天就能吃到肉了，我给你做得香香儿的。”母亲说：“两斤太少，再讲讲价吧？”才让眼珠子转动着看大人们说话，看银碗和瓷碗被人拿来拿去，脸上的疑惑就像蒙了一层雾。第二天上午，姥爷带着我和才让去了街上。当他从怀里摸出银碗交给那个卖牛肉的人时，才让跳起来一把夺了过去。他拿着银碗转身就跑。姥爷和我追着他，刚要进家门，又看他头也不回地跑出去了。
才让又是一天没回家。姥爷和我又去到处找，心里却没有他第一次失踪时那样忧急。直到天大黑，过了睡觉时间，才又急得火烧眉毛似的。我已经脱掉衣服钻进了被窝，看姥爷要出去找，一骨碌爬了起来。“才让，才让。”黑灯瞎火的街上，我和姥爷一遍遍喊着。后来又去了城外，还是喊着：“才让，才让。”午夜回来，姥姥和母亲都还没有睡。母亲说：“他不知道不能乱跑吗？不知道别人会着急吗？”姥爷辩护道：“他去哪里了，肯定是想说的，说不出来啊。”母亲说：“那他就更不能不回来，他还在吃药，断了的话会影响疗效。”姥姥说：“都是牛肉惹的祸，牛肉是你看上的，你就得给我把才让找回来，找不回来你赔我。”姥爷说：“好好好，天亮了我再去找，找不回来，就去街上拉个藏族娃娃赔给你。”姥姥说：“我不要，我就要才让。”姥爷生气地说：“你以为才让跟你最亲？他其实跟我最亲，他不见了，我心里比你着急。”我哭起来：“我要才让，我要才让。”姥姥也开始抹泪：“这娃娃灵性，知道我舍不得银碗，硬是给我抢回来了，还扯着我，指着衣柜，要我把银碗放回去。我往里头放着，见他去了厨房，后来就不见了，是不是拿吃的去了？”姥姥说着进了厨房，看了看说：“他什么也没拿，饿了渴了怎么办？”突然又说，“咦？小瓷碗不见了。”姥爷说：“是不是换牛肉去了？”
才让消失了整整四天才回来。当他顶着中午的阳光出现在院子里时，首先看到他的姥姥扑了过去。她撕住他，打他的屁股：“你去哪里了？也不说一声。”她忘了才让是聋哑人，又搂住他，哗啦啦地流泪，喊着：“才让回来了，才让回来了。”我和姥爷从屋里扑了出去，因为急切，姥爷把我撞倒了。姥爷说：“你怎么才回来？再不回来，全家人都要急死了。”说着也抹起了眼泪。而我却一点哭的意思也没有，在我单纯的感情里，只有庆幸和高兴。何况我看到了姥爷姥姥还没有看到的，那是两只白花花的小羊。它们站在才让身后，不知发生了什么，惊讶莫名地看着，有一只咩地叫了一声，这才引起了姥爷姥姥的注意。
才让用一对描金画龙的小瓷碗换回来的不是两斤牛肉，而是两只小绵羊。我们无法知道才让去了哪里，是怎么换来的，只能一遍遍地猜测。姥爷说：“西宁向南，不到五十公里，就是牧人的草原，当初才让来西宁时，肯定经过了那里。这娃娃记性好，没忘记来时的路。”姥姥说：“就算知道路，用瓷碗换羊他也知道吗？”“草原上羊多瓷器少，他家里肯定也换过。”后来我证实了姥爷的猜测，还知道牧人喜欢用描金画龙的瓷碗给雪山大地献净水，认为那有事半功倍的吉祥。可我还是有些疑惑：一个那么大点的孩子，走那么远的路，白天可以，晚上怎么办，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再说，他吃什么喝什么？
在那个艰难苦涩的岁月里，我家居然有了两只咩咩叫的小绵羊。姥爷说：“是养大还是宰了吃肉？”姥姥说：“你问才让。”才让的回答出现在第二天早晨，他摇醒我，让我跟他一起穿衣服，然后从门口牵起两只小羊，出门去了。长满了草的城墙根里，成了我们的牧场。一会儿姥爷也跟来了，告诉我们，离家不远的湟水河滩里，有更多的草。我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有时牵着羊，有时不牵羊，不牵羊的时候我们会带上姥爷给我们的镰刀和小麻袋，满怀抱着青草回家来。
这期间，对才让的治疗一直没断。母亲说：“药吃了不少，怎么好转的动静一点都没有？看来得去一趟兰州。”兰州在一百多公里以外，是离西宁最近的大城市，大城市里自然有大医院。我说：“我也要去。”母亲说：“你走了羊谁管？”有一天，请了假的母亲带着才让出发了。姥爷和我送他们去了汽车站。之后便是等待，我每天都会问：“才让怎么还不回来？”姥爷说：“你阿妈走的时候你怎么不问清楚？”又说，“兰州的车一定是早晨发傍晚到。”于是，每当晚霞燃烧，我会立在巷口，朝街尽头张望，有时牵着两只羊，有时就我自己，孤零零地伫立着。在没有才让的日子里，我发现我是多么孤独啊，甚至有些凄凉。后来姥爷来了，再后来姥姥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会站在巷口，一直望到太阳落山，望到天色麻黑。母亲和才让回来的时候是半夜，姥爷听到有人敲院门，说一声“回来了”，爬起来就去开门。进了家，姥姥问：“肚子吃了没？”姥爷问：“治好了没？”我望着才让笑，才让也冲我笑。突然他扑过来，抱住我，用他的额头碰了一下我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