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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最迫切和重大的议题之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颠覆,它将彻底改变以物质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将关注点转向人类自身和宇宙,推动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从而创造一种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范式。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一方面,绿色转型正深刻改变着以低成本要素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引领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另一方面,绿色转型也需要消费端发挥反向引导作用,在广泛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完善碳核算、碳账户等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形成包含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管理闭环。

碳账户是一种记录企业与个人的碳排放活动,从而促进其碳减排的创新工具。这个概念正逐步被官方机构、学者及公众关注和讨论。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落地,碳账户已从零星的金融产品创新,加速推进至居民碳账户体系化建设,在这一进程中,企业碳账户和个人碳账户分头发展并各有侧重。前者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基础建立,通过科学核算,实现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准确计量,进而辅助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后者多以碳普惠机制为基础,核心在于构建“谁减排谁受益”的正向激励机制,激发个人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未来,个人与企业碳账户的联通有望实现消费端与生产端的碳资产交易,打通全社会整体的碳循环经济体系。

立足于碳账户这一核心概念,本书最主要的特点一是“新”,二是“全”。所谓“新”是指,碳经济学是年轻的经济学领域,而消费端的碳经济学以及碳账户又是新之又新的概念。所谓“全”是指,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层面,从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等多维视角,解读碳账户的基本概念与发展方向;在实践层面,本书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丰富的碳账户案例,并以碳账户为核心向绿色金融、乡村振兴、国际货币局势等相关主题进行丰富的延展。书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路径探索,不仅从社会层面探讨了推动碳账户互联互通后的体系化构建,还从个人动机层面分析了助推个人减排行为的具体方法,尝试为读者呈现包含碳账户方方面面的完整图景。

碳账户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碳减排应用工具,也应作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搭建。从宏观角度出发,碳账户体系有助于规范全社会的减排生态,各经济主体能够利用碳账户的记录追踪功能算出自身的碳账本,将精准计量后的碳减排量形成资产落地交易,使温室气体减排这项浩大的工程可量化、可记录、可追踪,确保碳减排进程有“据”可依。尤其是个人碳账户的发展,能够将碳减排的记录从生产端延伸到消费端,打通碳循环经济中的信息流与价值链。此外,企业碳账户作为规范的碳信息和碳资产的存储工具,还能够促进生产端碳交易及碳市场的健康发展;个人碳账户作为绿色低碳政策的传导工具,能够帮助政府科学化、体系化地引导居民低碳生活。从企业角度出发,碳账户能够帮助企业准确核算并有效管理自身的碳资产,还能帮助平台企业为上下游客群搭建碳账户,将自身获客、活客资源科学投放到绿色经营阵地,既聚拢了日益增长的低碳客群,又履行了企业的ESG责任。从个人角度出发,碳账户成为碳普惠机制落实的基点,真正实现“谁减排谁受益”,从而激发消费端碳减排的巨大潜力。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碳中和进程起步较晚,在生产端的很多绿色转型措施,比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定等,最初也多是借鉴欧洲模式。但是,在消费端绿色转型方面,一是能够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二是碳账户的加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具备大力推动消费端碳减排的优质土壤。一方面,中华文化独有的社会凝聚力和我国较强的政策渗透力,使在居民中宣导绿色生活观念具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数字中国战略下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居民碳足迹的捕捉、量化和追踪提供了能力基础。特别是2022年以来,我国个人碳账户平台建设呈现加速爆发趋势和多点开花局面,从年初不到10家的碳账户产品迅速增长到60余家,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互联网企业、商业银行等依托各自的资源能力纷纷试水并快速发展。其中,互联网企业凭借用户和场景优势以及领先的科技手段,建立起一套在绿色行为采集与核算方面行之有效的方法路径;商业银行依靠丰富的账户运营经验和强大的核心业务系统,在碳账户的金融属性方面进行深度探索;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则依托管理势能逐步确立行业标准。未来,碳账户体系的不断完善还需要在用户、场景、标准程度和金融属性等方面持续深化创新,在各方努力下,不同平台的个人碳账户有望逐步打通,形成覆盖广泛、场景完善、标准统一、强金融属性的居民碳账户体系。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在传统的工业体系生态下,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在碳中和带来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将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迎来自己的现代化,并有可能借此弯道超车,成为全球格局中的领导者。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

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不断涌现新的机制、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而新事物的推广,往往需要一部分人先跌跌撞撞地尝试,然后逐渐被看清、理顺,被理论化、标准化,最后被更多人复制和迭代。在低碳文明开启、新旧动能转换的大时代下,笔者有幸成为碳账户小分队里的第一批探索者,在搭建银行碳账户产品的同时,探明碳账户的背后机制和未来方向,推动碳账户生态化发展,融通数字环境信息与价值循环,实现绿色经济帕累托改进。在碳账户体系发展壮大之际,我们希望通过尽快整理出版本书,使碳账户的概念得到广泛传播,进而会聚更多人士共同参与消费端低碳转型之伟业。

本书从三个维度出发对碳账户进行阐释:一是作为碳经济学者,构建以碳账户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提出从消费端碳减排到居民碳账户的设计框架;二是作为商业银行碳账户产品的主理人,对国内外现存碳账户案例进行深度调研及比较分析;三是作为金融业的长期从业者,用较为常见的金融概念解释和拓展碳账户的外延,提出碳账户的应用与发展问题。

但是,受到碳账户实践新颖性和理论创新性的限制,本书中关于碳账户发展的问题仍有诸多未能充分探讨。比如,碳账户将以何种路径推动碳资产的货币化进程,又将如何助力我国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等。同时,本书提出了一些尚不成熟的建议,比如,国家能否建立生产端与消费端互通的碳信用市场,进而刺激民众的绿色消费,反向拉动绿色生产,抑或是引导平台企业将内生资源向绿色发展方向倾斜,激发市场力量驱动消费转型等。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人参与碳账户的讨论和实践探索。

本书写给绿色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关注“双碳”目标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及对碳账户概念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中获得关于碳账户问题的解答。衷心感谢刘姿彤、曾梓苹、谭远、徐建平、张天祥共同参与本书的资料整理和写作,是你们陪伴、帮助我不厌其烦地调研、讨论和整理资料,才使本书顺利面世。

未尽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uVlIFxvas8AsaZ1hkr5jhqTfit8qCEy2fUqjrymuvNmWTjlCz/VYpLfLPZcoFrLt



第一章
碳减排:从生产端到消费端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日益严峻,全球气候风险覆盖范围扩大且影响加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已成为全球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社会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并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整体来看,碳减排系统工程可以划分为生产端碳减排和消费端碳减排。由于在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中,约95%来源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因此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一国政府,都在碳减排议程的初期聚焦于生产端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建立生产端的碳交易机制。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等省市陆续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试点工作。2015年12月,《巴黎协定》通过后,世界各国碳中和进程不断加快,陆续有新的国家宣布建立碳中和目标时间表。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不仅在生产端进一步加强顶层制度安排,也开始进一步探索消费端碳减排。当前,除了我国地方各级政府,互联网公司和商业银行等平台企业也纷纷开设碳账户平台。虽然国外早于我国开始进行消费端的个人碳交易机制(PCT)实践,但从当前的发展势头来看,我国在消费端基于普惠制的碳减排机制的发展潜力,其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已远超国外消费端的碳减排实践。从未来的发展方向展望,碳账户有望成为我国的一项金融基础设施,承载碳资产在生产端碳减排和消费端碳减排领域的碳流通,通过碳资产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打通价值流通通道,发挥碳资产的货币属性和调节功能,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6g1DBvURrQontMaexEjSdaiGHcsL76JJmzC3SuPPIc54IveW7ZYv0U1EltxKIhDi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由来及应对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79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快速增加,到21世纪中叶将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升温做出判断。

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授权其开展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目前IPCC共发布了六次评估报告,其中2014年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出了最有可能实现全球温升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不超过2℃目标的排放路径,即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须回到2010年的水平,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须较2010年下降40%~70%,到2100年实现零排放。这些研究结论对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六次评估报告于2022年发布,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并再次强调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该报告显示,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最高水平,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590亿吨,相较于201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25亿吨上升了12%,过去10年平均每年增长了1.3%。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的影响下,2011—202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1850—1900年上升了1.09℃,比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发布的数据高出0.29℃。同时,全球气候风险正在加剧。IPCC将1.5℃的气温上升标准作为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若超过此临界点,那么极端天气、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气候危害将急剧增加。

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议题。从IPCC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正在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从而增强了温室效应;二是发达国家在近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谈判制定气候变化国际公约。1992年5月,政府间谈判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截至2019年1月,共有197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成为缔约方。我国于1992年11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国际多边条约,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搭建了基本框架。

为加强《公约》的实施,1997年《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39个工业化国家须将年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具体削减目标分别为:欧盟15国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5%~8%。同时规定,发达国家可采取三种灵活履约的方式:一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即发达国家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一方将用不完的排放指标有偿转让给另一方;二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合作,由发达国家购买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三是联合履约机制(JI),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开展减排项目合作,一方将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转让给另一方。《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现有192个缔约方,其中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该议定书。为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合作,对2020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做出安排,2015年12月《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提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的长期目标,并为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而努力,同时提出全球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致力于全球碳排放尽早达峰,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相平衡,鼓励各方拟定并通报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的发展战略。

《巴黎协定》既提出了明确的远景目标,又强调了各国行动自主性,允许各缔约方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主提出碳减排等贡献目标。这种“自下而上”的承诺模式确保了最大范围的参与度。目前,已有191个缔约方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涵盖了全球9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将《巴黎协定》的要求转化为国家战略。2021年11月,《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后,各缔约方积极提交新承诺(见表1—1),当前已有130余个国家宣布净零排放或碳中和承诺,140余个国家宣布十年内停止毁林,40余个国家承诺逐步停止使用煤电,绿色低碳转型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

表1—1 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家或地区“双碳”时间表

续表

注:“—”代表没有该项数据。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展望(2020年版)》。

我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提出“双碳”目标之后,2020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国家对外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对内成立中央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制定并陆续发布“1+N”政策体系,“1”是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N”既包括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政策措施与行动,也包括发展绿色金融,扩大资金支持和投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并陆续出台分领域分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技、财政、金融、能源转型等保障方案,我国绿色低碳转型从此进入快车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十项重点工作内容,其中第三项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要求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将绿色金融单独列为其重点工作内容。 6g1DBvURrQontMaexEjSdaiGHcsL76JJmzC3SuPPIc54IveW7ZYv0U1EltxKI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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