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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的这句话，是《十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孤儿美女梅小雪说的，这句话似乎也揭示了本书的主旨。这部科幻小说借助奇情异想的故事情节，对人性、道德、科学的善恶、要不要敬畏自然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
一个优秀的病毒学家，花费数十年时间，纠合一小批顶级的国际同行，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目的，竟是在地球上复活“天花”病毒！
天花曾经是人类“消灭”的第一个致命传染病，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并为此举行了庆祝仪式。这个胜利经常被用来证明“人定胜天”，也是科学主义最心爱的凯旋曲之一。科学主义的宣传还曾许诺：人类将来可以消灭所有有害病毒，从而生活在一个生物学乌托邦之中。
但目前世界上仍有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保存着天花病毒，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另一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世界卫生组织曾于1993年制定了销毁全球天花病毒样品的具体时间表，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天花病毒不应该从地球上完全清除。因为在未来研究中可能还要用到它。美国政府已向全世界表示，反对销毁现存的天花病毒样品，理由是美国必须作好对付生物恐怖威胁的准备，为继续研究对付天花的手段，必须保留这一病毒样品。《十字》的幻想故事就是从俄罗斯的实验室开始的。
《十字》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消灭天花造成的“真空”，很可能引发更为离奇的病毒（比如艾滋病）前来填补；这种“消灭”是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粗暴破坏，只会带来大自然更可怕的报复，所以要人为散布一些弱化了的天花病毒，以恢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人类整体也能够通过激发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功能而从中获益——尽管在此过程中某些个体有可能被牺牲。
正像王晋康的其他科幻小说一样，这部小说也依然是非常引人入胜、非常可读的。
正如你刚说到的，这部科幻小说的重要背景，以及其中虚构的情节，都与天花这一人类历史上令人恐惧的传染病相关。而“消灭”天花，也可以看作是当代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像包括生命伦理学，包括到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学与科学之能力的限度等，也依然是可以对此有些不同的思考的。
也算是偶然，但按前面所说的，也有某种必然，在去年10月，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生态哲学的雷毅先生、我的女儿以及我自己三人合著出版了一本名为《生态伦理十日谈》的书，在书中正好也提到了天花的例子，并有这样一段话：“比如，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灭绝天花，而且我们已经消灭了天花，但理智告诉我们，不能灭绝天花。因为在我们不了解天花病毒这个物种实际的生态功能的时候，不了解它与各个物种究竟是何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贸然地处理掉它们。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当然，《十字》这部小说仅仅是利用天花病毒作为其叙事的背景与情节的基础，作者所要谈论的，我想，还是对于人与自然以及科学之限度的思考。有意思的是，从《十字》中我们甚至能看到近几年国内有关科学文化争论的某些事件乃至代表性人物的影子。
你说的那个影子，想必就是小说中的赵与舟了。作者让赵扮演极端科学主义的代言人，而其人的冬烘之气，又有点像伽利略《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言人辛普利邱。作者对赵基本上是揶揄和怜悯，但有时仍然掩饰不住对这个角色的厌恶，比如说他“倒更恰如一个散发着灾难气息的男巫”。
在赵与舟的立场上看来，天花的消灭当然是科学的伟大胜利，而且科学还将乘胜前进消灭更多的病毒。因此“十字”秘密组织的所作所为，在赵与舟看来是十恶不赦的罪行，所以他只盼着见到梅茵“被烧死在正义的火刑柱上”。
不过这部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对于其中梅茵等“十字”秘密组织的成员来说，要想简单地给他们贴上“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的标签，都相当困难。我的感觉是，梅茵、她的义父、她的情人和丈夫等，其实应该算是“仁慈的科学主义者”或“开放的科学主义者”。他们可以接受“广义人权”之类的动物保护主义乃至“病毒保护主义”观念，但他们在天花问题上的立场，未尝不可以被科学主义引为同盟军。
在小说的情节副线中，那个名叫齐亚·巴兹的恐怖主义者，则是“利用科学做坏事”的典型，他不顾一切地策划和实施生物恐怖袭击，成为人类公敌。
像赵与舟，作为极端科学主义的代言人，小说作者显然是将其作为反面形象来处理的（只不过似乎在对之的夸张处理中略有点儿生硬），其基于极端科学主义立场的所作所为，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也应该是不会喜欢的。而你将梅茵等“十字”秘密组织的成员归于“仁慈的科学主义者”或“开放的科学主义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们确实不属于典型的反科学主义者。他们得出天花病毒不应该被彻底销毁并因而要继续保存和利用的结论，也是基于科学研究的，而非人文伦理的出发点。这与像生态学这样的科学对于人与自然、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观点也是相近的。我们虽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某些于人文伦理立场得出的类似的结论也可以从科学研究中得出，但我们依然要意识到仅有科学的局限，即使是持“开放”的科学或科学主义的立场的局限。
前不久，北京上演迪伦马特的名剧《物理学家》，那是一部写于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基于物理学研究而制成原子弹为背景，讲物理学家之社会责任感的经典戏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曾表示：与40年前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物理学最先对人类的思想方式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物理学家更多地处在与哲学、道德、政治的矛盾与交锋之中。然而，40年来，生命科学家逐渐取代了物理学家，处在这种矛盾与交锋的激点上，如果将来再有人写作、排演关于科学家良知的戏剧，生命科学家很有可能成为主角。
而科幻小说《十字》，不恰恰是以生命科学家为主角来讲述这类问题的最新作品吗？
原载2009年6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