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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数字城堡》的故事
丹·布朗（Dan Brown）因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2003）畅销，还拍成了同名电影（2006），成为当红作家。其实他的前一部畅销小说《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1998），已经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科幻作家的巨大潜力。这部小说极富前瞻性地表达了对互联网侵犯公众隐私的忧虑和恐惧。
在《数字城堡》的故事中，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以“防止恐怖活动”为理由，建造了一个可以窥探全世界一切电子邮件的“万能解密机”，此举遭到一些人——包括该机构原先的成员——的极力反对，最终“万能解密机”被反抗者摧毁。不过丹·布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小说中则是暧昧不明的。
这牵涉到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窥探公众隐私的理由，本来是为了防止犯罪，但是在犯罪实施之前，“万能解密机”之类的高科技设施，窥探到的其实只是犯罪计划或犯罪的思想动机，而仅仅因为某人有犯罪计划或犯罪的思想动机，就对他进行制裁和惩罚，这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无道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实施了犯罪，才会形成证据，才可以据此认定犯罪事实；而犯罪动机则是思想上的事情，仅有犯罪计划也没有事实可以被认定，因此就需要“解读”，而这种解读，哪怕是由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亦有同名电影，2002）中的“预测者”来进行，也必然导致歧义、误读、武断等问题，就像《水浒》中黄文炳对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的解读那样，据此定罪，不可能是公正的，因为很容易将无辜者入罪。
《数字城堡》中展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人总是想暗中掌握别人的隐私，“万能解密机”这类东西对外当然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公众知道自己正处在严密监控中，而监控者实际上能够知道别人的一举一动，这给情报机构的首脑带来某种“君临天下”的感觉，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那是权欲和偷窥欲的双重满足。技术手段的进步，确实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当一种新技术刚出现时，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它带来的便利，比如电子邮件，但是，当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电子邮件时，“万能解密机”之类的东西就开始严重威胁公众隐私了。
隐私是自由和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数字城堡》故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以“预防犯罪”或“反恐”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就会形成公众尚未被犯罪或恐怖活动侵犯于彼，却已先被“预防犯罪”和“反恐”措施侵犯于此的荒谬局面。
戈尔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揭露和批判了“棱镜门”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力推动者——由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与此同时，他还可以算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一个集上述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通常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如果又能勤于思考，著述不辍，则发为文章，必有可观。戈尔的新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2013）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未来》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对美国有关当局的监控活动的抨击。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门”之类对公民的非法监控，其实戈尔在《未来》第二章中早已经有过充分的揭露。戈尔地位高，名头大，又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掌握的信息比一般公众多得多。如果说斯诺登爆出的“猛料”提供了某些具体的例证和细节，那么戈尔不仅从宏观上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侵权监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具体指证上也与斯诺登各有千秋，异曲同工。
戈尔指出：“很多人全然不考虑这样一种前景，即美国可能逐渐发展成一个监控之国，而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将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1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下同）他举出了若干骇人听闻的例证。例如所谓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反恐”，“被用作新的正当理由来建立一个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具侵入性和最强大的数据收集系统”，这个系统于2011年1月在犹他州奠基，预定2013年年底投入使用，它有能力“监控所有美国居民发出或收到的电话、电子邮件、短信、谷歌搜索或其他电子通讯（无论加密与否），所有这些通讯将会被永久储存用于数据挖掘”。（115页）
戈尔所揭露的上述系统，已经是丹·布朗在15年前的小说中详细描述过的“数字城堡”的升级版。写小说虽然难免虚构，但丹·布朗总要有一些来自生活的素材吧？从戈尔《未来》中所揭露的情况来看，美国对公众的监控历时已久，政出多门，有多种多样的项目和途径。例如戈尔说，“据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估算，自‘9·11’事件起，国家安全局已经窃听了‘15万亿到20万亿次’的通讯”。（112页）
在斯诺登揭露“棱镜门”之后，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官员纷纷出来为美国情报机构进行徒劳的辩护。在他们的辩护中，“授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措词——仿佛有了“授权”，这种监控行径就变得合法和正义了。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戈尔在《未来》中是怎么说的：
《互联网情报分享与保护法案》就是一个准许政府在有理由怀疑网络犯罪时窃听任何在线通讯的美国法律提案，……但是在该法律广义条款下可被视为有嫌疑的互联网通讯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该提案实际上免除了政府部门遵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的义务。（115页）
也就是说，有了该提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实际上就会统统失效。戈尔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甚至引用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来说事：“连乔治·奥威尔都可能会拒绝此类例子出现在他对一个警察国家权力的描述中，以免读者认为不可信。”（113页）
斯诺登为《数字城堡》和戈尔补充了细节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三个时间节点：丹·布朗的小说《数字城堡》出版于1998年；戈尔的《未来》出版于2013年——但戈尔肯定至少在数年前就开始为该书准备材料了；斯诺登向世人揭发“棱镜门”是在2013年6月。
在小说《数字城堡》刚出版时，读者如认为故事中的“数字城堡”纯属想象，固无不可；但戈尔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大有身份的人，不可能在书中仅凭想象就信口开河，所以《未来》中揭露的相关内容，对于理解斯诺登和“棱镜门”大有帮助——斯诺登以一个“起义特工”的身份，为《数字城堡》的想象和戈尔的揭发提供了骇人听闻的细节和证据。
既然戈尔已经在斯诺登之前就立场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政府对公众的非法监控，那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戈尔会对斯诺登持什么态度？《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戈尔时直接向他问了这个问题：如何评价“棱镜门”？戈尔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好的评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作的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充分的证据证明，斯诺登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待历史的评判。（2013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从上面的回答中，谁都看得出戈尔对斯诺登是同情的，他的这个回答和《未来》一书中的有关立场也是完全相容的。
原载《新发现》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