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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1089），李格非从太学录转为太学正，他打算长期在京城发展，便把家眷接到汴京。他在汴京经衢之西买下了一座官方的公租房，房前有庭院，李格非在院子里种了一片竹子，得名“有竹堂”，大约取苏轼“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之意。“长安居，大不易”，虽然是公租房，但有了住处，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能不写一篇文字纪念。李格非自己作“记”，把它书写在墙壁上，还邀请朋友们作文，好友晁补之没有推辞，于五月作《有竹堂记》：
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堂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百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蒸云，如泉出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门窗几席婢仆犬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无不论说，形容强嘲而故评之，以致其欣悦，而于竹尤数数也。
顾其地狭而卑，天雨榛秽，蜘蛛之织，河柳菟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过者，文叔必顾堂下而语之，读壁间记，仰栋而指其榜曰：“吾固诏客矣！”
……
有竹堂其实很小很简陋，下雨天潮湿，杂草丛生、蛛网遍布，各种藤木毫无章法地交织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好看。李格非特意种的竹子反而显得矮小、单薄，被藤木缠绕，常常被人忽略。但李格非“敝帚自珍”，中午从太学回来，坐在“有竹堂”里读书作文，灵感像喷涌的泉水，写文章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一天能写好几篇文章。“有竹堂”里的门窗茶几、床柜席子，包括婢女老仆，还有门前玩耍的小狗、过往的马匹，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有人从堂前过，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要拉着人家参观他的院子、小屋，夸耀门屏上的匾额和墙壁上的文字。
李格非还在小院子里架起秋千，将妻子王氏和爱玩的李清照接了过来。这时他的小儿子李迒应该已经出生，一家四口终于在京城团聚。有竹堂虽然潮湿，但胜在幽静；虽然没有明水的山明水秀，但同样随意自然，这让九岁的李清照并无多少拘谨和陌生感。李清照的母亲受家庭影响，博学善文，教她识字读书，培养了她对诗文的兴趣。到汴京后，李格非接过家庭教育的接力棒，亲自教导，李清照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大宋朝的知名文人。
遗憾的是李清照与苏轼缘分浅薄。
苏轼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党派之争。他总体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也看到了变法的一些积极成果，希望对新政仔细甄别、区别对待、去芜存菁，该废除的废除，能保留的保留，这样既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避免二次伤民，也不至于加剧党争和政局动荡。然而保守党中的顽固派主张尽废新法，凡是王安石任上的措施一律废止，恢复变法前的面貌，甚至连熙宁年间在西北开拓的边土也悉数归还西夏。苏轼与顽固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对朝政越发失望，元祐四年（1089）他主动请辞，离开了朝廷，到杭州担任州官。
“苏门四学士”经常光顾有竹堂，特别是晁补之和张耒。李格非经常跟这二人卧榻论诗，高谈阔论起来就忘记了时间，深夜里不时能听到他们激烈的争论声和爽朗的笑声。有竹堂聚集了当时汴京也是全国最优秀的文学人才，这里俨然成了最高端的文学沙龙。凭借父亲的关系，李清照有机会接受更广泛的文学滋养，晁补之、张耒对李清照不吝教诲，给予古文、声律、辞赋方面的指导。李清照虽然没有拜入二人门下，但受益匪浅，他们可以说是她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宋朝最优秀的学校是太学，有竹堂的客人们有的在太学任教，有的在馆阁任职，他们都是当时的顶级人才。李清照虽然没有入太学，受到的教育却超过了任何学校。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里不亚于世界最高学府。
有父母的优良基因，有超强教师团队的悉心辅导，为日后李清照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
元祐六年（1091）五月，朝廷终于还是舍不得苏轼的才学，再次将他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不过苏轼这次在朝中待的时间很短，八月就又主动请调守颍州。虽然在京城只有两三个月，苏轼一如既往地召集弟子们饮酒读书、诗词唱和。经常聚会的除了苏门弟子，还有文学家苏辙 （字子由， 1039—1112）、书法家米芾 （字元章， 1052—1108）、收藏家王诜 （字晋卿， 1048—1104）等。王诜是驸马都尉，府第宽敞，聚会经常安排在他家的西园。聚会的场景被画家李公麟 （字伯时， 1049—1106）画了下来，取名《西园雅集图》，成为传世名画。
苏轼也会将弟子们召集到自己家中，让侍妾朝云取来上好的密云龙茶招待大家。家人慢慢习以为常，只要朝云取密云龙茶，就知道座上宾一定有哪位弟子了。
苏轼是不是造访过有竹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李格非既是入室弟子，受到特殊优待也在情理之中。李清照或许见过苏轼，至少能经常读到苏轼的新诗，听到关于东坡的趣闻。北宋最有成就的两位诗词大家有这样的渊源，也是文坛佳话。
也就在这前后，李格非的职务又有了新的变化，成了太学博士，就是太学里级别最高的讲师。元祐六年（1091）十月十五日，宋哲宗视察太学，宰相、执政官、亲王、大臣们随从。皇帝在敦化堂接见大家，侍从以上的安排有座位，礼部以下则侍立。屋子容纳人数有限，承务郎以下和三舍学生只能坐在走廊里了。太学博士对应的级别是承议郎，在文官级别中排二十三，得以进入敦化堂，亲耳聆听宋哲宗和大学问家们的教诲。既然是皇帝亲临视察，下面的人尽心尽责，搞了一些文化活动助兴。侍讲吴安诗 （字传正） 讲解经文，主管教育的国子祭酒丰稷 （字相之， 1033—1107）则讲解《尚书·无逸》，算是向哲宗汇报教育成果。之后大臣们作诗纪念这次活动，歌颂宋哲宗兴学重教之举。
十二月，国子监官员们商议，这样一件太平盛事，太学何敢私有，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并且传播到后世。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刻碑立石，他们把其中的文字工作交给了李格非。李格非将君臣唱和的诗歌整理出来，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序其本末：
格非窃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动作之美，载于诗、声于乐者，多出于左右辅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虑，至设官而传道之，不为区区也。今丞相诸公赋诗，与雅颂之作无异；祭酒欲传之天下，与道王之德意无异，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谨序。
诗碑录有三十六人诗作，包括朝廷要员吕大防 （字微仲， 1027—1097）、韩忠彦 （字师朴， 1038—1109）、苏辙等，也包括李格非本人，还有国子司业赵挺之 （字正夫， 1040—1107）。可惜这些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转眼到了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宋哲宗次年改年号“绍圣”，表明有意绍述父亲的变法政策，朝政再一次经历激烈震荡。宋哲宗召变法派重要人物章惇 （字 子厚， 1036—1106）回朝任宰相，章惇是强硬的鹰派人物，叫嚣“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变本加厉地迫害元祐党人，追贬司马光，并将元祐党重要大臣吕大防、苏轼、苏辙等贬到岭南，党派之争进一步加剧。
这时李格非离开了太学，进入秘书省任黄本书籍一职，对于老师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写信慰问苏轼，让人送到遥远的惠州，那是苏轼的贬所。苏轼在《答孙志书》中记述了此事，说：“李文叔书已领……会见无期，千万节哀自重。”
“苏门四学士”随即被贬出朝廷。
在党争中，李格非的身份比较复杂。他受过保守派韩琦的教诲，后来是苏轼的弟子，但早年好经文，是熙宁科举变革后的进士。他的第一任岳丈王珪在元丰年间任宰相，立场不鲜明，至少没有站在变法派的对立面，应该属于同情保守党的温和的变法派；他的第二任岳祖王拱辰属温和的保守党，与司马光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两种身份保护了李格非，使他在党争的前期没有受到冲击。
宋朝有个机构叫“详定编敕所”，职责是整理前朝皇帝颁发的诏书，然后编辑成书，镂版印制，颁行天下。章惇仿效“详定编敕所”职能，打算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整理元祐朝大臣的奏章，目的是从奏章中挖掘出保守派的“罪证”，进一步打击政敌。因为李格非文史方面的才能，章惇想要任命李格非为检讨官，直接检查奏章，罗列罪证。李格非光明磊落，不愿充当陷害他人的爪牙，更不愿与保守党为敌，断然拒绝了章惇的任命，坚拒不就。章惇一怒之下，将李格非外放为广信军
（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通判。
像老师苏轼一样，李格非心胸豁达，并没有因外放而怠政。广信军附近有个道士，利用民众的迷信心理，专门给人占卜祸福，骗取钱财，蛊惑民众。道士在社会上混出了一些名声，便作威作福，出入必须坐车，走在大街上还有专人在前面吆喝开道，比朝廷要员出行还要讲排场。李格非认为道士只是普通人，不能凌驾于民众之上，何况他们坑蒙拐骗，给社会安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他决心拿这个道士开刀，刹一刹社会不良风气。他派人守在街上，等道士车辆经过，把道士从车上拽下来，当众杖责，然后驱逐出辖区。李格非穷治奸邪，有识之士拍手称快，老百姓也不再胡思乱想，遵纪守法，把心思用在耕田种地上，社会风气清朗一新。
由于政绩突出，李格非外放时间并不长，第二年就又回到了朝廷，任校书郎，一家人重新过上团圆的日子，李清照又可以直接跟着父亲学习诗文知识了。
通判广信军对于李格非的人生是一次历练，此后他的文笔更加成熟，文学名声也日益显著。
北宋在法律上有四个都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 、北京大名府。其中洛阳地位仅次于汴京，许多官员退休后闲居洛阳。特别是元丰年间，保守派要员司马光、文彦博 （字宽夫， 1006—1097）、富弼 （字彦国， 1004—1083）、王拱辰等十三人在洛阳经常组织聚会活动，号称“耆英会”，俨然在野党。
作为天下名都，洛阳名胜古迹不可胜数，单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宫苑林园就星罗棋布。绍圣二年（1095），李格非迁礼部员外郎，作《洛阳名园记》，介绍洛阳十九处名园，其中就有富弼居住的“富郑公园”和司马光居住的“独乐园”。他在《洛阳名园记·独乐园》中写道：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这一段虽然在介绍独乐园，但最后一句“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尤其耐人寻味，分明是在赞美司马光的品德和为人。当时司马光正在被“批倒批臭”，李格非如此不合时宜，最终为自己带来了祸端。
《洛阳名园记》后有一段议论，论曰：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黾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这段议论，从洛阳名园看天下兴废，时人对此评价很高：“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其知言哉。” （宋邵博《邵 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
《洛阳名园记》是李格非的代表作，标志着李格非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而此时十多岁的李清照，文学创作即将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