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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时代，李清照没有经历过挫折，敢想、敢做、敢论。婚后生活甜蜜，时暇事少，心情顺遂，越发气势张扬。她是词人，最懂的是词，便产生了纵论词坛利弊、品评天下词人的念头。
最早，诗是能演唱的，叫歌诗。《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就是在不同场合演唱的诗：民间演唱的叫“风”；“雅”是贵族朝会、宴享或进行其他集会、活动时演唱的诗；“颂”级别最高，只有在祭祀这样庄重的场合才能演唱。
到了汉代，成立了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叫乐府，后来也用乐府代指音乐。音乐演唱时要有歌词，配合乐府所作的歌词叫乐府诗。唐代管理音乐的机构叫教坊。
由于贵族阶层垄断着文化，诗和音乐越来越脱离民众，风格日趋庄重、高亢、大气，即所谓“雅正”，大多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平民欣赏不了，也不太喜欢。隋唐之后，古诗的曲谱大部分遗失了，只剩下文字，即诗，这些诗很难再配上音乐演唱了。换言之，诗逐渐脱离音乐，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但是平民百姓依然有娱乐的需求，这就要求有新的文体能配合音乐演唱，便诞生了词。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有一次科考结束，皇帝赐宴，新晋进士聚集在长安的游览胜地曲江，宴会中间少不了歌舞助兴。有一位叫崔昭的名士带了个陌生人进入宴席，向别人介绍此人是他的表弟，其衣着极其平常，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大家都是进士，眼高过顶，没有人关注他，甚至都不愿多看他一眼。演唱开始，全国著名的歌手一一登场，高潮一浪接着一浪。观众边欣赏边评议，男歌手选出曹元谦为最好，女歌手则首推念奴。演唱会即将结束，崔昭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不如让我的表弟为大家歌一曲如何？”这可是皇帝赐宴，在座的除了进士就是勋贵，谁这么不自量力？何况这位“表弟”其貌不扬！于是有人讥笑，有人愤怒，有人起哄，一片骚乱。然而当这位“表弟”歌声响起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众人为他的歌喉和演唱的曲调折服，惊叹不已。一曲唱完，场下已是泣不成声。大家认为他的歌唱远超前面的国家级歌手，纷纷询问姓名，崔昭这才告诉众人，此人叫李八郎。
李八郎大名李衮，此前在江南享有盛名。李衮之所以能“后声夺人”，除了嗓音好，另外就是他演唱了与京城歌手不一样的曲风。这种曲风轻柔、绵软、迷离，后来发展为词调 （即词 牌） ，李衮就是词调的开创者，“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 （李清照《词论》） 。春秋时正统人士认为郑国、卫国的音乐不雅正，用郑卫之声代指靡靡之音——自这次演唱会始，词这种文体就诞生了。
然而词在唐、五代间发展很慢，到了宋代才突飞猛进，成为能够与诗抗衡的主流文体，并涌现了大量词人。不过，宋人“手高眼低”，写词的不少，评词的却不多。
李清照之前，没有完整的关于词的理论。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转录《复斋漫录》中，有晁补之评词的“一鳞半爪”，评论了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欧阳修的《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以及苏轼、黄庭坚、晏殊 （字元献， 991—1055）、张先、秦观五人，评语简练，大多只及一点，不涉全貌，不能构成体系。
李清照接过老师未竟的事业，于南渡前完成了《词论》一书。《词论》具体创作于何时，学界尚有争议，徐培均的《李清照集笺注》界定下限在政和年间，更进一步指出应在政和三年（1113），因为《词论》涉及晁元礼 （字次膺， 1046—1113）而没有周邦彦 （字美成， 1056—1121），政和三年恰好是晁元礼进入大晟府的时候，而周邦彦这时还不为天下人知。这种推测的逻辑很不严密，晁元礼在去世前才进入大晟府这所朝廷最高音乐机构，并不代表他的词在之前没有被传诵，要不然宋徽宗也不会看中他，而周邦彦在大观年间已为朝廷所倚重，他的天赋和名声不至于延宕到政和三年。
《词论》对本朝词人一概贬损，显示了李清照的孤傲。以人物性情而论，应该在遭受家庭变故之前，也应在词人作品更加成熟之前，没有经历过现实的捶打，才敢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我们相信，《词论》的写作时间应不晚于崇宁二年（1103）。
《词论》先叙述了词的产生和发展：唐代创作了众多的词调，并列举了《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五代动乱，斯文扫地，唯有后唐君臣崇尚文雅，填的词语言虽然新奇，但却是亡国之音。
接着点评了宋朝十六位名声最盛的词人。
柳永 （字耆卿， 984—1053），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是第一位大量创造新词调的词人。之前的词篇幅短小，柳永开始写“慢词”，调长拍缓。李清照在《词论》中肯定了柳永的贡献：“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旧声新声指的是音乐，也就是词调、词牌。柳永著有《乐章集》，用宫调十七、曲一百五十余，大部分为慢词长调，并且是自创的新声。不过，李清照也批评柳永说：“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意思就是音律协调，但语言粗鄙。
除了柳永，李清照将剩下的十五位宋朝词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这类词人有张先 （字子野， 990—1078）、宋庠 （字公序， 996－1066）、宋祁 （字子京， 998—1061 ）、沈唐（字公述） 、元绛 （字厚之， 1009—1084）、晁元礼。其中张先的词句中，有三个带“影”字的名句，人送绰号“张三影”；宋祁因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尚书”。李清照批评他们“有句无篇”。
第二类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意思是把词写得跟诗没有什么区别，又不合词谱。这类人包括晏殊、欧阳修、苏轼。他们学识渊博，写词如从大海中舀出一瓢水，但音律方面造诣比较浅，分不清清浊轻重，写出的词不能歌唱。
第三类为“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包括王安石、曾巩 （字 子固， 1019—1083），文章写得好，词却写得让人喷饭。
第四类是“乃知别是一家”。这些人懂得相对于诗，词有自己的独特性。包括晏几道、贺铸 （字方回， 1052—1125）、秦观、黄庭坚。但他们各有缺点：“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少故实，黄……多疵病。”
《词论》的意义，在于提出词“别是一家”。第四类虽然各有缺点，但属个案；前三类的共同毛病，是像写诗一样去写词，把词写成了句子长短不一的诗，没有认识到词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独立体裁。
那么，词与诗的区别是什么？《词论》认为句式的差异只是外表的差异、浅层次的差异。文中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都是音律声韵方面的要求——可见李清照强调的主要还是词的音乐性。
《词论》作于闺中，一开始不为人知，到南宋才传播出去，舆论一片哗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点评的都是名家，而李清照又是一女流，有人便批评她不自量力。如首先录入《词论》的胡仔就不以为然：“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胡仔又引用韩愈的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去讥讽李清照。清代冯金伯几乎歇斯底里：“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也不待言，其狂也亦不可及也。” （《词苑萃编》 卷九）
男权社会中，评论家和主流舆论会不自觉地轻视女子，他们虽然承认李清照“能诗”，但不愿承认李清照词的成就赶上甚至超过了所谓的“诸公”，认为她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品评名家的作品。
到了近代，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得以纯粹在文学评论的框架里去讨论《词论》的是与非。人们承认《词论》的基本论据，即晏几道之前的宋词多不合音律。正如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载的逸事：苏轼问幕士，我的词与柳七 （即柳永） 若何？幕士回答说，柳郎中的词适合十七八的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 （指苏轼） 词须关中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幕士委婉地将苏轼嘲笑了一番，因为苏词无法演唱。
无法演唱的词还叫词吗？这正是李清照《词论》阐述的观点，而今人争论的焦点也在于此：词要不要严苛地遵循音律，能不能在音律上有突破创新？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事实上，苏轼等人的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他们无可争辩地取得了成功，成为词坛大家。但《词论》阐述的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如果词的创作过远地脱离了它的本源，都变成不讲音律、天马行空，久而久之，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宋之后，元曲取代了词的主体地位，就证明了这一点。
李清照主张协律，她本人的词“能够相当地实行自己的理论，并非空谈欺世。她擅长白描，善用口语，不艰深，也不庸俗，真所谓‘别是一家’”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 前言》） 。李清照词的成就，又证明词完全可以做到音律和谐，别是一家。
后人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那些不协音律的词叫“豪放词”，遵循音律的词叫“婉约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