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袁了凡，初名表，后改名黄，初号学海，后改了凡，故后世多称其袁黄或袁了凡。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少聪颖。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及第，万历十六年授宝坻知县（1588—1592），政绩颇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被后世誉为宝坻自金代建县 800 多年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万历二十年，倭寇入侵朝鲜，袁了凡右迁兵部职方司主事，随后调入援朝军营赞画（明官职名，类如今之高级参谋），谋划平壤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局。后遭排挤，辞官归乡，潜心著述。据不完全统计，袁了凡一生共著述 22 部，凡 198卷，除《了凡四训》外，还有《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宝坻政书》《两行斋集》《劝农书》《史汉定本》《群书备考》《历法新书》等。他既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部大藏经《嘉兴藏》的最早倡议刊刻者。袁了凡殁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享年 74 岁。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的代表作，也是他最知名的著作，影响极大。该书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改变自身命运。作者根据自身经历，试图矫正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两个“意识惯性”：其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该听天由命；其二，对命运不满，动辄怨天尤人，最后却诉诸鬼神、风水、命理，寄希望于外物之功。袁了凡初时信奉孔先生的命理断说，淡然处之，以为命运不可改，只能是这个样子了，便不再积极进取。及至遇见云谷禅师，并得云谷禅师开悟，言“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方改以前“悠悠放任”之态，而起“战兢惕厉”之念。命运随之发生了大改变。云谷禅师教授给袁了凡的具体方法，其实也只有八个字，曰：“反躬自省，积德行善。”但要做到这八字之理，却是难上加难的。世上之人无数，观之念之，往往是反躬者众，自省者寡；行善者众，积德者寡。何以谓？行善可以积德，但积德不仅仅只有行善一途。读书明理是积德，为人谦让是积德，与人为善是积德，救人危急是积德，著书立说以开示后人也是积德，等等。反之，一念邪起，则前日所积之德旦夕功散，譬如那些晚节不保者、日日行善而最终害人者，皆属此类。德者，人之所敬也。但要得到他人的敬重，自己就先要起敬畏心。敬畏什么呢？一切长于我者，一切平于我者，一切短于我者。长于我者可以诲我，平于我者可以激我，短于我者可以砺我。所以，改变命运的关键在于改造自己，若自我无法教授自我增长智慧才干，纵使三教诸贤遍布周遭也是徒然的。因为是写给儿子的，所以语言恳切，谆谆而导。

明代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将儒、释、道三家思想熔于一炉，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就是王阳明。而晚生于王阳明一个多甲子的袁了凡，不仅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其思想特点也是这一趋向，虽远未达到王阳明的心学高度，但都是将儒家性理、释家性空和道家无为杂糅在一起，而见出一种既贴合世俗人情又超然世外的人生哲学，只是比王阳明思想更加浅显易懂，更加世俗，更加易于操行。其实，袁了凡的思想并未有多么高明处，起码在《了凡四训》中，他所述者，皆平常事、平常人、平常理，是人人都可遵照实行的，这也是它能流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当然，书中不足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氛围、风俗人情等客观实际，竟未着一字，而全然归于个人诫勉，则显然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人既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又是时代环境下的产物，不可能脱离实际大谈修身修心，必然要落到具体的人、事、物上去，这就需要直面现实问题，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存生活，而吃、喝、拉、撒、睡、性爱又是天性，此外还有更高一级的政治生活、社会交往、未来发展等，只要是人，就无法规避这些问题，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它们，只是如何达至一种平衡，则看个人悟性了。但前提在修，在戒，这是顿悟的前提和基础。

追求知识不应有恐惧心，恐惧心一生则寸功难进；追求思想不应有匍匐心，匍匐心一生则难免窠臼。要辩证地看待古人智慧，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总体而言，《了凡四训》的思想是积极的，所以读之有益，不妨静心一读。

本次整理《了凡四训》，以署名“湖北官书处刊”之重刻本为底本，并以通行本进行校订，补足湖北重刻本中的漏刻、错讹等，如《立命之学》篇中的第二段，湖北重刻本缺“并叩老者姓氏里居”一句，而从“余告以故”忽接“曰吾姓孔”诸句，则是明显漏刻。篇幅所限，不出校记。此书虽以文言撰写，然近乎白话，但为了便利文言功底薄弱的读者阅读，全书不仅重新进行了分段、句读，还译成了白话文，大家可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翻阅。当然，我们希望读者尽量阅读原文，而不读译文，或仅将译文作为理解原文的辅助工具。附录部分除足本收录袁了凡所著《训儿俗说》外，《云谷禅师授袁了凡功过格参云栖大师自知录》《“湖北官书处刊”之序》《“湖北官书处刊”之重刻跋》《云谷先大师传》《袁了凡居士传》诸篇，亦悉数收录。另外，为满足部分有研究需求的读者，特将“湖北官书处刊”之重刻本《了凡四训》附之书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