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真和尚补经

让我们随着想象回到公元 934 年的某一个秋日的下午。在大泉河边，三危山下，莫高窟三界寺内，秋风吹落了白杨树的叶子，秋叶在三界寺，在莫高窟前随风飘起，用不了多久大泉河就该结冰了。三界寺的主持沙门道真正组织沙门比丘和其他僧人整理莫高窟的缺头少尾残缺不齐的经卷文书。

这些经卷有的缺少首页，有的缺少尾页，有的既没有首页也没有尾页，有的甚至中间部分也残缺不齐，残破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有的甚至残破到只剩一片残缺的纸片，这种纸片被称为残片（图 11）。道真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由于保护不善而被损坏的经卷，他蹙眉叹气！他决定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补经活动。

道真姓张，他的家族原本是沙洲敦煌一带的名门望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祖父几辈的奋斗。在敦煌石窟里，就有张家供奉的石窟，最著名的当然是《张义潮统军出行图》（图 12）。

当时掌握沙洲政权的是曹家，在道真出生的前一年张承奉去世，张氏家族对归义军以及对河西八州的六十多年统治宣告结束，曹氏家族开始掌握归义军大权。曹家控制的归义军也仅剩瓜州和沙洲等区域。幸运的是归义军大权虽然由张氏转到曹氏家族，这个过渡没有出现过多纷争和矛盾，曹家对待张氏家族还不错。毕竟曹氏和张氏还是联姻。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一个张姓僧人能在曹氏家族掌权下的三界寺做主持。三界寺是莫高窟的主寺，又被称为观音寺，同时也是敦煌地区的官寺。这足见三界寺的地位！

由于敦煌所处位置虽然相对独立，但却可以向南连接羌人的地域，向西通往西域各国，进而中亚、欧洲，而向东沿着河西走廊可以直通中原，到达中央王朝。敦煌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把各种文明连接起来。它位置相对独立，但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显得十分重要，这就为敦煌地区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战争在敦煌却从未停息，吐蕃人的进攻曾经围困敦煌八年之久，他们一度占领敦煌地区，后来张义潮带领英勇的归义军收复敦煌地区。这段历史在敦煌光照史册。回鹘人对敦煌的觊觎也一直没有停息。他们也经常对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几个城镇发起进攻。

此次三界寺毁于战火，都僧录交给了道真一项任务，那就是重振三界寺。

公元 900 年开始的那场战乱道真没有经历过，但他知道那场战乱破坏性极强，901 年的某一天整个三界寺毁于一场大火，五年之后，三界寺才被重建，但寺中所存的经书已经尽数毁于火灾。

道真和尚走遍敦煌和附近大小寺庙去为三界寺乞经，用以充斥三界寺，一个寺庙，特别是敦煌的官寺，没有经书怎么能行！乞经时道真收集到各个寺庙古旧坏损的经书，加上手抄经，供养经，一起形成三界寺的藏经。

面对那些坏经，他认为不做点什么就是对法宝的不敬。敦煌地处偏远，法宝匮乏，需要大量佛经来丰富敦煌百姓的精神生活，于是他就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修补佛经的活动。

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张的管理和支用，可见当时纸张非常珍贵。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道真便四处募集废纸，号召信徒捐纸。虽然敦煌信徒很多，但富裕的人并不多，于是许多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只要反面空白的纸都被送了过来，道真在这些纸的反面抄写经文贴补到损坏的经卷上，用缺头断尾的佛经来裱补或配补残破的经卷（S.2952 的题记中就有“纸墨难得”的感叹）。“长兴伍年岁次甲午 6 月 15 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这段话记载于敦煌文书中，指明了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就是道真，也交代了时间。（北敦 14129 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同一目录又见于敦研 345 号、斯 3624 号）（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经书》《1990 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敦煌的修经人，数十年如一日，有组织有系统地对敦煌的佛经进行修复。修补的规模巨大，甚至出现过修经人批量补缀卷首的场面（图 13）。

众所周知，在书籍的保存过程中，由于存放地点的地质灾害、温度、湿度甚至是微生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加之纸张本身因常年的风吹日晒或者烟熏而出现的脆化现象，会不可避免出现不同程度的残损。尤其是敦煌这种存放了数万经书的大型藏书处，其藏书早至晋代的书卷，迟则为宋时的文献，时间跨度可谓非常惊人，因此敦煌的文献会出现大量的残缺不全，确实是难以避免的问题。

而道真主持修经补经的场面我们也只能靠我们的想象力去扑捉那些个瞬间，我们无法去想象那些细节，可能是在院子里，殿堂里！

总有一幕涌现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道真和尚在昏暗的灯光下低着头，一丝不苟，粘粘补补！

我们更没有办法去想有多少僧人、信徒或者供养者参与其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这场活动中，不过，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伟大的！

道真和尚曾经随着僧人访团到过内地，极有可能见识过内地僧人修经补经的场面。他是修经者中名气最大的那一位，实际上他也是唯一被正式记载在书中的修经者而在考古过程中被发现的人。敦煌的修经工作是一项旷日持久的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所以非常遗憾，其余的修经者的名字都湮没在了风沙之中。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修经者们，一是用收集来的残损不用的纸片，二是从废旧文书上剪切截取一些纸片，当作修补的原材料。

譬如现在编号为S.6806 的经文，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卷经文之上被贴补了一块残片，在残片的四周有着自然形成的破损，残片其上的内容是包括“唐文殊”“王顺”等人名的《差科簿》。（注：差科簿是唐代地方政府为征发徭役而编制的簿册。由县令亲自制定，以乡为单位，首先总计当乡破除包括死亡、迁徙、废疾、单身等的人数与现有的人数。然后在现有人数中按户登记所有丁男、中男的姓名、年龄、身份，如职官、散官、勋官品子、官、卫士、白丁等，并在各人名下注明其现实情况，如作官服兵役、服色役、上番或已纳资课、服丧、疾病等。不注明上述情况者，为下次徭役的承担者，以区别户等，避免科差不平。但各地官吏制定差科簿时，往往不甚严谨，加之时有官吏舞弊，因此差科依然不平）

因此，可以推测，这些用来修补的带字残片，很有可能就是道真等人从敦煌各寺收集而来的文本。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先生的研究指出：“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在敦煌文献中，留下修复记载的，也只有道真。且据已有研究可知，现有至少五十二件写卷可与其相印证。”（华夏记忆：林世田敦煌文化的脊梁：道真补经http://www.nlc.cn/newhxjy/wjsy/yj/gjyj/201104/t20110428_42193.htm）这五十多件写卷可谓是道真和尚的累累战果，而道真和尚不仅是硕果累累的修经人，还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经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敦煌文献大量呈现被修补痕迹（图 14），也不仅仅是敦煌修经人们的辉煌成果，某种程度上更是中国的修书匠人们一场盛大的演出，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他们的匠人精神，才有了今天的敦煌古卷。

在这些经卷中就有《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佛名经》等。

1990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施萍婷即提出《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就是道真和尚修复藏经时整理而来的，是当时需要修复的藏经的目录。（华夏记忆：《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作者林世田、张平、赵大莹）

那个曾经的少年，在他即将步入成年，就倾心做一件事，乞经、收集古经坏经、修经补经、抄经、诵经、保护经书，这是多么可贵呀！大泉河边，三危山下，白杨林中，莫高窟内，大漠深处，处处都留下了道真孤独但执着的身影！ 9lB8J2W+M20mI3f4x5q6bXvJxMvmFCnlEFdwC+VFpRi6ZJpdUuC1JdRfUmv1+k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