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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深夜，我为《穆斯林的葬礼》点上最后一个标点。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忍释卷，怀着深深的爱怜和依恋，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浸透心血和汗水的书稿通读一遍，又动手作后记，写毕已是九月一日凌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这句话，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从那一刻，婴儿脱离了母体，剪断了脐带，来到了人间。
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婴儿，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岁了。当母亲回头注视着在人间闯荡了二十年的孩子，不禁百感交集。感谢真主的慈爱，这孩子成长得很健康，而且人缘儿极好。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出世不久就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了那么多真诚的读者。据北京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仅他们一家二十年来的累计印数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万册，这还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多种版本，更不要说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盗版书。每一本书又在读者中辗转传阅，持续蔓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数次全文广播，又把读者面扩大到无数的听众。读者、听众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他们当中，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有与我血脉相连的穆斯林同胞，有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有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绝大多数都和我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一本书，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心灵沟通了。许多人是偶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看到这本书，顺手翻一翻，便放不下了。许多人是在辛劳的工作或学习的间歇，一边捧着饭碗，一边收听广播，一节听完，意犹未尽，期待着明天同一时刻继续收听。他们含着热泪向我倾诉，我含着热泪感受他们的心声。有的回族同胞说，他从这本书里了解了自己的民族，增强了民族自尊和自豪；有的读者说，她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穆斯林的葬礼》改变了她的命运；有的年轻朋友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使他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并将陪伴他一生。他们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之情令我感动，但这些赞誉，我不敢当。《穆斯林的葬礼》不是史书，不是教科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民族史专家，不是宗教职业者，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所经历、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我也不是哲人，没有先知先觉之功，怎么可能去改变他人命运，影响他人的人生？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而更愿意相信，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和作者共同创造了文学。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由广泛流传获得了生命，活在读者之中。读者的选择，历史的淘汰，最是无情也最有情。
还有的读者以极大的兴趣和我探讨《穆斯林的葬礼》的艺术技巧，这使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说过的话：“寻诗争似诗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穆斯林的葬礼》不是依照作者的设计，而是遵循她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书稿分两期在《长篇小说》杂志上刊出，上半部发稿时，下半部还只有一个目录，但我并不担心，一个已经孕育成熟的生命，分娩自然是指日可待的。
二十年后回忆当初，早已淡忘了“分娩”的阵痛，有的只是母爱的温馨和岁月的感慨：孩子大了，母亲老了。值得欣慰的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寒暑，我的孩子已经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既然我把她交给了读者，就让她继续生活在你们中间吧！在她的二十岁生日到来之际，我谨向尊敬的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你们二十年来对她的厚爱和呵护，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写于抚剑堂书屋